文赋集释

前言

陆机《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地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重要著作。为了全面地理解《文赋》的内容，有必要对陆机的生平思想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人。出身于三国东吴一个显贵的家庭。他的祖父陆逊是丞相，父亲陆抗是大司马，均为东吴名将，有大功于国。陆逊的从伯父陆绩则是汉末著名的经学大师。故《晋书·陆机传论》说他家是“文武奕叶，将相连华”。陆机自幼聪明好学，《晋书》本传说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但他的遭遇很不幸，刚满二十岁，晋灭吴，他的几个哥哥也被杀害。陆机只好和弟弟陆云“退居旧里，闭门勤学”。晋武帝太康末年，陆机和陆云离家奔赴洛阳寻求功名。他们拜谒了地位显赫的张华。张华喜爱文才，“性好人物，诱进不倦”，曾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介绍他们结识名流、权贵。故自元康元年（291年）起，陆机先后做过太子洗马、著作郎、尚书中兵郎、殿中郎等。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辅政，以陆机为相国参军，赐爵关中侯，又以为中书郎。后赵王伦图谋篡位未遂被杀，陆机亦受到牵连，被收押下狱。幸赖成都王颖和吴王晏的救助，得以免死，在将要被充军时遇赦。当八王之乱、天下动荡之际，陆机的朋友、同乡都劝他引退返吴，可是陆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不肯听从。他以为成都王颖“必能康隆晋室”，遂投奔他。成都王颖也很重用他，让他参大将军军事，后又为平原内史。太安二年（303年）成都王颖起兵讨伐长沙王乂，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陆机与长沙王乂军战于鹿苑，大败，宦人孟玖等诬机有谋反意，遂被杀，其弟陆云及二子均同时遇害，时机年仅四十三岁。

陆机在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他出身将门之后，很想承继父祖之业，有所作为。所以在闭门读书十年之后，就出去寻找出路。他在赴洛途中写的诗说：“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虽然怀念家乡，但更看重建功立业，希图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治理想在《遂志赋》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他在历数尧舜文武的功业后，接着就说：“仰前踪之绵邈，岂孤人之能胄。匪世禄之敢怀，伤兹堂之不构。”然后叙述了传说、伊尹萧何等先困顿而后遇明主故事，说：“彼殊涂而并致，此同川而偏溺。”他自己的态度是：“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拟遗迹于成轨，咏新曲于故声。任穷达以逝止，亦进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他的环境和遭遇，使他只好等待命运的安排。我们从他诗赋中所表现的忧伤悲凉心情来看，他对前途也确实并不乐观。陆机的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但亦有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一面。他在某些诗赋中亦表现了对道家为人处世态度的一定兴趣。比如在《列仙赋》中对仙人“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性冲虚以易足，年缅邈其难老”的赞美，《幽人赋》中对超“尘冥”、游“物外”、摆脱“世网”缠绕的羡慕，尤其是“文赋”中所表现的老庄思想的影响，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由于当时道家思想泛滥，而且儒道开始合流，陆机以儒为主而兼有道家思想，是和时代的思想特点一致的。

陆机是西晋代表作家，诗、赋、文章在当时负有盛名。他的著作很多，可惜多半已散失。所撰《晋纪》《吴书》等历史著作，也都亡佚。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赋和文的成就比诗要更高。陆机的诗以拟古之作为最多。拟古是当时文人的一种风气，它大半也是属于练笔或对古人诗文爱好而作，并非为了欺世盗名。陆机的赋以抒情小赋为主，有比较真实的思想感情，艺术上也比较成功。他的几篇著名的文章都是有为而作。如因“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二篇”。他看到齐王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就“作《豪士赋》以刺焉”。“又以圣王经国，义在封建，因采其远指，著《五等论》”。但是，陆机在文学方面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文赋》。

《文赋》的写作年代，迄无定论。杜甫《醉歌行》说：“陆机二十作《文赋》。‘但后人对此颇多怀疑。清人何焯以为这是杜甫误看李善所引臧荣绪《晋书》所致。然而也有人认为杜甫所说有道理，如清人徐攀凤即持此见。近人逯钦立根据陆云《与兄平原书》第八书提到《文赋》，又考出此书写于陆机四十一岁时，乃定《文赋》之作在公元301年。陆侃如又补充订正，认为当作于公元300年。然而他们所说根据并不很充分。姜亮夫先生于《陆平原年谱》中则认为陆云给陆机的第八书中“文赋”两字非指《文赋》，乃指文与赋。姜说也有一定道理。他同意杜甫之说，然而也没有提出新的有力证据。最近《武汉大学学报》载毛庆《〈文赋〉创作年代考辨》，根据陆机诗文中用语和《文赋》用语的比较而认为《文赋》系入洛后所作，亦可备一说。但是总的说，目前尚无材料可以确切地说明《文赋》的创作年代，不能轻下结论。好在这个问题对理解《文赋》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影响，尽可留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文赋》的基本内容，《集释》中已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在这里作简略的说明。

第一，关于《文赋》思想的历史渊源问题。《文赋》的要旨是讲创作过程。陆机的创作思想，从《文赋》来看，主要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陆机以前，还没有人具体地系统地论述过创作问题。儒家历来是重在论述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现实、文艺的社会功用等，而对创作构思、创作过程等却没有什么论述。但是，道家，特别是庄子在论述技艺神化问题时，则涉及了很多与创作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问题。道家思想在陆机那个时代很流行，陆机要论述创作问题，很自然地会从老庄学说吸取思想资料。他的《文赋》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很明显，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首先，是言意的关系。陆机是主张“言不尽意”的，此点郭绍虞先生在《关于〈文赋〉的评价》一文中早已指出。陆机在《文赋》中虽然也力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但感到非常困难，所以只能说：“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表现出道家观点。何焯评此段云：“作文之妙处不可言，但去其病处而妙已全矣。赋中历剖病处，正要人从此下手，究竟赴节应声之妙，原不可言。文也几于道矣。”这个评论是深得陆机本意的。其次，是在构思过程中强调“虚静”。陆机认为创作构思的成败，关键是在能否做到内心“虚静”。《文赋》开篇就提出要“伫中区以玄览”，“玄览”即是“虚静”之意。故许文雨说：“此道家深观物化之说。”进入构思过程时，《文赋》又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李善说：“收视反听，言不视听也。耽思傍讯，静思而求之也。”这种不视不听的境界，也就是庄子所说的“虚静”境界。（参见35页“释义”部分）《庄子·天地》篇说：“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虚静而后能智照日月，洞察精微。《文赋》又指出，当创作中碰到“岨峿不安”的蹇塞状况时，则应当“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为言”。这也是指的虚静境界。再次，陆机论创作十分重视灵感的作用，他把灵感的产生归于“天机”。李善注云：“《庄子》：‘蚿曰：今予动吾天机。’”司马彪曰：“天机，自然也。”又《大宗师》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也。”刘障曰：“言天机者，言万物转动，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这里说明了陆机把“应感之会”归于“天机”，即是强调创作成败决定于自然天资，而非人力之所能强求。这正是老庄思想影响的反映。

第二，关于《文赋》的理论是不是形式主义理论的问题。这也是正确评价《文赋》的重要问题。我个人认为《文赋》不是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理由是：一、《文赋》重点论述文艺创作形式方面的问题，并不等于就是形式主义理论。是不是形式主义理论，主要看它是不是离开内容讲形式，片面地追求形式美。而在这一点上，陆机是在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讲形式的，显然没有这种偏向。“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他是反对“遗理以存异”“寻虚而逐微”的倾向的。他主张情貌统一，体物相合，着重在说明形式如何充分为表达内容服务，这怎么能叫形式主义理论呢？二、陆机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虽有关系，但也不能等同起来。有的研究者认为陆机的创作是形式主义的，因此他的理论也是形式主义的。这种推论似乎并不妥当。陆机的创作从思想内容上看，还是很有价值的。他的诗赋多数还是真实地抒发了自己思想感情的。他的文大部分也是有为而作。不能以他的拟古诗是学习和模仿的产物，就说他的全部创作都存在这样的倾向。同时，即使陆机创作中确有形式主义倾向，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的理论也一定是形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矛盾在很多作家身上都存在着。这两者并无必然联系。三、陆机《文赋》中的理论和六朝文风的关系问题。有的研究认为《文赋》讲“诗缘情而绮靡”，主张“艳”，又提出会意尚巧、遣言贵妍、音声迭代等，开创了六朝绮靡华艳的形式主义文风。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六朝重视艺术形式，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联系文艺发展状况来看，儒家是忽视艺术本身特殊规律的，六朝注意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是对艺术发展的促进，不能把重视艺术本身规律说成是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陆机《文赋》中这些主张，在《文心雕龙》中都被肯定，而且有所发展。六朝文学确有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但那是由于一些统治阶级文人的片面提倡，违背了陆机提出的为内容服务前提下重视形式的基本原则。这显然不能归罪于陆机。相反，我们倒是应当充分肯定陆机这些主张对六朝文艺形式发展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三，我想谈谈《文赋》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它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篇关于创作问题的专论，虽然不能与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相比，但从具体地全面地分析创作过程来看，又为《文心雕龙》所不及。六朝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各家各派的文学理论批评可以说都受到《文赋》的启发。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是进一步发挥了陆机论文体部分而产生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更是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文赋》的内容。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倡论文心。”《文赋》的每一个论点，在《文心雕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此点我在《谈谈关于〈文赋〉的研究》（收入拙作《古典文艺美学论稿》）一文中已作了详细对比，此不赘述。齐梁之际的声律派的基本美学思想也导源于陆机。沈约等人强调四声八病，目的就是要使诗歌语言平仄相间，造成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这个基本原则，和陆机提出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是一致的。萧统在《文选序》中对文的概念的认识，也脱胎于陆机。陆机在论述各种文体时，没有涉及经、史、子，萧统编《文选》，也不收经、史、子，把政治、哲学、历史著作和文学区分开来，这对探讨文学的特征颇有好处。萧统对“文”的范围的理解和《文赋》相一致，而与《文心雕龙》不同。此外，《文赋》重视创作过程中外物对人的感情的影响，这对刘勰、钟嵘也有很大启发。钟嵘在理解“物之感人”时比陆机更广泛，不仅是自然事物，还包括了社会人事。陆机重视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强调诗歌是“缘情”的，这对整个六朝文学理论批评都有深刻的影响。陆机指出创作中要“因宜适变”，顺于自然，包括对语言音节美也要求自然流畅，这对钟嵘等提倡自然清新之美也有直接启示。至于《文赋》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构思问题、灵感问题、继承和创新问题、风格问题、结构问题等等，对后来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都有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对《文赋》的历史价值应该给予充分的估计。

张少康　1981年12月

2000年1月作个别文字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