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非城镇化的前景与机遇

尽管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城镇化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但城镇化仍然是中国和非洲国家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引擎。毫无疑问，中国和非洲的城镇化对各自经济社会的预期贡献仍然是可观的。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徐林（2018）指出，按照城镇化表现出的一般规律，中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较快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9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卓贤等（2019）采用过去40年的城镇化率历史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预测中国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预计2027年城镇化率达67.52%，2032年突破70%，未来10年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非洲国家的城镇化也仍将持续发展，到2025年，非洲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将超过100个。到2050年，非洲城镇化率将达到56%，非洲城市人口也有望从2015年的4.71亿人增加至2050年的13.3亿人，占全球城市人口的近20%（Muggah et al.，2018）。非洲不仅城市数量全球增长最快，且人口也最年轻。

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方面，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导和创新驱动的时代，将更注重发挥城市在创新中的作用。各类创新要素在城市平台聚集组合，提高了知识扩散带动的创新创业效果，企业和个人在知识溢出效应的驱动下逐渐向城市靠拢，各类生产要素组合成更加高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形成中国城市增长的不竭动力（徐林，2018）。非洲则将进一步推动工业化，使之成为驱动城镇化的主导力量。尽管非洲国家曾经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至今没有实质性改变，陷入“有增长无发展”或“有增长少发展”的尴尬局面（李智彪，2016）。实现工业化已成为非洲国家的共识，没有工业化，非洲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和经济独立。一方面，非洲国家应制定并实施促进工业化发展的产业政策，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技术、资金、人才支持，并致力于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应协调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发展以工业为依托的城镇化，避免对低端服务业扩张的过度依赖。

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方面，中国将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含义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就是要让为居住地城镇化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同权享有当地经济发展成果，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均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同工同酬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宣宇，2016）。未来，中国各类城市政府将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降低落户门槛，加快制定公开透明的落户标准，让那些有稳定就业和落户意愿的常住人口及其随迁家属能够在常住地落户，并享受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徐林，2018）。中国还将以智慧城市建设化解“城市病”。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慧技术领域的快速进步，使其可以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运营、能源调度和节能、社保体系运营、治安网格化监控等广泛领域深度融合，为智慧化城市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智慧城市的建设，将进一步便利人民生活，改善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有效治理“城市病”，促进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非洲城市还有三分之二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待投资。为此，各国将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发展的首要议题。埃塞俄比亚提出第二期“增长与转型计划”，肯尼亚提出“四大发展目标”，乌干达提出第二期“国家发展计划”，坦桑尼亚提出“国民发展五年计划”，埃及推出“埃及新行政首都”和“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等政府重大计划，赞比亚实施“第七个国家发展规划”，等等。非洲也将以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为基础促进区域、跨国城市走廊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城市走廊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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