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湘楚渐盛：鸦片战争前后的江督选任
上节已述，道光朝 ( 1821—1850) 汉人江督已占多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中 ( 1830—1853)，陶澍、陈銮、李星沅、陆建瀛等来自湘楚地区的著名江督相继涌现，加以贺长龄、唐鉴、李象鹍、魏源、黄冕等湘籍要人在江南各界的影响，东南地区呈现了“湘楚渐盛”的特殊新局面。这与湘人在道咸之际经世致用浪潮中的大放异彩，无疑是相辅相成的。
正如孟森所云：“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 (陶) 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1从道光初年起，陶澍、贺长龄崛起于东南，创行漕粮海运。尤其是陶澍自道光十年至十九年 ( 1830—1839) 坐镇两江近乎十年，以学问优长、为人爽直而任事勇敢，受道光“特别信用”；加以曹振镛等大吏支持，又有幕僚 (魏源等) 及能吏 (俞德渊等) 辅助，故淮北票盐改革等事业获得巨大成功，既往研究较多。2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除了大名鼎鼎的陶澍和贺长龄之外，其他湘人的科名和宦途也大有起色，东南地区汇聚了一批湘楚精英。道光十二年 ( 1832)，后来出任江督的李星沅考中进士，点了翰林。其幕主陶澍在贺函中说：“今岁会榜，我省六人皆用，而馆选三人，尤为各处所未有。”3两年后，李星沅简放四川乡试主考官。翌年春 (1835) 会试，工部尚书、湘人何凌汉 (何绍基之父) 为会试副总裁之一，李星沅与同乡京官汤鹏、丁善庆为同考官，陶澍不禁感叹，此“亦湘江一时之盛也”。4道光十四年(1834)，陶澍奏请唐鉴调任江苏江安粮道，奉旨允准。5两年后，唐鉴升贵州按察使，而李象鹍则简放江苏按察使，极湖南同乡一时之盛。6道光十八年 (1838)，唐鉴在“同乡诸大老”的助力下，升授浙江布政使，旋调江苏布政使，而以李象鹍任贵州按察使。据湘籍军机章京陈本钦透露的内情，此中一大原因是“江南督、抚皆湖广人”，故朝廷有意将李象鹍调开。7这时陶澍和湖北人陈銮分任东南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唐鉴又新调江苏布政使，可见湘楚势力在东南的兴盛。
道光十八年 (1838) 以后，陶澍经常生病，故该年五月，清廷调唐鉴为江宁布政使，为陶澍分劳。据陶澍女婿胡林翼得自军机大臣潘世恩的消息，道光“时刻眷念”陶澍，“每一询及，辄叹人才难得”。但道光和清朝高层也不得不物色两江替手，感到非常为难。是年冬，陶澍病假折到京，道光为此“焦急，日筹替手，未得其人。逋仙 (林则徐) 差强人意”，但道光“意谓其精细有余，犹恐不能如 (陶澍) 近年政绩之茂”，故欲待林则徐赴广州查办鸦片事竣，再看情况。8不料翌年 ( 1839) 春，陶澍就病重开缺，不久溘逝，朝廷遂以林则徐为江督。但林氏正在广州查办鸦片案，故由江苏巡抚陈銮署理江督。不幸的是，该年冬陈銮也因病逝世。在此背景下，道光二十年 ( 1840) 春，江宁布政使唐鉴被人参劾，随后调任闲散京职太仆寺卿。9鸦片战争后，熟悉盐务、赈务，在江苏任职多年的能员干吏黄冕被遣戍新疆，魏源不禁为之叹惜。10东南地区的湘楚势力遭受重创。
在陶澍、陈銮病逝之初，林则徐和邓廷桢分别补授两江总督，可见道光还是倾向用出身翰林的南人接任江督。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情况陡然起了变化。一则林则徐、邓廷桢并未赴江督之任，随后获罪遣戍新疆，再则江督调动频仍，再度以旗人及北人为主，比如伊里布、裕谦、牛鉴、耆英、璧昌相继担任江督。不过，迨《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陆续签订后，道光任用耆英等人在广州办理对外事务的同时，在东南地区再次重用湘楚汉人。道光二十五年 (1845) 以后，湖南人李星沅和湖北人陆建瀛相继出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湘楚势力在东南再度回归，就是一个明显标志。
之所以有此变化，一则翰林出身的李星沅和陆建瀛颇著能名，深受重科名的道光及高层信任；11再则，或许也与当时漕运愈益难办，道光决心再行海运不无关系。12无论如何，到道光末期，十年之前江南督、抚皆是湖广 (湘楚) 同乡的局面再度出现，湖湘干吏也纷纷来江苏发展。
道光二十七年 ( 1847)，赏给六品顶带、从新疆释回的黄冕故地重来。八月，江督李星沅和苏抚陆建瀛联衔奏称：黄冕遵照海运捐米之例，加倍缴银，希望捐复知县。13不久，外间就传言李星沅对湖南同乡魏源、黄冕“言听计从”。14而御史曹楙坚奏参黄冕一折中有云：黄冕口称江苏“督、抚皆是同乡”，故来江苏各处招摇；“近又夤缘欲在海运局中充当幕友，以图把持一切”。15尽管外间传闻或许不无夸大，而李星沅和陆建瀛亦有分歧，黄冕随后也被驱逐回籍，但湘楚同乡在江南的声势，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湘籍名宦严如熤之子严正基就是另一明证。道光二十八年(1848) 七月，严正基“因江苏捐输米石案内议叙”，免补奉天复州知州原缺，以同知分发江苏补用。次年 ( 1849) 正月简放江苏苏州遗缺知府，旋补常州知府。16三十年 ( 1850) 二月，江督陆建瀛破格奏请严正基升署淮扬道。他称严氏“才优守洁，不避嫌怨，熟悉河务机宜，而无河员习气”, “虽历俸未满五年”，而“为缺择人”，洵堪胜任。17仅仅一年之后，陆建瀛又奏请严正基署理江苏按察使。18可见升除极速，备见重用。
值得指出的是，道光六年 ( 1826) 的漕粮海运由陶澍、贺长龄、陈銮、魏源等人办理。二十多年后，道光二十八年 ( 1848)李星沅、陆建瀛再行海运。虽因青浦教案等因素刺激，海运旋又中止，但道光三十年 (1850) 陆建瀛又旧议重提，奏请来年苏南四属“白粮海运”，随后获得成功。此后“漕粮海运开始取代河运，海漕成为清代后期漕运的主导方式”。19淮北行票盐法始于陶澍，后来陆建瀛采纳魏源等人的建议，又仿行票盐法于淮南。这均可见鸦片战争前后，东南地区湘楚势力人脉和政策的延续。20
此外，江督由耆英、璧昌过渡到李星沅、陆建瀛的过程，也体现了从八旗到湘楚的转移，其间既有旗汉之别和位置之争，也有政见分歧，尚可稍作疏论。
自从陶澍久任两江总督之后，对湘楚士商而言，江督就有了别样的意味。李星沅早年曾任陶澍幕僚，他于道光十八年 (1838)刚卸任广东学政，就为广东巡抚祁 保举“才堪外任”21，遂由翰林院编修外放陕西汉中知府，随后迎来了火箭式提拔。四年之中，历任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于道光二十二年 (1842) 九月三十日，亦即《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升任陕西巡抚，成为湘人中的政坛新星。22在此背景下，李星沅自然很关注江督的变化，平日和僚友也多有论及。他们一则称赞陶澍“遇事果敢”，知人善任，能推诚置腹，“以是文武乐为之用，大小事无不举”，感慨“今之封圻无足肩随者”；再则感叹江督难为，有谓：“江南河帅催漕帅，漕帅催总督，惟总督则既顾河、漕，又顾地方，几乎四面受敌，鲜有堪此席者。”23道光二十二年 ( 1842) 十二月初三日，李星沅入京觐见，新任军机大臣祁寯藻就声泪俱下地说：“他日要害 (江南) 必属”李星沅，故“不可不早为计”。因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夙重李星沅，遂劝李氏“以密函陈时事，深言练兵选将，明赏罚。及今为之，正所以保和局，非挠和局而争战也”。此外，李星沅乡试座师石纶亦谓其“必至两江” 。24道光二十三年 ( 1843) 九月初一日，李星沅听说道光很是嘉奖他和署理江督璧昌、山东巡抚梁宝常，而江苏巡抚孙善宝精力不济，故“将来更调 (江苏) 在意中”。25
果然，次年 (1844) 二月，江督耆英调任两广总督，而擅长武备的福建将军璧昌再次署理江督。但李星沅认为耆英仍“眷眷于三江”，将来或将回任。他不甚看好璧昌，起初谓其似难实授，中间又称“璧昌耳聋，亦非堪两江者”，后来又听闻道光对人说：“我但有人能作江督，何致用璧某 (璧昌) 。”26道光二十五年(1845) 李星沅调补江苏巡抚，善看面相的官员就“以其面上多三江气”，预测“此行当晋两江 (总督)”。27饶有意味的是，江督璧昌在苏州会见李星沅时，亦谓李氏“相貌有福气，可为文毅(陶澍) 替人”。但璧昌对李星沅表面恭维，私下却多防范和诋毁，似颇存旗汉、文武之见。28李星沅将这些传闻和品藻一一写进日记，或即反映了他的所思所想和关切所在。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正月，直隶布政使陆建瀛升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贺长龄私下称赞其“豁达渊亮，遇事有识”29。八月二十三日，江苏巡抚李星沅升云贵总督，陆建瀛调江苏巡抚。次年(1847) 三月十六日，李星沅调两江总督，六月二十九日在江宁接印。于是，再次出现江南督、抚皆是湖广 (湘楚) 同乡的局面。30
但李星沅就任江督后不久，两广总督耆英就奉旨北上觐见。李星沅与耆英在鸦片战争时就有“旧隙”。31而今耆英以擅长夷务著称，李星沅却与其见解颇有不合。32耆英则对江宁将军裕瑞说：“汉人眼孔多”，不无满汉之见横亘胸中。33故道光二十八年(1848),李星沅几乎每日都在担心耆英来夺江督。34青浦教案发生后，两江对外交涉需人。耆英奉旨来江苏查看，李星沅即推测“或即留作此间替人”。此后，李星沅及江宁布政使傅绳勋均担心朝廷将李星沅和耆英互调，李星沅亦“附陈不谙夷务，隐存避位之意”。而与耆英接近的上海道咸龄则称“夷情骄恣日甚，道县殊不可为”，意在调耆英任江督，当可为力。35无论如何，耆英仍未接任江督。但道光二十九年 (1849) 春，李星沅因反对江苏折漕和清查积欠，影响了他与穆彰阿的师生关系，遂决意病辞。他预测的替手一直是耆英，而朝廷最终却选择了“驾轻就熟”的江苏巡抚陆建瀛。这让李星沅感到“当不至分外腾掀，或较他者 (耆英)为妥”。36
云贵总督程矞采在致军机章京王发桂的密函中评价此事称：“东南近事，患不在粤，而在江浙。李 (星沅)、陆 (建瀛) 相继，自是一时人望，而用兵似非其所长。”37作为翰林出身的汉人文官，李星沅和陆建瀛确实在武备方面有所欠缺。与旗人不同，当时汉人文武分途，作为文官的汉人督抚名义上节制提督、总兵，但实际上并不容易办到。李星沅曾向邓廷桢抱怨“督抚有节制之责，无节制之权，徒以文臣未谙武备，为论者所姗笑”。38他也曾致函穆彰阿，论及总督“有节制提镇之名而无节制之实，似宜明降谕旨，再申定例，责成查察，庶总督有所凭藉，而令在必行，提镇有所顾忌而志不敢肆，似于营务有裨”。39在授李星沅江督之前，道光、赛尚阿对李星沅的担心，亦在“未谙武备”和“不甚谈武”。40
道光三十年 (1850)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李星沅继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师，次年亡于军中。咸丰三年 ( 1853),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后，顺江而下，江督陆建瀛兵溃身亡，饱受抨击。 “李、陆相继……用兵似非其所长”似乎一语成谶。不过，这不仅是文官不善用兵之过，也是兵制到了亟需改革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1 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5页。
2 魏秀梅：《陶澍在江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265—274页。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6卷，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6页。李少军：《陶澍在两江地区取得政绩的原因》，何鹄志主编：《论陶澍》，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7—59页。
3 《陶澍致李星沅》 (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岳麓书社2010年影印版，第60—61页。
4 《陶澍致李星沅》 (道光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第65—67页。
5 《安徽道唐鉴调江安督粮道折子》 (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380—381页。
6 《陈岱霖致贺熙龄》 (道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第250—251页。
7 另一原因是为丁忧服阕的前任江苏按察使裕谦腾缺。《陈本钦致贺熙龄》 (道光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第237页。
8 《胡林翼致陶澍》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2册，1085—1086页。
9 《唐确慎公墓志铭》, 《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349页。
10 黄冕的经历，参见《呈请捐复知县之六品顶带黄冕履历清单》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078715。魏源见到新任陕西巡抚李星沅，称湖南同乡谢兴峣 (果堂)、黄冕 (南坡)、严正基 (仙舫) “皆极一时之选”,而今成都知府谢氏被革职，黄冕被遣戍，“殊为人才惜之”。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8页。
11 李星沅和陆建瀛均提拔甚速。道光称江督李星沅和苏抚陆建瀛“皆能办事”。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四日，第775页。
12 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 (1730—19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5—150页。
13 九月初二日奉旨不准。《李星沅、陆建瀛奏为准留甘肃差遣赏给顶带人员前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呈请加倍捐复知县援例具奏》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078714。
14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一至十四日，第721页。
15 《曹楙坚奏报已革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因定海失事案内问拟遣戍奉旨释回却逗留在江苏情形片》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080181。
16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
17 《陆建瀛等奏请严正基升署淮扬道事》 (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2789-035。
18 《陆建瀛奏为委令严正基署理臬司篆务事》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4083-074。
19 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100—103页。周健：《维正之供》，第153—157页。
20 咸丰三年 (1853)，太平军攻破江宁，陆建瀛战死。后来，江督曾国藩为陆建瀛奏请昭雪，称“公是公非，不可不持”。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3册，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同治六年五月初十日，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216—1217、 1459页。
21 《陈本钦致贺熙龄》 (道光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第238页。
22 关于李星沅及其日记，参见何汉威：《读 〈李星沅日记〉 ——兼论李星沅其人》,《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352页。韩策：《〈李星沅日记〉 和 〈张集馨年谱〉 是怎样传钞流转的——瞿兑之传承近世文献的重要一页》,《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2年第6期。
23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第343—344页。
24 《李星沅日记》上册，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第458页。
25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第528页。
26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三月十三日、九月初七日，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第550、 554、 576、 665页。
27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三十日，第606、 607页。
28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十五日，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第668、 687、 716页，
29 《贺长龄致曾国藩》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第153页。
30 陆建瀛科名在李星沅之前，李称陆“前辈”, “北省同乡”。 《李星沅日记》上册，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二日，第39页。
31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第703页。
32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二、二十四日，第713、 715页。
33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第745页。
34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有云：耆英奉旨入都述职，“真是好好脱身，意或先离两广，再到两江。私心希冀，亦愿早来，卸重肩也”。两日后又云：“某老垂涎金陵不已，此次回京，必图如愿。止可静以俟之，果能速为脱手，亦幸事也。” 《李星沅日记》下册，第732页。据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 所收《李星沅日记》之稿本，“某老”系由“介老”改，指耆英 (介春)。
35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十三、二十七日，四月初五日，第740、742、 743页。
36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四日，第780、 781页。文字已据稿本校订。
37 《咫闻斋来函》 (道光二十九年), 《王发桂所存书札》，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38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第558页。
39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第492页。
40 《李星沅日记》下册，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第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