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全球文明

阿马蒂亚·森

印度经济学家，

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

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北京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与大家互动。我选择了近年来争议非常大的文明话题作为我的演讲主题。

我们主要用两种方法研究世界文明史。一种是采用包容性的方法理解世界各地的文明，关注不同文明形式之间的分歧和依存关系，这些关系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包容性方法”。“片面性方法”则是另一种研究方法，它将不同地区的文明视为孤立的个体，分别研究不同文明的信仰和实践，仅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附带思考（如果有的话）。前者书写了我们所说的“全球文明”的历史，它与片面性方法的孤立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片面性方法是所谓“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主流方法（这里强调“文明”的复数含义）。我在这里主张采取一种不那么片面、更具包容性的方法。

近年来，这种片面认知世界文明的方式（在西方）大行其道，特别是以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形式出现。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在过去不时出现，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明冲突论已经上升为许多西方国家的核心关切。在此思想流变中，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而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不仅将世界推向了一个冲突和不信任的可怕时代，而且还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文明冲突论”这一惊人论调的关注度。确实，许多有影响力的评论家都受此诱导，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暴力行径与文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宗教方面的鸿沟）存在紧密的联系。

如果说（研究世界文明的）片面性方法本身存在许多内生性缺陷（我将讨论其中一些），那么这些缺陷已经进一步被文明冲突论所放大和复杂化。其中一大问题便是将世界人民按照某种据称占据支配地位的主观的分类系统划分为不同的族群。将某个人简单看成所谓不同文明的一员（例如，在亨廷顿的论述中，即有“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印度教世界”或“佛教世界”等成员分类），是过于简单的划分维度和标准。事实上，“不同文明是否有冲突？”这个问题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假设之上的，即人类可以被孤立地划分为不同而分散的文明群体，并且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简单地抽象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是严重失真的。）

二

将人类按照文明来划分的片面性方法存在一个基础性问题，即需要假设每个人所谓的“文明身份”对其思维方式具有支配性影响，但却忽视了人的经济、社会、政治、语言、职业或工作团体等其他身份的重要性。在我最近出版的书籍《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我探讨了这种对于单一身份的隐性信仰所造成的危害（容易引起个人思想上的混乱）。同时，我还讨论了以下两点：（1）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如何被用来煽动暴力（如恐怖分子招募新人实施针对“他者”的激烈行动）；（2）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如何使得对抗分裂主义者的暴力变得困难或者增加了赢得所谓“反恐战争”的难度。

然而，除了基于文明差异假定个人只有单一身份这一问题外，片面性方法还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孤立的部分予以研究和解读，这进一步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让我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两种不同观点。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杂文杂记》中，作者声称“现代文明中的三个重要元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虽然新教的出现与中国人无关，但他们对卡莱尔所列举的现代文明中的另外两个元素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然而，火药和印刷术诞生在中国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垄断了这些创新发明。或早或晚，火药和印刷术最终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启发了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新的发明创造。在我们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中，技术发明的传播和创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卡莱尔正确地谈论了他所谓“现代文明”的元素，并没有将它们简单地视为地域性文明（比如“中华文明”或“西方文明”）独有的发明创造。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的著作《格致新机》中也秉持了同样的思路，培根在书中将“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称为文明世界的主要发明。实际上，这三大发明创造都诞生在中国，但是培根正确地将中国的发明创造称为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将这些发明创造仅仅视为中国特有的成果与将它们视为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地区在传统和成就上没有差异——相反，这样说是很不明智的。事实上，世界上的许多发明和革新确实起源于某一地区，然后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的影响力逐渐扩散到全球，并引发新的文明交流。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曾非常清晰地阐述过这一观点：“在人类智慧的产物中，我们所理解和欣赏的，也为我们所拥有，无论它们的文化归属。”这种全球化的思维引导我们对世界文明采取包容性的视角，而不是片面地理解孤立的文明。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片面性世界文明分类方法之下还存在许多狭隘的概念，这些概念是片面性方法的体现。我们考虑一下所谓“西方科学”的概念（这一名称是否合适），“西方科学”的内容明显借鉴和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明遗产。有一个知识传承链条将西方数学和科学的发展与众多非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联系起来，比如印度、伊朗和阿拉伯人在数学上的发明和创新。即便在今天，当麻省理工学院或哈佛大学的现代数学家使用“算法”（algorithm）来解决某个计算难题时，他（她）实际上也是在帮助大家记住9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密所做的贡献，从他的名字“Al-Kh-warizmi”衍生出了“算法”这个术语。“代数”（algebra）一词则来自花拉子密关于代数的著作《移项和集项的科学》。

全球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繁荣并不仅是西方主导的结果，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进步涉及全球层面的国际互动，其中许多互动都发生在欧洲之外。比如，被培根称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各种事物状态”的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印刷术是中国人在隋唐时期的伟大发明。当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的时候，韩国人和日本人也正在努力研究这项技术，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印刷术的应用仅限于中、日、韩三国吗？并不是。

印刷术的首次使用就充分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世界上现存的第一本用纸印刷而成的书籍（准确地说是第一本能确切考证印刷日期的书籍）是印度佛教哲学的梵文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译为《金刚经》）的中译本。梵文的《金刚经》早在5世纪初就被鸠摩罗什翻译成了汉语，并在4个世纪之后的公元868年被印刷成册。鸠摩罗什祖籍天竺（今印度），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中国新疆库车），曾广泛游历。他深通佛理，又精通汉、梵两种文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组织800多名僧侣共译经300多卷。在这个历史故事中，我们还无从看到西方世界的身影，直到许多个世纪之后，印刷术传到了西方，才推动了西方文明的繁荣发展。

我所谈到的这些被培根或卡莱尔称为文明重要元素的发明创造，最初都是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事实上，中国的发明创造远远多于培根或卡莱尔所列举的案例，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西方确实主导着高科技的发展，但在1000多年前的公元1000年，许多“高科技”发明都来自当时的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风筝和指南针、滚轮手推车和水车、弓弩和火药、时钟和铁链悬索桥，这些1000多年前的高科技发明已经在当时的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充分的发展，而当时的欧洲等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对这些发明还知之甚少。

我们现在所称的“西方科学”不仅根植于本土创新（它们确实很重要，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且还充分借鉴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科学技术的成果。事实上，一大批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卓越贡献者：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伊朗人、非洲人等，深刻影响了欧洲在科学、数学、哲学和工程技术上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对推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功不可没。

有时候，我们仍可以从现存的文字和语言中追寻那段全球历史的痕迹。我在前面谈到了算法这一术语的阿拉伯起源，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三角学中的“正弦”（sine）术语。“正弦”一词在基础数学中被广泛使用。古代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在5世纪时就已经使用了“正弦”的概念（这仍然是现代三角学的核心概念），他称其为“ardha-jya”，在梵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半弦”（half-chord）。从那时起，这一术语开始了其神奇的传播之旅。正如霍华德·伊夫斯（Howard Eves）在他的《数学史概论》中所描述的：

阿耶波多称其为“半弦”（ardha-jya）和“弦半”（jya-ardha），然后又将其简写为“弦”（jya）。阿拉伯人将梵语“jya”音译为“jiba”，然后根据阿拉伯语省略元音的做法，将“jiba”写成“jb”。除其技术意义外，现在的“jiba”在阿拉伯语中已经是一个无意义的词语。后来有些读者发现“jb”是无意义的“jiba”的缩写时，就用“jaib”取而代之，它包含相同的字母，但在阿拉伯语中却是一个好词，意思是“小海湾”或“港湾”。大约在1150年，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在翻译阿拉伯语时，将阿拉伯语的“jaib”翻译成了拉丁文的“sinus”（意为“小海湾”或“港湾”），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正弦”（sine）一词便由此而来。

这只是世界文明的全球历史的一部分，但这个例子涉及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所以我们很难用“西方科学”或“西方数学”这样的粗略命名掩盖这一切。

三

是时候总结一下了。当下日益流行的片面和狭隘的文明思维模式不仅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极不完整的历史图景，而且还疏离了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关系，增加了它们彼此间的敌意。它正在加深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沟壑，并且助长了人类的分裂主义，强化了不同人群间的敌对看法。

碰巧的是，当下的西方世界正在遭受那些鼓吹所谓文明和传统之间的分歧的激进分子的暴力威胁。伊斯兰激进组织就通过宣扬西方文明和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差异来招募心怀不满的年轻穆斯林，但恐怖分子却绝口不提穆斯林民众也有与其他文明的民众一样的追求，包括被称作“西方科学”的科学和技术，它们被视作严格分离的“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毫不意外，反西方的所谓“圣战”主义者，包括恐怖分子，喜欢宣传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之间存在根本对立的观念。这有助于他们招募反西方的极端分子，并随时准备对西方发起袭击。真正可悲的是，西方的狭隘主义者非但不反对这种错误且对立的二分法，而且自以为是地将世界历史分割成一个个孤立、彼此疏远且狭隘的文明。这非但没有遏制反西方的暴力思潮，反而助长了恐怖分子激进的对立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狭隘主义与伊斯兰激进主义都是一丘之貉。

理解全球文明本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我们的科学和历史，还在于避免片面和狭隘地认知当代世界，片面和狭隘的认知催生了世界上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由于中国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我觉得应该利用在北京论坛发言的机会来探讨理解全球文明的重要性，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然，赋予全球视角以应有的地位主要是认识论上的原因，它有助于我们对世界文明史形成一个更全面而非狭隘的理解。然而，除了这个基本的历史认知之外，我们还必须从政治上认识到，对文明的片面认知极大地助长了世界上的政治紧张局势。一方面，分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会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他们希望借此煽动不满和塑造敌意，从而制造暴力冲突；另一方面，它迷惑了反对暴力的群体，他们希望构建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深信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是孤立且缺少联系的这一观点。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不同文明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唇齿相依、休戚与共。重新认识全球文明、讴歌全球文明发展背后的交流和联系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本文根据作者在2006年北京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