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中国文化的精神

楼宇烈

作者简介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协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兼任校内外几十家中国文化社团的顾问和指导，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东方哲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作品包括《王弼集校释》《荀子新注》《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中国的品格》《宗教研究方法讲记》《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

内容介绍

反顾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处境，主要有两个不平衡：一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不平衡，二是传统与西学之间的不平衡。这两大不平衡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和国人的心灵困境。环顾现今世界文化，其发展呈现出两大动向：一是向传统的回归，二是对东方愈来愈关注。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值得我们重新审视。首先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关注和学习传统是否要求我们盲从？其次，西方世界在历史上及当今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根本精神是什么？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又有怎样的内涵？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今天非常地激动，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为我们学校研究生院开设的“才斋讲堂”第一讲做讲座。此时此刻，我想起了55年前我来到北大时的情景，当时我进入了哲学系，因为哲学系强调多学科的结合，我选择学哲学，也是因为既放不下对人文的兴趣，又放不下对科学的探索。我看到招生简章里有一句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总结，就选择了哲学系。到了北大以后，哲学系没有让我失望，上一年级时，我们每周都有一堂自然科学的讲座，讲授天文、地理、历法、物理、化学、地质、数学等各个学科的前沿问题，到现在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是坐在底下听讲的，教室就是现在的外文楼113，我不知道现在还叫不叫113，这是55年前的情景。我觉得北大确实是一所有多学科优势的大学，能够到北大来，能够听到各个方面的学者们做学科发展方面的最前沿的讲座，这是非常难得的，也非常幸福。

我最近也经常到外地的大学去做讲座，外地的大学一听到北大这样的情况都非常羡慕，所以我们要珍惜北大的学习环境。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其实当时我是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后来“传统”两个字我大概是说漏了，所以就变成“中国文化的精神”，这个题目就比较大了。中国现在的文化是不是也是中国文化啊？当然也是。我讲的以传统文化为主，但是并不跟现代文化冲突，传统跟现代是分不开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中，有很多传统文化的基因是去不掉的。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想我们的同学平时经常会讲这么一句话，叫“血浓于水”，这句话看起来很普通，也很平常，其实这句话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西方文化里大概是不会有这句话的，只有在中国的文化中才会强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非常重视血缘的关系，生命就是血缘的联系，父母、子女之间生命的联系是一种血缘的联系。西方文化重视的不是父母、子女之间血缘的关系，他们强调父母、子女之间的平等，因为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生命都来源于上帝。中国人的生命观念则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来源于他的父母，父母的生命又来源于他们的父母，最后追到了祖宗，一直到了祖先。那么再扩大一点呢，就是万物。不管人类也好，兽类也好，禽类也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万物共同的祖先。中国人这种血缘的连续非常深刻地种在了中国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中国人一张嘴就是血缘的思想。中国还有一句话，叫“父债子还”，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句话，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不太能接受这句话，认为父债为什么要子还，这在西方确实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刚刚讲过的生命观念的不同，他们没有这个观点。在中国，由于有血缘关系，子女的生命是父母的延续，甚至子女的身体发肤都是来源于父母的，那么父母没有完成的事情，子女是有责任去继续完成的。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又有了一个相应的思想——“父财子用”，西方就没有哪个人要求去世后子女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产，这个都跟生命观念有关系。生命观念形成了中国的这些观念，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批判得最集中的就是宗法血缘观念和宗法血缘制度，因为当时的一批思想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而且又是封建专制主义，我们的制度是嫡长子制，所谓嫡长子继承，就是一个血缘宗法制。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开始激烈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和血缘制度。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吴虞写了很多文章来批判宗法血缘的观念和制度，以至于胡适称赞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你看即使那样批判，今天我们的思想中还是不能完全抹去“血浓于水”这样的观念，这说明想要完全抛弃掉传统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想把它原封不动搬到今天，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传统和现实对立起来。

中国的传统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很好地继承它，那么就可以很好地构建我们家庭的和谐。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则万事兴，如果家庭里面有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那就会给社会带来许多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了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到了“80后”的年轻人成家的时候了，现在社会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80后”青年的闪婚和闪离。闪婚、闪离会造成许多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可能会对他们的子女造成负面影响。传统社会的观念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应用，会对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的讲座就笼统地讲中国文化的几个成果，重点讲传统文化，因为我想在座的各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得相对少一些。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两个不平衡。第一个不平衡就是传统和现代，或者说传统和西方，或者说中学和西学的不平衡，因为中国进入20世纪以来，都是把西方、西学看作现代的。从20世纪整个的文化发展来看，从我们的基础教育一直到我们社会的文化氛围，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的东西，从比例上讲大大超过了我们传统的东西，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说起西方文化来头头是道，甚至对西方传统文化都相对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自己本土的传统文化，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很多的传统经典，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相当严重，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文化主体意识的缺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非常激烈，社会上有一批人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的陈序经教授就提出了“全盘西化”，也就是说我们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应该西化。当然，同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观念。尽管在文化领域和学术领域，大家讨论得很激烈，但是在整个社会实践层面，毋庸讳言，是西化占了主角。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甚至面临被殖民、亡国的环境下，大家要发愤图强、救亡图存，所以要积极在物质文明方面赶上西方，但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在向西方精神文明学习过程中的矛盾。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是具有必然性的。问题是，经过了一百多年，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

在20世纪末，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展望》的文章，其中就讲到了文化的不平衡，我希望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发展上、在中西文化的不平衡上能够有所改善。中西文化能否取得相对的平衡？在教育方面能否使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与西学的内容有一个比较相等的分量和地位？更理想一点，能否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适当高于西方文化？在西方，他们也非常注重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西方的大学里，他们的通识课教育最看重的就是传统经典的学习。我们在这方面却缺失了很多，所以很多人分不清自己的文化主体究竟是什么，因此，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这样的报道。在2006年8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可以看到一位新华社驻美记者写的文章——《走向世界，中国人不能迷失自我》。他在美国考察时问几个留学生来美国学什么，他们说他们来美国学汉语，这让他大吃一惊。难道中国人连汉语都说不好了吗？还要到美国来学。除此之外，他还接触了很多在美国的老华侨，包括中国台湾地区过去的老华侨，这些老华侨都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来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认为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特别是他跟美国的一个新闻片的制作人交谈的时候，对方希望能得到一些中国的新闻片到美国来播放，制片人说感觉我们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想办法去迎合西方的观众，而没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这个制片人最后提到这样一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不希望播跟美国口味一样的东西，他希望有地地道道中国口味的东西，所以才提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2010年3月28日，《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也非常让人警惕，文章的标题是《崛起的中国面临身份的危机》。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身份的危机呢？我们一切都在向西方学习，我们在身份的认同上出现了问题，还有很多这样的报道。我们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这是一个很好的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文化的阵地，我们要向世界各地推广我们的文化，但中国人自己要先认同，所以《环球时报》有篇文章的题目是《孔子“回归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这些问题都是百年来我们的社会在文化上存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

在20世纪，还有一个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就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我们重视科学文化，轻视人文的东西。在20世纪，这种失衡并不只是在中国一个国家发生，全世界都感受到了科学发展带来的物质的丰富、生活的变化，因此对人文的关注普遍有所减弱。在教育层面，人文文化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很多人视其为软性的，认为科学才是硬性的。而人文文化的缺失会让我们失去灵魂，失去精神的支柱，甚至会失去对“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科学是无法回答的，回答这个问题只能靠人文。这个问题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人类为什么存在都茫然了，连人类与动物的区别都分不清了，那科技再发达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它还具有一种世界性与普遍性。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西方的政治家、哲学家都在反思西方的文化是不是存在某些片面性，从而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他们反思的问题都是人类人文精神的缺失，或者人本精神的缺失。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都提出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一致认为，要建立、发展这种人文精神，要到东方、到中国去寻找。西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西方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从东方、从中国的文化中得到了极大的恩惠，尤其是在东方、在中国的文化中得到了人本的精神，他们用人本的精神与西方中世纪神本的观念作斗争，用人本的精神破除了西方中世纪以神为本的观念，才有了近代理性智慧的产生与发展。

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经过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艺复兴，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文艺复兴是从14世纪开始的，其实西方在11世纪就逐步开始做文艺复兴的工作。为什么呢？基督教在西方确立以后，人的独立精神和理性思维被排挤，人们要绝对服从上帝的意志。从1世纪到10世纪，西方整个文化其实是落后的。到11世纪以后，西方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开始觉醒了，很多学者想要找回西方的文化。从哪找呢？希腊和罗马。可是当时在西方，希腊、罗马的文化已经中断了。这些文化在哪里留着呢？在阿拉伯世界。所以当时西方的许多思想家从11世纪开始翻译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这些经典到哪里去找呢？到阿拉伯世界的文献里面去找。关于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这本书叫作《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是徐善伟先生写的。在这本书里，他就讲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11世纪开始，西方怎样从衰落走向进步，甚至后来超过了东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受惠于东方的文化。直到15世纪、16世纪，西方才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找回这种理性的、人本的精神。

第二个阶段是宗教改革。西方的宗教改革冲破了天主教那种保守的观念，宗教改革推动了新教在欧洲的出现。新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督教，旧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对近代，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新教强调敬业，强调节俭。西方有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新教的这种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观念上的推动作用。当然，对这个观点我们也不一定要赞同，但是新教的出现至少在宗教内部打开了一个开放的门户。宗教改革以后，新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至于许多传统的天主教教会、传教士在欧洲无法立足，于是一大批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了东方寻找新的传教地，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利玛窦。到现在利玛窦的墓还在北京，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就在现在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这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很快发现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有相当大的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人对上帝的一种绝对的服从，人的理性得不到自由的发展。当时在欧洲，人一旦强调自己的理性的发展，一定会被视为异端，要被彻底地排除、消灭，很多中世纪自由思想家、科学家都被处死了。可是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社会依靠道德的理性自觉来维系，他们就把这些信息、这些中国的观念传回欧洲，这是在16世纪到17世纪发生的。

这个时候欧洲又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看到传教士传回的东方文明、中国文明中的以人为本、强调人的道德和理性的自觉时，可以说是欣喜若狂，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攻破长期以来以神为本、以上帝为绝对意志的武器。当时多位启蒙思想家高度称赞中国文化，把中国称为一个理想的天国，所以中国文化迅速在欧洲传播，而且被视为一种非常高尚的文化。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尤其是法国。法国有一个时代，人们从衣食住行到艺术都是模仿中国的。所以中国的、东方的人本精神在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至少是被欧洲借鉴过的。在欧洲的近代历程中，传统、现代和外来的思想有一个结合的过程，他们并没有因为接受了外来的东西就把自己的东西丢弃。中国的人文文化是很发达的，20世纪文化不平衡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21世纪能实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平衡，更理想的是人文文化的比重可以高于科学文化。这是对社会大局来说的，并不是具体到个人，某个个人可能主要从事人文的研究或者是科学的研究，但整个社会文化的氛围应该作这样的调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也已经过去了10年，还看不出来这个平衡的调整。但是从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来看，已经出现了两个苗头，一个是向传统的回归。这个苗头的出现是因为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人们不断反思：这样走下去将会走到哪里？传统到底有没有合理的地方？我们能从各个方面看到，近百年来人们都在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充分发挥人的作用，结果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的问题。传统文化则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当时人类缺乏把握自然的力量。我们过去有这样的说法，包括马克思主义也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个说法现在也要再想一想了。我们知识界是不是已经能够把自然界的现象都解释清楚了？如果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解释不清的事情？既然还有那么多没有解释清楚的东西，那凭什么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自然改造了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过去人类没有这样的力量，只能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依据这种理解，人类感觉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大自然抗衡，因此没有造成很多错误，包括根本的错误。现在人类有力量去改造、控制自然，结果造成了破坏，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提出我们应该回归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传统。这当然不是指纯粹地回到过去，这种观点是在我们用人类的力量征服自然以后提出的，用哲学辩证法的话语就是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高层次的尊重，这应该没有问题。

西方这几年流行回归自然，我们的生活也要回归自然，但这并不是表面上所说的回归自然，比如到沙滩上去啊、到森林里面去啊、晒阳光浴等，并不是简单地这样回归自然，而是整个生活都应该回归自然。这几年有个明确的信号，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示传统医学的确有合理性，其合理性在于，不管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还是西方的传统医学，强调的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要顺其自然，人或者其他生物都有自我修复和自我痊愈的能力，而不是都要依靠外在力量。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看到现代医学过分依靠仪器和药物。现在的西方医学可以说已经被仪器和药物牵着鼻子走了，失去了医学理论本身的创造性，创造性都放在仪器的创造、药物的创造上。为什么美国总统一上任就要进行医疗改革？因为现在的模式无法承受巨大的医疗费用。我们现在的医学也是把精力都放在高级精密仪器的发展上面，然后让人们来做检查，这样检查费用就高了；再就是让人们用昂贵的新药，以至于出现了超级细胞，再吃这些药也不管用了。去年超级细胞就在台湾地区出现了，抗生素吃多了，再吃抗生素就不管用了。所以，怎样调动人们的自身修复能力，这是传统医学研究的共同问题，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常说，中医并不是单纯的疾病医学，而是生命之学，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生命，不只有肉体，还有精神，肉体和精神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中医对人的治疗是全面的治疗，从生理、心理甚至到精神状态，也可以说是生理、心理、哲理相结合的治疗，结合的目的是让人们自我调节与自我调整，并不是“杀敌务尽”。西医专门针对外敌，因此遇到外敌一定要把它彻底消灭，不能留下一点祸根；而中医的眼光是向内的，注重内乱，内乱如果能够平息，身体自然就健康了。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归根结底也是东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

我们不要觉得这种传统跟今天没有关系，我看到一本英译的《孙子兵法》，前面有一个利德尔·哈特写的序，他是英国著名的军事学家。他在这篇文章里把《孙子兵法》与西方的“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思维方式作了比较，这个比较很有意思，我觉得他看得非常准。为什么他会作这个比较呢？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对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进行过几次访问，该武官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对我说，我的书和富勒将军的书是中国军校的基础教材。我问他对《孙子兵法》怎么看，他回答说，《孙子兵法》固然是经典，但大多数年轻军官都认为它已经过时了，因此在机械化时代已经不值得研究了。我当时就告诉他，是他们回归孙子的时候了，《孙子兵法》所描述的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原则比我写20本书所涵盖的内容都要丰富。”他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塑造了一战前欧洲的军事思想。同时，他认为当时的欧洲军人如果能把《战争论》与《孙子兵法》适当融合的话，20世纪人类战争中人类文明所受到的许多伤害就可以避免。《孙子兵法》的现实主义和中庸思想与克劳塞维茨强调理想主义和绝对观念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克劳塞维茨把理想主义和绝对观念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克劳塞维茨有一句格言：“将适度原则引入战争哲学是荒谬的。战争是最大限度使用武力的行为。”克劳塞维茨最后的结论是：追求的目的使得使用的手段无足轻重。利德尔·哈特认为，人们对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人们往往抓住了克劳塞维茨生动的语言，但却丢掉了其深刻的思想，克劳塞维茨与孙子之间的分歧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孙子兵法》其实有很多合理的东西，特别是孙子一直强调的出其不意和追求非直接攻击的思想。这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在战术层次上，孙子的许多思想也是超越时代的。所以，中西方思想没有绝对的对立，传统和现代也没有绝对的隔阂，这位美国学者在对比了《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后认为，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一个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我想，这相当典型地代表了两种文化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异。

关于这种回归传统的思想，我想给大家念几段西方思想者的话。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一本在网上流传的书，其实它在20世纪末就出版了，这本书是肯·威尔伯的《事事本无碍》（No Boundary），也有人翻译成《没有疆界》。在这本书里，作者把西方的社会发展、科学发展和思维模式作了全面的检讨。他认为，西方思想在现代科学之前基本上属于二元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人类的灾难和痛苦。他指出，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开始同意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看法，即现代物理的两个基本论点，这反映出东方人的世界观。这两个论点就是钱学森先生经常提到的系统论和整体论。前几年很多人觉得中医不科学，钱学森先生回应说，中医讲的是整体论和系统论，而整体论和系统论正是现代物理学的根本理念。现在研究科学哲学的学者们把爱因斯坦、量子科学之后的科学称为复杂性科学，而把这之前的科学称为简单性科学。现代科学确实是全面的、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现代科学最主要的特点是使用了许多人文科学中的概念，近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也借用了许多现代科学的概念，如定量及定性分析、反复实验、线性等。相对论出现以后，现代科学运用了大量人文科学的东西，比如系统论、整体论、混沌论、随机性、模糊观念等，这些原来都是人文科学的东西，现在都用到现代科学中去了。

回到书中引述的卡普拉的观点：量子力学的理论推翻了视一切为独立个体的观念，开始提倡以参与和融入的心态取代旁观的心态，宇宙是一个互相联系的生命体，我们只能透过部分与整体的联系来界定每一部分。肯·威尔伯通过卡普拉的观点告诉我们：现实世界原非一堆界限及独立个体而已，它是不可分割的形态。他借用了佛教中的一句话，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华严经》中的话，也是中国华严宗强调的观点。这个“即”现在往往被理解为“等于”，其实“即”是“不离”的意思，指的是相互关联、分不开。我们常说“不即不离”，“不即”就是“离”，“不离”就是“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观点就是强调部分离不开整体。理是一个个体，可是它体现在每个部分的时候，每个部分会体现出一个完整的理。中国佛教就用“月映万川”来比喻，天上的一个月亮映现在万条江河之中，万条江河中的每个月亮都是天上月亮整体的显现，而不会黄河月显现月亮的北边，长江月显现月亮的南边，正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于是，华严宗提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相聚在一起结合成一个整体，每个事物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或部分了。华严宗的祖师法藏曾给武则天讲了这个道理，武则天听了半天也不明白，于是法藏就给她打了个比喻。他说：你看殿前有个金狮子，它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巴，还有很多毛，这些都是金狮子身上的各个部分，但是各个部分里面都有一个完整的金狮子。后来我们看《西游记》就明白了，孙悟空一着急，拔一撮毛，一吹，一群小孙悟空，每根毛里都是一个完整的孙悟空。现在有一个学科叫全息学，全息思想在中国古代非常发达，全息就是指部分里面有全部的信息。中医里面为什么会有手诊、脚疗和耳针？因为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会体现全身的信息。现在全息技术已经应用到照相技术上了，全息技术照出来的相片，不管你撕得多碎，只要还有一个点在，人们都可以把这个照片的整体全部恢复出来，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肯·威尔伯说道：“西方科学一路颠颠扑扑所挣来的知识，东方人早知道了。这是因为东方人从来不曾对那些界限认真过，界限并未根深蒂固地种在他们的脑袋里，自然与理智便分道扬镳。东方人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道，就是法。它在人为的界限下指出一个整体的现实来。”[1]他这句话表达出一种观点，即现实是一个整体，只不过我们人为地把它划分为部分。他说：“东方一向视现实为‘不二’，事物的界限不过是人类的错觉而已。”他认为东方文化有跟现代科学相符合的地方。

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利亚·普里戈金在其著作《从混沌到有序》（Order Out of Chaos）中译本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当作为胚胎学家的李约瑟由于在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也转向了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并且是反映我们自己科学传统的文化特色与不足之处的宝贵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玻尔，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致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这个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2]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刚刚开头讲到的欧洲近代化的进程，又讲了那么多西方学者介绍中国的思维方式对西方科学发展的启迪，然而我们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没有民主和科学，在五四运动时期或者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这样的概念。当时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紧急关头，我们没有细细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赶紧向西方学习，先生存下来再说。但是现在100多年过去了，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上也成长了，到了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在当时也不是孤立的，20世纪接受了西方思想后，“中国有没有哲学”在当时也是一个人们重点讨论的问题，以至于到本世纪初，中国哲学界还在讨论中国哲学存在的意义、价值。宗教也一样，20世纪我们接受了欧洲宗教的概念，人们在对比后发现中国没有宗教，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的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宗教、没有哲学，什么也没有。事实上是否如此呢？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只是它不是一种与西方哲学具有相同模式的哲学。所以我说，20世纪的人还没有16世纪的人聪明，因为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把中世纪哲学都带到中国来了，当时像李之藻这样的著名学者早就接触到了西方哲学。李之藻翻译了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会所使用的教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译名叫《名理探》。他在序言中说，西方有一种学问叫“菲洛索菲亚”，即哲学一词的音译，直接翻译出来就是“爱智慧”，这种学问相当于中国的理学。那个时候的人很清楚，知道这个概念在中国指什么，在西方指什么。到了近代，尤其是20世纪初，按照西方18世纪以来的哲学，特别是康德强调的纯理性哲学，中国似乎没有哲学，因为中国强调的不是纯理性，强调更多的是实践。所以，有的人讲中国只有具体哲学，有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就是没有抽象意义上的哲学，没有纯理性哲学。

同样是宗教，拿西方的宗教观念一衡量，中国文化中就没有这种特色的东西。什么特色呢？西方的宗教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神与人是不同的，人永远成不了神，这个至高无上的神全知全能，人要对神绝对服从，人的理性不能够自由地发展。因此，很多科学的发现一旦违背了上帝的说法，违背了《圣经》的说法，就被认为是邪说。可能现在一提到宗教，很多人就想到了这些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都是多神信仰，而且这些神没有绝对的权威，神要看人的眼色来做事。《尚书》说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中也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夫民，神之主也。”可见神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具有绝对权威。《尚书》里面还讲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上帝即是祖先。他们不看你是否和我有亲戚关系，而是看你是否有德，有德的才来帮助，没有德的就要“革命”了，让人家来革你的命。这样的文化强调人的道德的完美，然后才能得到神的帮助。中国有句话叫“福善祸淫”，我们通过这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是给“善”的，“祸”是给“淫”的，“淫”就是恶的。因此，个人道德的提升是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众神才能来帮助你。中国的神明很多，山有山神，河有河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哪里都有神，这个房间的四个角都有神，都是根据你的道德来决定是否保佑你。

拿西方宗教的标准来衡量，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就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当时人们对于中国有没有宗教讨论得很激烈，绝大部分人都说没有，也有人说有。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宗教吗？这个问题很尖锐，绝大多数人认为不需要，科学的时代要什么宗教？他们脑中的宗教就是绝对地服从上帝。也有人认为需要宗教，但我们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不一样，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康有为。康有为是承认中国有宗教的，但是中国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宗教是一种神道的宗教，中国的宗教是一种人道的宗教。正因为如此，他提倡以儒教为国教，这在那个时候是完全逆潮流而动的，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全社会的批评。后来又来了一个人——章太炎，章太炎说，我们现在有宗教啊。为什么这两个杰出的人都认为中国有宗教？因为他们考察过西方，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不只是因为物质经济发展，也不仅仅是制度文明的完善，还有观念上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西方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上的价值观支配大家，所以中国的强大也要有一个笼络全民的精神支柱——宗教。章太炎提出要以佛教为国教，他的理由是：第一，在他眼中，佛教是一个无神的宗教。这一点他讲得很对，从佛教的根本精神来讲，佛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现在很多人观念不同，上次会上遇到一位老先生，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怪论，说佛教是无神宗教，但这确实是毫无争议的，这是从佛教的本质来讲的。但是佛教后来的发展中有没有有神思想的侵入呢？这是有的，印度教、婆罗门教等对它有所渗透。第二，佛教强调的是众生平等，这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自由、民主、平等嘛。第三，佛教非常注重理性思维，强调逻辑。佛教的这三个特点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又是中国的传统，所以章太炎主张以佛教为国教。

当我们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由于我们单一地以西方的文化特征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会认为中国的文化一无是处。其实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些东西中国文化中应该都是具备的，只是它的形式不同，不只是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也不同，它是在演变的。中国先秦的人本思想是非常鲜明的，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民安则国固，民是放在第一位的。这种以人为本、依靠道德自觉来维系社会的思想在西方能够发展出他们现在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展出来？恐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些，没有进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工作，传统文化拿到现在一定要做一个转化。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

当今世界文化的动向，简单而言，一个就是向传统回归，另一个就是向东方文化回归，对人文、人本等思想加以关注，所以我们要对传统文化加以审视。我们要认清一些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障碍。从认识上来讲，我们一定要破除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我们就是要盲目地遵守传统、继承传统。传统并没有要我们去盲目服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强调的是人的自立、主动。先秦思想家荀子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叫“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这在孔子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要善于学习。荀子这句话的前提是“循其旧法”，也就是我们要继承旧的精神传统。面对精神传统，第一要“择善”，第二要“明用之”，即要发明，并不是拿过来就能用，所以荀子的这句话非常精辟。至于怎么“择善”，怎么“明用之”，就是我们今人的事情了。

从方法上看，我们要努力去分辨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髓，哪些是糟粕。这些话从理论上讲绝对是对的，问题是怎么去区分呢？所谓精华和糟粕，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这些人眼中的精华和糟粕，即使我们眼中的精华被继承下来了，但是由于运用不当，精华也会变成糟粕。反过来看，神奇可以转化为腐朽，腐朽也可以化为神奇。精华和糟粕是很难区别的，即使区别了，拿过来却用不好，再精华的东西也会变成糟粕。所以，它不是传统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今天的人没有眼光和能力去驾驭它、应用它、发展它。有句话值得我们牢记，这句话叫“善用者无弃材”。拿木匠作比喻，一个好木匠，任何木头到他手里都会被放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应用，哪怕是糟木头，通过他的巧手或许就变成了珍贵的工艺品。可是一个不善用材的木匠只会挑三拣四，认为一块小木头没有什么用。善用者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不善用者会化神奇为腐朽。关键在于我们要将自己培养为善用者。学习也是一样，“善学者无弃学”，善于学习的人什么都可以去学，有的可以正面学，有的可以反面学，有的可以精学，有的可以略学，关键是要培养学习的能力。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非常注重培养学习能力的。中国古代有一篇《学记》，专门来讲教育的功能、教育的方法，包括学习方法。这篇文章强调要培养人掌握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记诵一些知识，所以中国的文化经常讲，学习是以智慧为主，而不是以知识为主的。我们那个时候流行过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在55年前进北大的时候也经常说“知识就是力量”，掌握了知识，以后可以成为这个家、那个家。后来发现，尤其是学文科的，知识多了，有时并不会真的让你有力量，反而束手束脚、动弹不得，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所知障”太多，这些知识会束缚着你，因为你没有能力驾驭知识。如果你有能力驾驭知识，就多掌握一些，如果没有能力驾驭知识，那就少知道一些，关键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所以，我说这句话要改一改，不要说“知识就是力量”，而要说“智慧才是力量”。智慧与知识确实不同，因为知识都是静态的、死的、固定的，而且是分门别类的。尤其是今天，学科分类越来越细，造成我们的知识越来越片面，这又导致我们思想越来越僵化，因此，我们很需要用智慧把这些知识联系起来。智慧是动态的，它可以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样知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归根结底，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本精神。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强调的是人要有自己的自主权，既不要做神的奴隶，也不要做物质的奴隶，但也不要把自己凌驾于天地之上。我们既要看到人为万物中最贵者，又要去尊重万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西方文化确实是走过了这个过程，尤其是从中世纪到近代，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许多学者总结西方文化弊病的时候就是这么总结的。他们原来盲目服从神，后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结果人们拼命发展物质经济，又把自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20世纪西方一直喊的就是人是机器的奴隶，这会使人们失去自我。

有时候我讲，全世界的学问归纳起来都是在探讨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上对天，下对地，地维持你的生命，天是生命的来源。说到人与天、人与地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从天来的，天是万物生命的本源，所以对天要尊重；人的生命又是靠地来维系的，地长万物养活人的生命。中国文化非常强调尊重地上万物的生长规律，所以春天不能随意砍伐、捕猎，这个时候是幼小生命成长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砍伐、捕猎，去收获。中国宋代著名的哲学家张载说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民胞物与”，所有的百姓都是同胞，世间的万物都与我同类。儒家有个重要的观点——“仁民爱物”，人在万物中间是最灵、最贵的，但是人又不能肆意妄为，道家思想更是如此。中国人文精神并不只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在尊重万物的规则上进行。

从思想方法上来讲，中国强调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人们认为事物和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尤其是佛教的思想传入中国以后，这个思想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因为佛教讲缘起，所谓缘起，就是一切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缘起最基本的表述方式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也就是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佛教讲“缘起共生”。这跟道家的“天地万物一体”，跟儒家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思想都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人不能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人是天地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天地，这是整体关联的问题，即刚才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部分不能离开整体，整体也不能离开部分。佛教还讲“个业”和“共业”，个人的业不只是个人要承担，而是由社会共同来承担。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任何一种变动，世界早晚都会产生反馈。这个观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也已经明确说过，人类对自然的任何一种改造都早晚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他举的是澳大利亚的例子，当时英国人在澳大利亚放了一大批羊，羊把草吃没了，澳大利亚一下变成了荒漠，后来人们还要再恢复它。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实践的原则，就是中庸。中庸并不是八面玲珑、不讲原则，中庸恰恰是强调标准和原则的，也就是强调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八面玲珑不叫中庸，那在《论语》中叫“乡愿”，乡愿是“德之贼也”，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的原则并不是纯粹理性的判断，而是我们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生活中总结出这个结论来，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度，掌握分寸，吃太饱了难受，饿了也难受。父母对子女不闻不问那糟糕了，太溺爱也糟糕了，所以中庸需要我们掌握一个尺度，掌握一个分寸，并不是说不让你讲原则，而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如上所讲，中国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关联，实践的原则是中庸。

中国人还非常讲究艺术熏陶，艺术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中国的艺术强调一种境界、意境，中国的艺术绝不是一个外在的景象的再现，而是要在描述的外在景象中表现出一种精神、意境。因此，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曾讲过：“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中国的画也好，诗也好，都寄予了作者的一种精神，欣赏者可以去体味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对人极其有益的。我经常给大家念一副对联，也是两句诗，看大家怎么来理解。上联是“未出土时已有节”，下联是“及凌云处尚虚心”，我想大家都明白这讲的就是竹子。如果你听了以后说，这诗写竹子写得真是逼真啊！那我就说你根本没有明白这首诗，因为这首诗不是告诉你竹子是怎么长的，而是告诉你做人在不出头的时候也要有气节，当你显赫的时候也要谦卑。希望我们年轻人多学一点艺术，琴棋书画什么都可以，在艺术的人生中去体会人生的艺术，没有艺术的人生，是体会不到人生的艺术的。其实艺术与科学是不能分家的，艺术具有创造性，可以用到科学中。在中国的文化中，艺术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当年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也认为中国不应该有宗教，他也参加了反宗教大同盟，但他又觉得宗教不能完全缺失。后来他发现，宗教都是通过艺术传达，于是他想把宗教的内涵剥掉，艺术不也能陶冶人的情操吗？所以他提议，以美育代宗教。他还提出过以道德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但他最倡导的是以艺术代宗教。这其实也说明宗教在文化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宗教。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呼吁，我们研究宗教不能再完全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用西方的宗教理论来研究我们的宗教是完全不适合的。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们提出的，韩国、日本的一些学者也认为，以前我们都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我们自己本土的东西，有很多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它也无法指导我们宗教的发展。

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研究现在，反过来，一切讨论古代的问题都是要为当下做一面镜子，所以，说古是为了鉴今。我们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未来的几十年就要看在座的诸位了。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也就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因为过去与现实是分不开的，我们只有真正地理解传统、了解过去，才能把现实的问题处理得更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2010年9月16日

（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