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傳播

歐洲文明裏的中國特性1—文明傳播研究

克雷西（Paul F. Cressey） 撰

芮傳明 譯

作者單位：美國馬薩諸塞州韋頓學院

譯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的文化特性緩緩地滲入歐洲。其中有一些文化，諸如火藥、指南針、紙張等，始終保持着極度的重要性，而有些文化則不過成爲短期的時尚罷了。對於在這漫長階段内傳入歐洲的所有中國文明的影響，我們不可能都做出確切的判定。即使在清楚辨認出中國特性的情況下，也往往由於資料不足而難以得知其西傳的許多細節。儘管我的相關知識尚欠充分，但是在本文中，我仍將藉助現有的信息，儘可能爲歐洲文明史的某些方面以及文明傳播途徑的某些問題提供若干綫索。

中國和西方之間，有四個主要的接觸交流期。首先是與羅馬帝國和古地中海世界的絲綢貿易時期，約自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6世紀中葉。其次，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的興起，開創了中國與近東地區接觸交流的漫長時期；在此期間，穆斯林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國與歐洲之間障礙的角色，但也是中介的角色。再次，13和14世紀的蒙古帝國使得歐洲與中國之間有可能進行短暫的直接交流。最後，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創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現代關係時代。

在這四個不同的時期内，中國與歐洲的交流是通過貫穿中亞的漫長陸上商道進行的，或者藉助渡越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的海上通道進行。這些海、陸通道都各有自己的重要性，直到16世紀，海上通道才最終成爲主要的交通道。

我們在研究中國文明的傳播時，有三個主要方面需要考慮：一是其母文化的發展和聲譽；二是不同的傳播中介及其發揮的選擇性影響；三是接受方文明的特點，以及它（歐洲）對於外來新生事物之態度的變化。

一、中國與羅馬世界的貿易時期

絲綢的製造可以上溯至中國最古老的時代，它的使用則隨着中國文明的擴張而傳播開來。公元前2世紀末以前，中國的軍隊曾經向西深入亞洲，越過帕米爾高原，與帕提亞王國和中亞的其他國家建立了交流關係。前往這些國家的外交使團帶去了絲綢，既作爲漢王朝的禮物，也作爲進行貿易的商品。於是，在公元前1世紀初，中國絲綢便從帕提亞境内流入了地中海地區。中國絲綢正是在羅馬政權統治地中海地區的時期傳入歐洲的。西方世界富裕的上層階級則具備享用各色奢侈品的條件。

羅馬人之所以接受中國絲綢，還得益於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此前已經對來自科斯島（Island of Cos）的極薄織物十分鍾愛了 2。隨後，“絲綢”變成了一個常用詞，到公元1世紀時，它已基本上取代了科斯島的土産織物。羅馬人並不直接使用來自中國的絲綢，而是將該織物拆散，重新紡織和染色，製成適合於自己品味的絲織品。於是，作爲與外界隔離的一種産品，中國的絲綢就這樣流傳至域外了，只是失去了具有中國特性的色彩、圖案或者紡織風格。

絲綢貿易持續了約七個世紀，大部分絲綢都是經過穿越中亞的陸道運輸的，雖然也有部分貨物通過海上水道運載，商船停泊于波斯灣或紅海的各港口。對於這種貿易的數額，並無統計數字留存下來，但是，顯然有爲數甚巨的絲綢運抵地中海地區；中國則從西方運回貴金屬、珠寶以及其他貨物，以平衡貿易 3。公元380年，一位羅馬作者評論道：“絲綢一度只限於貴族使用，如今則毫無區别地擴散到所有階層，即使最低層的民衆也不例外。”4408年，阿拉里克（Alaric）對一座羅馬城市的贖金要求是4000件絲綢短袍，以及大量金、銀和其他物品 5。隨着羅馬帝國的衰落，君士坦丁堡成了絲綢貿易的西方終點。564年左右，蠶繭被偷偷地帶到君士坦丁堡，此後，歐洲便有了絲綢産品，古代的中西絲綢貿易遂告終結。

嗣後的長時期内，中國和羅馬之間未見直接的絲綢貿易 6。由於旅行極爲艱難，故中亞的商人反對建立直接的貿易關係。然而，中國與羅馬之間的商道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對這些商道的任何干擾都會産生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蒂加特（Frederick J. Teggart）在認真研究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間的羅馬與中國的歷史後得出結論道，蠻人每次入侵歐洲之前，沿着中亞的商道都會爆發一次戰争 7。

在此期間，還有其他幾種特産從中國向西傳布，諸如桃、杏等，但是羅馬人顯然不知道這些樹木源自何處，從而只是稱呼它們爲“亞美尼亞樹”“波斯樹”等。

限制中國特産傳入羅馬世界的主要原因是溝通交流的極度困難。在此之前，中國已經達到了高度發達的文明，而羅馬對於外來的新事物通常也是願意接受的。因此，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測，假若這兩個文明之間有着更爲有效的交流接觸，那麽將會有多得多的中國文明特色被羅馬人所採納。

二、阿拉伯帝國時期

7世紀興起的阿拉伯帝國創造了一個全新和强大的文明，它將中國與地中海世界隔離開來。歐洲陷入了“黑暗時代”，它再也不能爲中國貨物提供廣闊的市場了。如今，財富和文化的主要中心位於阿拉伯世界，正是這些中心吸引了中國的貿易。至少早在公元8世紀，阿拉伯的水手們便循着海道前赴東方，在廣州和其他的中國口岸建立了永久性的移居地。由於穆斯林政權征服了波斯和中亞的大部分地區，連接中國的陸上商道得以重新開通。嗣後，在十字軍戰争和文藝復興時代，原先已抵達阿拉伯世界的中國文明特色也因這些接觸而被傳播到了歐洲。

阿拉伯帝國的發展與中國勢力的大擴張同步發生。在7—10世紀的唐代，中國經歷了最具創造性和政治權勢的時代之一。亞洲各地的旅行家和商人紛紛前來唐王朝。不僅域外人在中國受到歡迎，中國人在域外也受到歡迎。嗣後，宋王朝（10—13世紀）的實力雖然弱了許多，但是中國仍然保持着巨額的財富和顯赫的聲望。在唐、宋兩朝期間，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接觸交往遠比羅馬時代更爲廣泛和密切。

中國發明的造紙術傳入了阿拉伯世界。751年，中亞的一支穆斯林軍隊俘虜了一些中國士兵，俘虜中包括若干位造紙工匠。他們被帶到撒馬爾罕，在那裏建立了一座造紙廠。793年或794年，另一些中國工匠則在巴格達建立了又一座造紙廠。於是，紙張的使用在穆斯林世界迅速傳布開來。11世紀的一位阿拉伯作者這樣描寫紙張道：“它取代了以前用以書寫的埃及紙草和羊皮紙，因爲它更爲美觀，更爲舒適，更爲便捷。”8

造紙術是由摩爾人傳入歐洲的，他們於1150年左右在西班牙建立了一座造紙廠，但是紙張在歐洲的流傳却相當緩慢。這是因爲歐洲的羊皮紙雖然昂貴，却顯然是一種很不錯的書寫材質；此外，歐洲有文化的人數不多；所以，當地對於便宜的書寫材質的需求量顯然不大。只是在印刷術發明之後，紙張才在歐洲獲得廣泛應用。

中國與近東間的大部分貿易都經由海道進行，其主要貨物是瓷器和其他各種類型的陶器，出口數量非常大。近年的考古發掘發現，在印度和埃及的許多9世紀的城市遺址中都見到了中國瓷器 9。12世紀，薩拉丁（Saladin）曾向大馬士革的蘇丹贈送40件中國瓷器作爲禮物 10。歐洲人最早談及中國瓷器是在1470年，當時，威尼斯的瓷器被説成是來自阿拉伯人。阿拉伯的海員們知道中國的指南針，他們將其傳入了歐洲 11。11世紀，中國出産的橘子被帶到了歐洲。同樣是源出中國的檸檬，首先流傳至印度，再從那裏西傳，於14世紀抵達歐洲。

然而，阿拉伯人並未借鑑中國文明的另外一些方面。例如，阿拉伯旅行家在9世紀時就談到了中國的茶葉，不過近東地區一直没有採用這種飲料，直到13世紀才由蒙古人傳入那裏 12。阿拉伯人並未採納的另一項中國發明是印刷術。中國人早在868年就開始用木版法印書；1295年，波斯出版的一本書中詳細地描述了木版印刷術，此書曾廣泛地流傳於阿拉伯世界。按理説，對於阿拉伯學者而言，這種便宜而快速的印書方法應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實際情況却非如此：他們繼續用手工方式複製書籍。有人推測，阿拉伯人之所以拒絶採用印刷術，是出於宗教上的成見。作爲其文獻核心的《可蘭經》是以書寫形式流傳下來的，因此他們認爲它必須始終保持書寫的形式。穆斯林反對印刷的成見是如此的强烈，以至直到1825年，伊斯蘭世界才確立最早的永久性印刷版書籍。鑑於穆斯林拒絶採用印刷術，所以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的活版印刷發明顯然並未直接得益於中國印刷術的知識。

從7世紀到13世紀這段時期内，阿拉伯世界似乎扮演了中國與歐洲之間有選擇性的屏風的角色：阿拉伯人所接受的中國文明隨後都被傳播到了歐洲，而他們拒絶接受的那些事物則遭到阻擋，無法到達西方。

三、蒙古帝國時期

13世紀初，蒙古人開始了一系列征服，從而使其帝國大爲擴張，西起俄羅斯，東至太平洋。帝國的交通大道穿越亞洲，運載着大量人員與貨物。歐洲人首次抵達了中國，旅行家中最爲著名的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他於1275—1295年間在中國逗留。當然，也有西遊的中國人和蒙古人。中國工程人員受到阿拉伯政權的雇傭，以改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灌溉系統；莫斯科、諾夫哥羅德、大不里士等城市裏都有中國人的居住區 13。

隨着歐洲人進口了中國的飾花絲綢（諸如織錦緞、花緞等），古代的絲綢貿易又復活了。然而，歐洲人不再像從前的羅馬人那樣重新紡織中國絲綢，而是直接使用中國的原物了。火藥於13世紀出現在歐洲。阿拉伯人在這個世紀中知道了火藥，他們稱硝石爲“中國雪”，稱焰火爲“中國箭”。培根（Roger Bacon）14 是談及火藥的第一位歐洲人，他可能是從阿拉伯人或者其方濟各會會友魯不魯乞（William of Rubruck）15 那裏瞭解到火藥的。1254年，魯不魯乞曾在蒙古；而他返回歐洲後，培根則與他相識了。撲克牌和骨牌也是中國的發明，顯然是蒙古人把它們傳播到西方的。歐洲在1377年首次談到撲克牌，其使用則迅速地流傳開來；它們像在中國一樣，也用於賭博。然而，骨牌的流傳要慢得多；並且，這種遊戲傳到歐洲後，已經完全失去了中國人賦予它的哲學或象徵含義 16。

相比於這些傳播事例，我們注意到很有意思的另一例：有一種中國技術已經在歐洲有所報道，却始終未被歐人採用。馬可·波羅曾描述了中國航海巨舶的結構，其内部設有不透水的密封間隔倉；但是中世紀的歐洲船舶建造師却從未採用過這種實用而安全的設置 17。又，至少有八位作者報道了中國人使用紙幣，描述了它的發行、國庫金銀儲備的維持，以及舊鈔贖回等問題 18。儘管這一時期的意大利人已有廣泛的金融交易，但是他們却從未利用中國人發明的這種紙幣的優點。馬可·波羅還談到過中國人使用煤的事情。在羅馬時代，歐洲使用煤的地區主要是不列顛，但是在中世紀，歐洲對煤却一無所知；馬可·波羅的記載並未導致歐洲煤的再發現。源自中國的這三項新事物雖然曾經引起歐洲人的注意，却並未被他們所借鑑和採用；其部分原因可能是歐洲人並未深感有此需求，或者這些新發明的優點尚未充分顯露。

歐洲與中國的直接接觸只持續了五十餘年，因此歐洲人獲得的有關中國的資訊十分有限。歐洲前赴遠東的旅程，無論是通過陸路還是水道，都是十分艱辛的，往往需要花費好幾年的時間。抵達中國的少數歐洲人所見到的中國正處在相對説來最爲糟糕的歷史時期：其本土政權被摧毁，國土遭到征服者蒙古人的蹂躪。在歐洲與中國接觸最多的時期内，中國的政權却在1295—1333年間相繼有至少七位皇帝更替，多人死于宫廷權争的暴力中 19。歐洲旅行者帶回來的只是他們對中國文明的膚淺理解。許多報告只是用神奇的冒險和粗糙的誇飾加以點綴。14世紀的歐洲人開始感覺到文藝復興的第一波衝擊，但是輕信和地方主義仍然主宰着他們的大部分思維。歐洲人無法想象，東方有一個文明，其富庶和强大程度真的如這些歐洲旅行者所言；歐洲人只是用娱樂和懷疑的態度看待這些旅行者的記載。中世紀的歐洲並無心情認真思考來自遥遠而神奇的國度“中國”的思想觀念。這個時代的主要成果，是爲歐洲人勾畫了一幅有關遠東的圖畫：那是一個極度輝煌和富裕的地區。這是混合了想象和現實的一幅圖畫，不過它也構成了一股衝擊力，導致15、16世紀的歐洲人去努力尋找通往這奇妙東方的新道路。

在這段時期内，雖然開通了歐洲與中國的直接交往，但是中國文化的西傳依然受到限制，一是因爲中國文明處於相對較低的狀態，二是因爲歐洲旅行者的膚淺和往往是歪曲的報告，但主要原因是歐洲人對於外來新事物的地方主義偏見和漠不關心。

四、地理大發現時代

1453年，奥斯曼突厥人奪取了君士坦丁堡，從而打斷了東方香料和奢侈品的正常貿易。這一情況，再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勢力的崛起，導致歐洲人努力探尋通往遠東的直接海上航道。當哥倫布揚帆西航時，葡萄牙人則繞過非洲，取道向東，他們隨身帶着馬可·波羅的《遊記》，以及致“契丹大汗”的信函。最早來到中國的是1514年抵達的葡萄牙人 20。

中國在此之前已經擺脱了蒙古人的統治，改由本地漢人建立的明王朝治理。在15世紀早期，明朝諸帝曾派遣龐大的外交和商貿使團，前赴馬來半島、錫蘭、印度和阿拉伯半島等地。來自世界各地的域外使團在北京受到了歡迎；他們的故鄉遠在阿拉伯半島的亞丁（Aden），以及非洲東海岸的摩加迪沙（Mogadiscio）。但是在15世紀中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擴張政策改變了，他們撤回到了陸地邊界之内 21。於是，海上貿易不再得到鼓勵，外國人也越來越受到懷疑。16世紀到達中國的歐洲人遭遇到很大的敵意，其商貿活動嚴重受限。對外國人的這種敵視（它持續保留到20世紀）妨礙了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獲得睿智的瞭解，從而阻撓了中國文明在西方的傳播。在這數百年間，中國的貨物與觀念傳播的主動性主要來自歐洲接受者的文化，而非它們的母文明。

在16、17世紀，歐洲與中國的貿易並不廣泛，商貿只限於華南的幾個口岸。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絲綢、瓷器和茶葉。葡萄牙人在1588年將茶葉運至西歐 22。在歐洲流行的茶葉迥異於中國習慣使用的方式。歐洲人在茶中加入了糖、牛奶，後來更加入檸檬和冰，這種做法完全不見於中國。茶的使用産生了對陶瓷茶具的大量需求，但是中國傳統的無柄茶杯類型在歐洲並不受歡迎，所以中國人製造了有柄的茶杯，以迎合歐洲人的品味。俄羅斯人是在稍早時期通過與蒙古人的交往而瞭解茶葉的。他們習慣於用玻璃杯而非茶盅飲茶，從而反映了茶葉的不同傳播史。西班牙與荷蘭商人在1550年進口了中國的壁紙，但是歐洲最初使用壁紙顯然要早於這些中國壁紙的進口 23。在16和17世紀傳入歐洲的其他中國發明物還有漆器、風筝、轎子，以及可能包括折叠傘 24。

五、公元18世紀

在18世紀，中國的聲望臻于鼎盛，以至在歐洲也享有盛譽。在此期間的中國實力强大，財物富饒。能幹的君主治理其國，控制權遠及中亞。1762年，中國的人口統計爲2億多，而當時法國的人口則不到1800萬。這並不是中國文明具有創造天賦的年代，但不管怎樣，這些文明代表了三千多年發展的成熟和豐富積累。

此時，有關中國的大量資訊（它們都出自基督教傳教士或商人的報告）應用於歐洲。歐洲商人的經驗受到中國南方少數幾個海港的商務活動的局限，他們在此只能接觸到有限數量的中國商人和官員。中國社會中的商人階層從未受到過高度的尊重，所以歐洲商人也經常遭到中國官員粗暴和肆意的對待。這種令人不愉快的待遇部分地源於早期歐洲人冒險事業中的一些暴力行爲。歐洲的商人們難得有機會接觸中國文明較好的方面。他們當中只有少數人能够閲讀和書寫中文，在他們與中國人交往的大多數情況下，都得依賴于翻譯。由於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交流程度有限，並且環繞着其貿易還有嚴格的限制，所以他們有關中國的報道通常是很膚淺的和批評性的。

中國的天主教傳教活動始於16世紀末，由不同的社團經營管理 25。耶穌會是最重要的傳教組織，其中許多傳教士具備很好的數學、天文及其他科學知識。他們的科學技能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敬，從而受雇於北京的皇廷。然而，他們關於中國的報道則難免帶有宗教和道德偏見的色彩。他們只讚成中國哲學中强調倫理和道德責任的那些部分。儒家經典—它構成了中國學者和官員的正統哲學—備受耶穌會士的讚賞，因此他們早在1662年就開始翻譯這些古籍。這些耶穌會士與歐洲的頂級科學家和哲學家也有着廣泛的通信聯繫，不過，他們對於中國文明較具批判性的研究言論却從未被耶穌會士發表過，以免引起其羅馬教會上司的不滿，或者危及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地位 26。結果是，歐洲人只接受了他們所喜歡的有關中國傳統儒學思想的解釋。至於中國的詩詞、戲劇和小説等則未被翻譯；此外，道教、中國佛教，以及其他哲學流派實際上完全未被歐洲人所知 27。於是，正是這些選擇性的因素影響了18世紀歐洲所使用的有關中國的信息類型。

在此期間，影響中國文化在歐洲傳播的一個最重要原因，乃是歐洲文明的狀態。歐洲正在經歷社會動盪和變革，舊的風俗正被打破，人們正在接受新的觀念。法國尤其如此，在那裏，已有的社會和政治體制遭到廣泛的批判。之所以許多人對中國産生了興趣，是因爲他們想從中國獲得新的思想觀念，以重建歐洲的社會，但主要是因爲他們想尋求支援自己理論的根據。

自然神論者將中國描述爲没有宗教干涉的、富有道德和管理良好的民族典型。伏爾泰（Voltaire）寫道，中國人具有“完美的道德科學，而這是諸科學之首……人們不必過分注重中國人的諸多優點，就至少能認識到，其帝國的組織確實是世上所見到的最佳者”28。關於孔子，他説道：“我曾經很認真地讀過他的書……我發現，它們只談論純粹的道德……他只對美德感興趣，他不宣揚奇迹，書中絶無荒謬的寓言。”29 狄德羅（Denis Diderot）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a）稱讚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農耕最佳的國家”30。《百科全書》花了6頁多的篇幅描述中國的哲學，依據的全是傳教士的報告，並且只限於傳統的儒家觀點。

法國的天主教會領袖們也以同樣的熱情支持中國的這些方面，他們認爲這是值得讚頌的，諸如皇權神授，以及用道德規範治理民衆等。作爲天主教神學之大本營的巴黎大學成爲了研究中國的一個中心 31。1750年，耶穌會士將一位中國學者帶到巴黎，後者則在法國逗留了13年 32。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33 和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Montesquieu）34 則指責伏爾泰以及持相同觀點者創造了一個虚構的中國，僅僅是爲了推進自己的哲學。這一指責固然有相當的道理，但是指控者却没有關於中國的更好的資料，他們的資料基本上出自少數商人和旅行者的相反説法的報告。

英國也存在類似的分歧。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教皇是屬於讚揚中國的那一派，而笛福（Daniel Defoe）則撰寫了諷刺挖苦中國的著述 35。

在藝術領域，中國則影響了歐洲的洛可可（Rococo）風格的發展。18世紀見證了對魁偉的巴洛克（Baroque）風格的反抗，此前，巴洛克藝術風格曾經主宰了歐洲。懷疑論和啓蒙的時代需要自由、歡快和幻想。所以人們便轉向中國藝術母題，去尋找新穎事物的靈感。於是，洛可可風格的設計師們利用了他們曾經接觸過的，湊巧符合其意願的中國藝術。它們的圖案模仿自中國的絲織品、瓷器、漆器、屏風和扇子等。它們最初都是中國商品的裝飾，被歐洲商人作爲玩物和紀念品帶回家鄉的。歐洲人很少有機會接觸到真正的中國藝術天才，或者中國繪畫大師的作品。所以，對洛可可風格産生最大影響的，正是品質低劣的中國裝飾：房間裏貼滿了中國壁紙，擺滿了塗漆的中國家俱以及陶瓷飾品。在英國，有些齊本德爾式家俱（Chippendale furniture）36 便反映了這種中國–洛可可風格。

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37 先生是位英國建築師，他曾去過廣州，在那裏學習了當地的花園與其他建築物，十分錯誤地認爲那都是典型的中國風格。他把中國風景建築的原則傳入了英國；而在歐洲大陸上，他最著名的作品便是“丘園”（Kew Garden），建於1750—1759年間。這類“中–英式”花園建有小型的寶塔和茶室，但是相當繁縟，反映了對於中國花園建築之真正美術原則的極不完美的模仿 38。金魚、銀杏樹、臭椿樹、杜鵑花、菊花、牡丹、山茶、玫瑰以及翠菊等都從中國運來，裝飾這些花園。

勞頓（Isaac Lawton）博士學習了中國的製鋅法，因此，歐洲的第一家製鋅工廠便是基於勞頓的資料而在1740年建於布里斯托爾（Bristol）的。鎳黄銅（Nickel Silver）或“日爾曼銀”（German Silver）是一種合金，從公元3世紀開始，中國人就使用它了。歐洲人最早談到它是在1597年，但是它在歐洲的生産則始於1750年。18世紀初，混凝紙漿從中國傳入歐洲，並旋即應用于諸多方面，從盒子和鉛版製作到車廂的製造。人們所知的“印度紙”實際上是中國産品，它於1750年抵達歐洲 39。千百年來，歐洲一直從中國進口藥材“大黄”，但是它在歐洲的栽培則始於1777年，當時在英格蘭種植了第一批大黄。

到18世紀末，中國的聲望大爲衰落。洛可可藝術變得過時了；法國大革命取代了伏爾泰與盧梭的哲學論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團遭到鎮壓，耶穌會被解散；此前傳教學者們的討人喜歡的解釋被商人們更爲悲觀的記載所替代。

六、公元19世紀

19世紀，中國陷入衰敗時期。無能的皇帝統治着國家，在1850—1865年間，一場殘酷的内戰横掃全國，從而使貧窮和混亂廣泛散布。在1842年和1860年，中國兩次耻辱性地敗給了英國，1895年則敗給了日本。歐洲人持續地進入中國，使中國人産生了越來越大的敵意和焦慮，以至在19世紀末，狂熱的義和拳意欲將所有“外夷”都趕入海中。

與此同時，歐洲却在物質力量和軍事實力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工業革命使得西方獲得了以前從未有過的優勢。歐美人的主流看法是，中國流傳下來的偉大傳統文化似乎已成爲該被鄙視的落後和過時的文明 40。他們驕傲和自負的民族主義感情無助于歐美吸收中國的優秀文化。

19世紀，中國緩慢地打開了與西方交流的大門。在1840—1876年間，有4000多部關於中國的書籍和文章出現在歐洲和美國 41。然而，這些資料基本上都是大衆讀物，只傾向於强調中國的稀奇古怪的方面。在此期間，從未出版過哪怕一本有關中國之藝術、建築或音樂的學術書 42。歐美人對於中國哲學的瞭解，依舊限於正統的儒家經典。

該世紀中葉，法國有些人對中國的一些作品—其作者相似于法國的戈蒂埃（Pierre Jules Theophile Gautier）、雨果（Victor Hugo）和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等—頗感興趣 43，但是中國並未對法國的文學産生廣泛的影響。在美國，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很尊敬地閲讀了儒家經典，但是並不特别熱情 44。雖然老子及其信徒們的自然神秘主義有可能引起他或者索羅（Henry David Thoreau），甚或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興趣，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這些著述 45。吸引19世紀西方哲學家的，是印度和近東，而非中國。

19世紀内，歐美政府普遍採用了對公職人員的統一考試，而中國人則在千百年前就採取了這一措施 46；其考試制度獲得了18世紀的歐洲作家們的高度讚揚。法國是實施公務員考試制度的第一個歐洲國家，這一做法至少是部分地源於對中國相應措施的理解 47。英國和美國對中國的考試制度都有相當的瞭解，這項改革的支持者提供了不少參考資料 48。然而，倒是那些反對者經常唤起人們注意到這一制度的中國背景，以作爲嘲諷和蔑視的根據 49。不過，英美對於該制度的實際採用，似乎主要是國内因素造成的結果，而幾乎没有受到中國的影響。

歐美國家對於來自中國的新觀念有着强烈的抵制，但是和中國的商貿活動並未減弱，儘管中國似乎並無新的品種出口到西方。茶葉和絲綢構成了貿易物的主體，此外，還包括少量奢侈品和小型珍玩。相當數量的爆竹運抵了美國，在此，它們也像在中國一樣，用於慶典，只是規模要小得多。

人們想把某些樹木和植物引入美國，諸如茶樹、樟樹、玉桂以及桐樹等，却未成功 50。18世紀，中國的葡萄柚樹傳入了西印度群島；經過相當階段的發展後，它在19世紀末從那裏傳入了美國。它是直接跨越太平洋，未經歐洲中轉而傳入美國的少數幾種中國物産之一，因此也就解釋了爲何歐洲至今不太知道這種水果 51。

19世紀與18世紀相比，歐美人接受的中國文化極少，而上個世紀所採納的中國文化則可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這一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西方世界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

七、公元20世紀

在這個世紀中，我們看到了歐美人緩慢地復活了對中國文明的興趣。歐美的植物學專家們勘察了這個國家，帶回來新品種的橘子、蒙古高原上的耐旱青草、中國榆樹、金櫻子以及中國甘藍等。大豆在1740年傳入法國；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則將第一批大豆種子從巴黎帶到了美國。然而，直到二十年前，美國農業部植物引進處的一位經理才搜集到了八百多種東方大豆，它們都經過了中國各地認真的實地試驗。如今，大豆已經成爲美國的六種或八種主要農作物之一 52。至於中國在未來可能對美國做出的貢獻，農業部的一位專家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中國在將來可能繼續是美國之新作物、新食品和新蔬菜的貢獻者……中國擁有最大面積的莊稼栽種地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温帶植物種植區。”53 同一位作者還估計，中國的柑橘約有五百到一千個不同品種，而西方專家業已測試過的品種還不到其中的百分之十 54。

一些有價值的藥材，諸如麻黄素和大風子等，中國人對它們的瞭解已有數百年，但是它們被列入西藥中，却僅僅是最近數十年的事情。上海的雷斯特學院（Lester Institute）進行中藥研究已有多年；至少，有一家美國製藥公司曾雇傭一位中國科學家研究中藥，這證明中藥對於現代藥學是有價值的 55。

中國的藝術越來越獲得人們的欣賞，許多歐美博物館都擁有了豪華的中國藏品。中國的詩詞被廣泛地譯成西文。對於中國文明的學術研究正在穩步發展。在美國，有不少學院和大學開設了漢語課程和中國文明課程。在中國或日本以外，最大的漢籍收藏處是美國的國會圖書館，它在1940年收藏的漢籍就達到了199310册。

八、結語

回顧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史，顯然，在有限的數百年的間接交往中，中國只有物質性的貨品抵達了歐洲。它們只是孤立的産品，脱離了任何複雜的中國的用法或習俗。至於非物質的文化，諸如藝術母題或哲學觀念，只是在長時期的直接交往後，才從中國傳播至西方。許多中國特色在被吸納進西方文化時，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少數物品，諸如火藥、紙張，成爲了歐洲文明中的重要因素，但是被借鑑的大部分事物則僅具次等的重要性。西方世界的基本民族精神並未因採用了中國的新事物而有所改變。

在不同的時期，源文化的相對重要性、文化傳播的中介者，以及接納方文明的性質也各相異。中國之經濟實力和國際聲望的波動，以及中國對外國人之態度的友善或敵對的變化，都影響了中國文明的傳播。在羅馬時代，最重要的因素是交流接觸的物質環境的艱難。接着一個時期内，其主要因素則是阿拉伯人扮演的中介角色，他們對於中國文明的不同項目或者採納，或者拒絶。在蒙元時代和近現代這兩個時期内，主宰的因素則是西方文明對於中國文明不同程度的接受性 56。

Chinese Traits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A Study in Diあ usion

Abstract: The issue on civilization exchange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Europe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some convincing views are put forward. This history is talked about in seven stages, i.e. that of the Roman Trade, the Arab Empire, the Mongol Empire, the Age of Discoveries, as well as the 18th, 19th and the fi 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ies respectively; the last three stages are analyzed especially detailed.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when the Chinese regime was at its peak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a great impact on Europe;correspondingly, the Chinese infl uence weakened greatly while the Qing Dynasty was declin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y Chinese civilizations, such as artistic styles, architectural techniques, methods of zinc production and Papier māché , etc., had been introduced westward into Europe, demonstr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modern China to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a, Europe, Arab, Silk, Civilization Exchange

1 Chinese Traits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A Study in Diあ usion，原載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0, No. 5 (1945. 10), pp. 595–604。

2 參看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London, 1931, p.92。譯者注：這一Cos島，現代希臘語稱Kos，意大利語稱Coo，土耳其語稱İstanköy。位於土耳其海岸西南方的愛琴海中；屬希臘，是多德卡尼斯群島（Dodecanese Islands）中的第三大島。其主要土産，除了葡萄、無花果、橄欖等豐富的水果外，古代尚出産一種非常輕薄和半透明的衣料，被稱爲Coae Vestes（意即“科伊絲綢”）。羅馬帝國時代的作家經常談到它，視之爲高貴的奢侈品，通常只有上流社會的婦女才有條件穿着，它有時也製成貴族男子的夏衣。雅典的一座公元前5世紀的古墓中發現了現存最早的這類織物；它所展示的紡織特色顯然是西方而非東方的。普林尼曾引徵亞里士多德的説法，聲稱這種織物是用來自亞述的野蠶絲織成的。就現有的證據看，當時，“科伊絲綢”似乎不太可能是使用從中國傳入地中海地區的家養蠶絲紡織的，因爲要到公元前2世紀，中國漢王朝的勢力才大規模地擴展西進。

3 參見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1885, pp.225—228。譯者注：夏德（Hirth）在該書第225頁説道：“我們可以推測，中國出口到大秦的主要商品是絲綢；據説，一磅絲綢的價值相當於同樣重量的黄金。”並引用漢文古籍《釋名》對“錦”字的解釋予以佐證：“其價如金，故其制字，從帛與金也。”

4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77．譯者注：此語出自Ammianus Marcellinus（約330—約391至400）。他是羅馬帝國的軍人和歷史學家。撰有羅馬史Res Gestae（《偉績》），始自Nerva皇帝繼位的96年，結束於Valens皇帝戰死的378年。

5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116． 譯者注：阿拉里克（Alaric，約370—410）是西哥特王國的締造者和第一任君主。在阿拉里克的年輕時代，西哥特人受到大規模西侵的匈人（Huns）的逼迫，只得託庇於羅馬帝國，他便成爲羅馬邊境戍軍的首領。395年，西哥特人脱離羅馬而獨立，阿拉里克率軍劫掠了希臘好幾個重要城市；後又侵入意大利，並在408年包圍羅馬城，索要贖金5000磅黄金、30000磅白銀、4000件絲袍、4000張染紅的毛皮，以及3000磅胡椒；最終，於410年8月24日攻陷羅馬，大肆劫掠。

6 在公元2、3世紀，有少數人從東地中海前赴中國，但是他們並未與中國建立長久的聯繫。此外，在公元6世紀以前，也未見中國人抵達地中海地區。

7 參見Frederick J. Teggart, 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 Berkeley, 1939, p.236。

8 參看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1931, pp.97—98。

9 見L. 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1943, p.133。譯者注：古德里奇（Goodrich）具體地描述道：“中國的陶瓷名聞於廣大地區。近年，在各地9世紀的遺址中發現了極爲優質的陶瓷碎片；從印度的婆羅蜜納巴德（Brahminabad）到泰西封（Ctesiphon）、塔爾蘇斯（Tarsus）、耶路撒冷（Jerusalem）和開羅（Cairo）。顯然，塗有優質長石釉的真正瓷器從中國出口到了整個穆斯林世界。這種貿易發展出了新的品種，因爲唐代陶瓷摹仿了波斯、印度和希臘的風格。”

10 參見T. F.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p.93。譯者注：薩拉丁（Al-Nasir Salah al-Din Yusuf ibn Ayyub,1137—1193）創建了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成爲統治埃及和敘利亞兩地的第一位蘇丹。他曾率領穆斯林大軍對抗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十字軍；在政權的鼎盛時期，其勢力廣及埃及、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北部、阿拉伯半島西部、也門、西北非洲的一部分，以及努比亞（Nubia，在非洲東北部）。

11 有關中國人對指南針的使用，可參看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 p. 147；亦見F. Hirth&W. W. Rockhill, Chau Ju-Kua, St. Petersburg, 1911, p. 29。

12 參看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1919, p. 553。

13 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 , p.174；亦見Henry Yule and Henri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915, Vol.I, p.167。

14 譯者注：培根（Roger Bacon，約1220—約1290）是中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方濟各會修士，十分强調用實證論研究自然。在中世紀早期，他曾被人們視爲巫師；但是他非常瞭解阿拉伯世界的科學進展。其最重要的著作爲Opus Majus（《大著作》），論及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語法、邏輯、數學、物理、哲學，莫不涵蓋。

15 譯者注：魯不魯乞（William of Rubruck，約1220—約1293）是法國的方濟各會修士。1253年5月，奉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之遣，前赴蒙古帝國，旨在傳播基督教。他曾抵達蒙古帝國的首都哈拉和林（Karakorum），並得以覲見了大汗。後來則撰寫了他的《東遊録》。

16 參看Steward Culin, “Chinese Games with Dice and Dominoes”,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Museum, 1893, pp. 491—537。

17 見Henry H. Hart, Venetian Adventurer,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Life&Times and of the Book of Messer Marco Polo, Palo Alto, 1942, p. 144。

18 見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 p. 156;H. Hart, Venetian Adventurer, p. 121；以及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pp. 70—81。

19 見C. P. Fitzgerald, China, London, 1938, p. 433。

20 譯者注：在此所言最早抵達中國的葡萄牙人，當是指葡萄牙的航海家歐維治（Jorge Alvares）。1513年5月，他奉葡屬馬六甲總督Rui de Brito Patalim之命，率領六艘帆船，從緬甸的勃固出發，前赴中國；稍後抵達廣東珠江口的屯門澳，與當地居民進行貿易。

21 見 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 pp. 188—191；亦 見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 197。

22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p. 227, Note 8.

23 Dard Hunter, Papermaking: 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s of an Ancient Craft, New York, 1943, p. 324;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Vol.12, p.490.

24 折扇是日本的發明，它傳入中國後再傳播至西方世界。

25 在蒙元時期，中國也曾有過天主教傳教團，但是其傳教活動只開展了很短的時間。

26 見Mary Gertrude Mason, 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0—1876, New York, 1939, p. 10。

27 參看George H. Danton, The Chinese People, Boston, 1938, p. 186;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25, pp. 126, 138。

28 A.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89．譯者注：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是其筆名，他的本名則是François-Marie Arouet，爲法國啓蒙時代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啓蒙運動的著名領袖和導師，被譽爲“法蘭西思想之父”。

29 A.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89.

30 Encyclopedia ou Dictio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etiers, Paris, 1753, Vol. III, p. 339． 譯者注：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是法國的哲學家、藝術批評家和作家。他最著名的業績是主編了《百科全書》，此書成爲啓蒙運動的最高成就之一。

31 A.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 85.

32 還有其他的中國學者早在1685年就訪問過歐洲。見Ch'en Shou-yi, “Daniel Dafoe, China's Severe Critic”,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Vol. 8, 1935, p. 529。

33 譯者注：盧梭（1712—1778），啓蒙時代的法國哲學家、政治理論家、文學家和音樂家。其名著《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所論述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34 譯者注：孟德斯鳩（1689—1755），法國啓蒙時代的思想家、律師，也是國家學説和法學理論的奠基人。他宣導“三權分立”之説，是將中國列入“專制政體”的第一位西方思想家。

35 Ch'en Shou-yi, “Daniel Dafoe, China's Severe Critic”,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Vol. 8, pp. 512—550． 譯者注：艾迪生（1672—1719），英國的散文家、詩人、劇作家和政治家。他在文學方面的重要貢獻是與Richard Steele合作創辦了兩份著名的雜誌《閒談者》（Tatler）和《旁觀者》（The Spectator）。笛福（約1660—1731）則是英國的作家、商人、旅行家、小册子作者和間諜。他的最著名作品便是《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初版於1719年，據説其譯本的數量僅次於《聖經》。

36 譯者注：齊本德爾式家俱（Chippendale furniture）是18世紀下半葉出現的一種英國家俱風格，它是以其創制者——英國細木工湯姆斯·齊本德爾（Thomas Chippendale）的名字命名的。它分成三類主要風格：哥特式、洛可可式（也稱“現代式”）、中國式。齊本德爾式將這些完全不同的風格要素結合成渾然一體的設計圖案。這個術語尤其指稱18世紀50—60年代用改善的洛可可風格製作的英國家俱。

37 譯者注：錢伯斯（1723—1796）是生活在倫敦的瑞典–蘇格蘭建築師。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坐落在倫敦中心泰晤士河南岸的薩默塞特宫（Somerset House）和位於倫敦西南的植物園“丘園”（Kew Garden）；前者是新古典主義風格的龐大的綜合建築群，後者建有中國風格的寶塔式建築，並搜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多種植物和菌類。

38 見Eleanor von Erdberg, Chinese Influence on European Garden Structure, Cambridge, 1936。錢伯斯撰寫了兩本普及性讀物，一是1753年出版的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一是1772年出版的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39 見D. Hunter, Papermaking, p. 334。所謂的“印度墨”也是源出中國，但是我無法追溯它的傳播史。

40 見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784—1844, New Haven, 1917; H. Danton, The Chinese People, p. 166。

41 見M. G. Mason, 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 ix。

42 M. G. Mason, 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p. 230, 234.

43 參看William Leonard Schwartz, The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1800—1925, Paris, 1927。譯者注：戈蒂埃（1811—1872），法國的詩人、劇作家、小説家、記者和文藝批評家。雨果（1802—1885），法國的詩人、小説家、批評家、劇作家，被認爲是最偉大和著名的法國作家之一，也是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其文學生涯長達六十年，著作極豐。波德萊爾（1821—1867），法國文學的主要創新者之一，被認爲是象徵派詩歌的先驅、現代派的奠基者、散文詩的鼻祖。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抒情詩集《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

44 見Frederick Ives Carpenter, Emerson and Asia, Cambridge, 1930, pp. 232—239。譯者注：艾默生（1803—1882），美國的散文家、哲學家、詩人和廢奴主義者；曾經領導了19世紀中葉的超驗主義運動。他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做了1500多場演講，以在美國傳播其思想。

45 《老子》最早的英譯本出版於1868年，《莊子》的英譯本出版於1881年。譯者注：索羅（1817—1862），美國的博物學家、哲學家、詩人、散文家。他最著名的作品爲散文集《瓦爾登湖》（Walden），描寫自然環境中的簡樸生活；以及《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辯説對不合法政府的抵制。惠特曼（1819—1892），美國的詩人、散文家和記者。其文風兼具超驗主義和現實主義思想；獲“自由詩（free verse）之父”的稱譽。

46 見Paul F. Cressey, “The Infl uence of the Literary Examination Syste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XXXV, pp. 250—262。

47 見 F. Bruenetiere, “L'Orient dans l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06.10, pp. 698f。

48 Report of the Joint Select Committee on Retrenchmen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4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Report No. 47.

49 見Carl Russel Fish, The Civil Service and the Patronage, Cambridge, 1920, p. 220;Dorman B. Eaton, Civil Service in Great British: A History of Abuses & Reforms & their Bearing upo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879, p. 196。

50 桐樹園在美國成功地發展起來，估計1944年的産油量達到一千萬磅；不過，這是20世紀的成就了。

51 見Derk Bodde, China's Gifts to the West, Washington, 1942, p. 28。

52 見Walter T. Swingle, “Trees and Plants We Owe to China”, Asia and the Americas, Vol. 43, p. 297。

53 Swingle, “Trees and Plants We Owe to China”, Asia and the Americas, Vol. 43, p. 296.

54 Swingle, “Trees and Plants We Owe to China”, Asia and the Americas, Vol. 43, p. 345.

55 Derk Bodde, China's Gifts to the West, p. 32.

56 對於這些普遍性問題的稍微不同的分析，可參看Hu Shih,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 Occident and the Orient: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Diあusion”, Contemporary China, Vol. I, p.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