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将历史制度分析传统带回国家创新系统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发展, 又在近10年走进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转型的迫切性固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回潮密切相关, 但同时也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遭遇瓶颈的表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国内工业部门长期实行国际技术跟随战略, 同时通过推进国内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 (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 来获得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工业技术的渐进性改进。这一模式遭遇瓶颈有两种意涵: 一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获得长足发展, 尤其是在大宗工业制成品方面, 如石化、水泥、机电、汽车等诸多大类, 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能力; 二是由原有资源配置结构 (包括资本和人力资源) 所支撑的经济系统已经不再具备充足的增长空间和潜力, 因而需要进行有效的调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往哪个方向调整? 如何调整? 成功国家的转型经验应该能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答案。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而言, 其重要使命正在于深入研究成功国家的转型历史, 进而深刻理解国家在创新经济中的双重角色。

本书通过将格申克龙传统与发展型国家理论融入创新的系统性分析方法完成理论构建, 强调国家创新系统分析对历史研究传统的回归。本书所强调的正是熊彼特传统对市场经济体系分析的核心,即分析其内部结构是如何不断被创新摧毁和持续重塑的。只有回归历史分析, 才能真正挖掘一国创新经济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根源, 而不仅仅是对创新系统进行静态的机械的刻画。在弗里曼晚年最后一篇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文章中, 他把那些主要聚焦于国家创新系统中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和相互关系的研究称为“狭义上的创新系统”范式; 而他所定义的“广义上的创新系统”研究则正是利用历史分析的方法, 通过辨析在不同的国家中, 不同的社会子系统的变迁如何共同塑造了特定的工业经济模式, 来解释各国在竞争力和发展道路上的差异 ( Freeman, 2002) 。

本书的第一部分采用演化视角阐述创新的互动性过程, 诠释工业技术经济的“国家系统”意象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对创新活动的分析为何需要系统视角两个问题。首先介绍系统性的创新分析视角是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被学者和政策分析者“重新发现”的; 其次扎根于演化理论基础, 通过对经典理论的再发展, 运用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演进案例, 说明创新活动的竞争机制是一个“受组织的市场机制”, 由此强调制度供给而不是纯粹的“市场自组织”机制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 最后以欧美等成功的创新型国家为例, 说明国家在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两方面对现代创新经济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由此将“发展型国家”角色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超越简单化的“市场vs政府”二分法, 并为第二、三部分的系统动态分析奠定基础。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 关于创新系统这一话题, 最具现实意义的探索是寻求有效推动创新转型的路径; 而静态的系统分析难以为系统转型问题提供足够有益的探索。因此, 本书的第二部分侧重宏观视野的系统变迁分析: 首先强调危机动员和明确战略导向的集中决策在驱动经济系统转型中的重要性, 由此将格申克龙传统与创新系统理论结合起来。随后以德国和美国等数次成功实现经济系统创新转型的国家为例, 刻画国家通过关键制度的重塑和战略性资源的重新配置来驱动创新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 力证尽管创新有赖于开放性的市场竞争, 但其基本制度逻辑的构筑却是由国家通过危机动员和集中决策来完成的。至此, 本书完成了创新系统分析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的融合, 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在持续塑造市场体系过程中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是对本书理论框架的运用与深化。这一部分最终的落脚点是对中国的讨论, 但也对与中国有一定相似性、在二战之后实现工业化的其他国家进行了分析, 并在此过程中解构了国家双重角色之间的逻辑关联。首先, 本部分展现二战后东亚经济体成功进行快速工业化的兴起过程; 其次, 讨论这些经济体所遇到的创新转型瓶颈, 进入对比较政治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发展型国家衰落”观点的理论讨论。该部分重点分析“发展型国家衰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根源, 即在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以美欧跨国企业对全球产业活动的协调为核心, 而不仅仅是以全球性商品贸易为核心。这一体系的发展及相关资本的全球性流动, 在事实上为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制造了制度性 (协调性) 障碍, 加剧了各国转型的困难。本书的分析尝试为后发国家系统转型指明方向。

同时, 第三部分还将分析传统发展型国家政企互动机制的僵化。政企互动机制作为国家从产业界获取信息的网络, 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贯彻自身战略意志的基础; 随着发展目标的变化, 原有的政企互动机制会出现结构性的不适应, 而这导致了部分学者所哀叹的“追赶的极限” (王振寰, 2010) , 让部分学者与评论家质疑在创新经济或创新转型中国家参与的有效性与必要性。而本部分强调, 这种困境的本质在于国家嵌入社会的方式不适应新阶段的创新发展,也就是说它是国家创新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并非否定政府在创新发展中扮演角色的必要性。国家在创新系统中的双重角色表明, 恰恰只有国家才能完成政企互动机制的重塑, 同时国家也必须完成对政企互动机制的重塑。本部分结合前文的格申克龙传统, 运用演化理论中核心惯例与开放式制度实验的讨论, 探讨国家驱动政企互动模式转型中潜在的制度路径。

本书第三部分最后落笔于对中国转型过程及转型任务的讨论上。本书回顾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两次重要的转型及前后三个阶段的国家创新系统, 并将中国创新经济的系统转型解释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在转型动力与外部环境转变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正是第二次转型的不彻底, 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又面临了重大挑战。

本书的结语部分为全书的总结。现阶段中国转型的根本任务在于重塑国内政企互动的机制, 并使之为与创新相关的信息在多元参与者之间有效流动服务, 由此为国家准确地驱动战略性资源的配置提供必备的知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 本书审视当前国家倡导的“新型举国体制”等新的政策举措, 认为它们有通过任务导向的重大任务机制来构建中国创新经济内循环的潜力。因为这些政策举措一方面能够通过国家对工业和科研的动员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 从而解决发展本国创新共同体中缺失的基础技术和关键技术的问题, 为本土创新提供知识公共品, 使得更多的企业能够进入相关领域的创新竞争; 更重要的是, 这些举措能够在执行重大任务的过程中形塑新式的“政府—工业—科研”协调机制, 使得本土各部门的创新参与者能在竞争之余, 形成定义重大技术问题、形成议事日程、发展技术标准等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因而“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是促进有效的创新市场机制形成的关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