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系统性危机及其积极影响

在奥巴马2011年1月25日的国情咨文中, 在论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 以及美国与印度、韩国、中国的贸易协议等诸多重要事项之前, 奥巴马强调美国民众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卫星时刻”(Sputnik Moment), 即在科技领域保持竞争力的重大危机。奥巴马指出, 对照中印等国的迅速发展, 美国正面临竞争危机, 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保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 并创造大量就业。奥巴马试图以“卫星时刻”这一在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标志性意味的话语凝聚全体美国人的共识, 推动改革并重塑美国, 以确保美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一背景下, 奥巴马强调美国将增加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研发投资, 来增强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 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卫星时刻”在美国是一个不常被采用, 但具有特别政治意涵的术语。它表述的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已经在关键领域获得相对美国的重大领先, 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岌岌可危的历史性时刻已经到来。作为一个专用术语, 它是美国试图动员社会以进行结构性转型并有效应对危机的政治口号。

“卫星时刻”这一说法的出现要追溯到1957年10月, 当时苏联出人意料地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 ( Sputnik 1) ; 紧接着在11月, 苏联又成功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连续成功发射卫星的事实, 意味着美国人此前对苏联科技水平的判断是错误的, 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在太空探索和导弹等关键技术领域超越了自己。对于美国来说更糟糕的是, 美国回应这一系列挑战的第一个大动作, 即在1957年12月由美国海军发射的“先锋号” ( Vanguard 1) , 竟然因为准备仓促而在万众瞩目之中失败了。

1957年的“卫星时刻”给美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恐慌, 因为这意味着在与苏联的冷战中美国很可能已经开始失去科技主导权。这种恐慌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来说并不陌生,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在一系列军事科技如潜水艇和导弹研制领域的领先优势同样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压迫。当时美国的科技精英们也推波助澜,让公众更感危急, 尤其是在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后, 前福特基金会主席、兰德公司创始人罗恩·盖瑟 ( Rowan Gaither) 递交给美国总统的《核时代的威胁与生存》 ( “ Deterrence and Survival in the Nuclear Age” , 常被人们称为“盖瑟报告” ) 在1957年11月下旬被人有意爆料给《华盛顿邮报》, 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社会对巨大危机的认知。

1957年的“卫星时刻”最终推动了美国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次系统转型1。事实上这一转型早在1945年就开始酝酿了, 当时美国在二战中的科学家大军的领袖万尼瓦尔·布什 ( Vannevar Bush)认为美国必须对欧洲大陆 (尤其是德国) 在科技上的领先地位做出回应, 为此他在1945年向美国总统递交了著名的报告《科学: 无止境的前沿》 ( “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 常被人们称作“布什报告” )。在该报告中, 万尼瓦尔·布什强调美国应该在战争结束之后依然保持战争时期大力投资科技研发的做法, 而不是退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 Bush, 1945) 。布什的主张虽然被精英们广泛接受, 但美国社会依然对国家是否应当直接资助除了基础科学研究以外的其他科研活动存在疑虑, 因为后者必然会与特定的私人利益有关( Stokes, 1997) 。同时, 布什建议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由科学家主导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布什等科学家精英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最初的设想] 的主张, 在不同党派、不同部门之间引发了争议, 这也拖延了美国战后新体系的形成进程( Wang, 2008) 。

但“卫星时刻”改变了这一切。巨大危机的冲击使得美国社会在短时间内就搁置了争议, 迅速建立起新的机构、新的制度和新的体系。而自此之后, 美国社会对科技重要性的认可度一直稳定地处于高位 (封凯栋, 李君然, 付震宇, 2017) 。在此基础上, 一系列“任务导向型”项目在美国铺开, 首先是在军事科技领域, 然后迅速地扩散至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如美国著名的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 (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于1958年成立, 专门资助前沿开创型的技术研发活动2。同时, 美国国防部和精英大学还创办了专门支持前沿技术进行商业转化的风险资本,联邦政府在若干重点领域开展了政府引领的长期资助项目 ( Mazzu-cato, 2013) 。更重要的是, 国家开始在全社会的科研投资中扮演领航者的角色。在此, 我们必须指出, 在二战之前, 美国联邦政府甚少参与工业技术研发活动, 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军需问题组织过工业界的联合开发以克服当时的技术瓶颈 ( Mowery and Rosenberg, 1998) 。美国国会曾在1884—1886年专门成立了艾利森委员会 ( Allison Commission) 来审查广义上受到联邦资助的科技机构 (当时主要是海岸和大地测量、地质调查、气象和海军水文机构), 而当时美国政坛的主流论调依然不认可联邦政府在科技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 国会认为美国宪法并没有为联邦政府直接管理科学事务提供依据。而在二战后, 美国联邦政府和军方充当着美国社会科技研发的指挥棒, 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提供着美国全社会研发支出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资金, 毫无疑问成为美国创新投资的第一推动力 ( Mowery and Rosenberg, 1998)。其他工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德国、英国和法国等也从未达到过这样高的比例; 即便在现阶段, 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依然占全社会相应总支出的30%上下, 显著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大型经济体3。也就是说, 联邦政府角色的转变为美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塑造了一组此前未有的制度逻辑, 即政府介入并大量投资于私人产业部门的科技活动是正当且必要的, 大学等科研系统接受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才培养活动建立于军事技术需求、私人部门研发委托和联邦科研项目的基础上; 同时, 美国还新设了一系列机构、项目和基金, 并配以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来形塑新的系统。

基于这一转变, 美国奠定了其产学研军政相结合的现代科研经济体系。随后为了促进这一体系科技成果的扩散, 美国还出台了国防采购体系内的强制性技术扩散条例等政策举措;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先是军方, 然后是能源部等联邦机构, 继而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 这些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逐步开始设立风险基金以鼓励其科研体系的成果转化; 20世纪80年代, 美国通过了以《拜杜法案》为首的多项法律, 授权并促进联邦政府与军方所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经由科研人员私有化之后进行商业化开发。这些制度建设实质上重新界定了公私所有权之间的边界, 并且畅通了科研成果的转化路径。其中, 人们普遍熟知的现代创新经济模式, 尤其是硅谷经济模式 (也包含今日诸多流行的术语如开放式创新、模块化创新、集成创新等) 都源自这一系统性的转变。可以说, “卫星时刻”所推动的系统性转变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科研体系, 为美国在创新经济中赢得持久的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

上述事实表明, 成功的系统性转型依赖于社会对危机的认知,以及国家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制度构建工具。这些条件也意味着, “危机并非总是好的”, 而且并不是每一次政治领袖或精英集团推动系统性转型的尝试都会成功。事实上, 大部分动员或尝试都无疾而终。例如, 前文提到的奥巴马在2011年的动议, 最终成效仅体现为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政策等一些行业性举措; 而奥巴马所依托的科技精英们, 在高流动性的金融资本的支持下, 更青睐全球化协作, 并没有认定美国正在遭遇系统性的科技领导力挑战。此后的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使用“卫星时刻”这样的政策口号, 甚至一直都在尝试取消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 ( 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 MEP)4 等高技术政策项目。可见, 危机并不必然会带来积极影响。但需要承认的是, 在塑造现代创新经济模式的历程中, 美国每一次结构性转变和重要的制度重塑, 确是以影响重大的系统性危机作为前提的5。

1 在美国的历史上, 能与1945—1957年的国内争论与国际危机所推动的结构性转型相比的, 可能只有18世纪末的转变。当时的争论同样是由战争危险和军事技术危机推动的, 即美国与法国之间的XYZ事件。受该事件影响, 美国战争部决意要扶持一个高质量、标准化、大规模的军工生产体系, 这直接开启了美国在整个19世纪可互换零部件体系和标准化生产的管理革命, 这一变革最后塑造了美国的科学管理革命与最终在20世纪初成型的大规模生产体系 (Mass Production System), 从而助推美国工业经济在19世纪末从规模到生产能力全面超越当时工业世界的领头羊英国。

2 DARPA在促进前沿技术进步、完成技术的工程化和商业化方面非常成功, 引得能源部和国土安全部等一系列美国联邦部门纷纷效仿, 建立起同类的、专门负责技术创新事务的管理机构, 甚至机构名称都包含“ARPA” (Fuchs, 2010; Weiss, 2014)。其中, 2002年,美国成立首个类DARPA的机构——国土安全高级研究计划局 ( Homeland Security ARPA, HSARPA); 2006年设立了服务于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 (IARPA); 2009年设立了面向低碳技术的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 (ARPA-Energy, ARPA-E)。

3 以2008—2013年为例, 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占全社会支出比在 26.71%—31.39%间波动, 平均值为29.54% ; 而2015年中国政府的研发支出占比仅为22% (美国数据来自NS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data, 2022年6月22访问; 中国数据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数据计算得到, http: //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 cn=C01, 2022年6月22日访问)。

4 MEP计划起源于1988年美国为了应对日本制造业的冲击而启动的政府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为激励美国制造业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而设立的, 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本国工业技术竞争力而主动介入竞争性领域的代表性政策之一。

5 例如, 1980年的《拜杜法案》及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所通过的一系列促进技术转移、技术扩散和商业化的法案, 都是以越南战争和后续美苏冷战所带来的巨大的财政支付压力为背景的。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所通过的ATP计划 ( 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 先进技术计划)、 MEP计划和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则是以日本在制造业和生产效率方面对美国形成严峻挑战为背景的 ( Wang, 2008; Wei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