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蒙古旱獭疫源地

一、蒙古旱獭疫源地的发现与概况

蒙古旱獭属于草原旱獭东北亚种，或称草原旱獭西伯利亚亚种，也称草原旱獭蒙古亚种（Marmota bobak sibirica）。疫源地跨越中国的呼伦贝尔、俄罗斯的外贝加尔东南部及蒙古国东南部地区，绝大部分位于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蒙古旱獭疫源地的鼠疫耶尔森菌属于古典生物型鼠疫耶尔森菌，已经适应高原高寒、高旱环境，与蒙古旱獭共生自然组成了旱獭鼠疫的生物群落，形成了蒙古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并在蒙古旱獭疫源地中流行保存维护了古典生物型鼠疫耶尔森菌的种族延续。据此推断经历了相当而漫长的进化过程，从冰河末期至公元5—6世纪，有1 500~20 000年，有可能时间更长。称其为鼠疫耶尔森菌起源后的第一阶段——漫长进化期。

蒙古旱獭疫源地在20世纪的1910年和1920年曾2次引发了东北地区的肺鼠疫大流行，2次波及东北三省、河北、山东等地区，死亡近7万人。在俄罗斯的外贝加尔东南部于1911年俄罗斯的巴尔扎特从毗邻的俄境内的外贝加尔东南部的博尔集亚（与满洲里地区相毗邻）附近的旱獭（Marmota sibirica，当时的拉丁名；现在的拉丁名应为Marmota bobak sibirica）体中首次分离出鼠疫耶尔森菌。

伍连德于1911年6月11日，将伊萨耶夫医师在野外捕获的染疫旱獭，解剖后发现脾脏和淋巴结可见明显的鼠疫病症。其后将病灶部分标本进行了培养，培养物成功地使一只健康的旱獭感染了腺鼠疫，初步提示该旱獭是我国该疫源地的主要宿主。这是历史上中俄两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该类研究中的合作。其后两国科学家对有关鼠疫问题进行了多次联合考察和研究。

1923年6月，满洲里地区出现了蒙古旱獭鼠疫的流行，伍连德获得了这一消息后，于6月6—23日在满洲里附近的索克图（Soktui）捡获了感染鼠疫的自毙旱獭及捕获了染疫的病旱獭，我国的伍连德博士及其助手关任民、伯力士（R.Pollitzer）组成的中国考察队与苏克涅夫（Sukneff）博士带领的俄罗斯科学家团队，两国科学家不仅共同分离到鼠疫耶尔森菌，而且两国团队共同进行了综合性的旱獭器官的组织学观察和研究，并对旱獭进行了感染性观察，研究表明其具有易感性，同时对旱獭的分布、数量及寄生蚤亦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证明了蒙古旱獭是该疫源地的主要宿主，从而首次证实了中国的内蒙古境内存在蒙古旱獭疫源地，这是我国发现的第2个类型的鼠疫疫源地。

由于旱獭分类学的不断完善，目前蒙古旱獭被列为草原旱獭的一个亚种Marmota bobak sibirica，规范的汉语名称为草原旱獭东北亚种。草原旱獭东北亚种的主要分布地在蒙古国至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在我国该亚种的分布仅处于边缘地带，故该亚种称为草原旱獭蒙古亚种似比东北亚种或西伯利亚亚种更为合适。但出于对蒙古旱獭鼠疫疫源地习惯的称谓，在本节中对草原旱獭的这一亚种名称仍称其为蒙古旱獭，按上述仍简称为旱獭。

该疫源地在中国境内仅分布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高原的草原地带，在20世纪初旱獭在呼伦贝尔高原的草原地带几乎全境分布。此后，随着人为捕猎旱獭力度的加剧，使其旱獭分布区域迅速减少，密度急剧下降，自1926年以后，再没有发现旱獭鼠疫的流行，也没有从旱獭体内检出过鼠疫耶尔森菌和阳性血清。

该疫源地的范围及界限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其20世纪60年代鼠疫流行的资料和毗邻国疫情，并参考当时旱獭的分布区域及密度认为疫源地包括牙克石市（原称喜桂图旗）和满洲里市2市辖区内的地域总面积44 000km²。于1993年对疫源地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定，本次主要依据20世纪80—90年代对疫源地景观、主要宿主的分布及密度状况重新划定满洲里市、牙克石市、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及鄂温克族自治旗等6个旗（市）的一些地区，总面积35 198km²。丛显斌等（2019年）对该疫源地的范围和面积再次进行了核定，确定满洲里市、牙克石市、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等5个旗（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被排除在疫源地之外），核定的疫源地面积23 206.13km²，比第一次划定的面积减少了20 793.87km²，比1993年划定的面积减少了11 991.87km²。

二、蒙古旱獭疫源地的生态环境

（一）地理地貌

旱獭疫源地位于呼伦贝尔高原的西部草原区域，地理位置处于北纬48°20′~49°50′与东经115°50′~121°18′之间。呼伦贝尔高原处于大兴安岭山地的西南部，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递降，形成倾斜的地形。海拔高度在700~1 000m之间。依据史培军等（1987年）利用遥感技术对内蒙古地貌进行研究后的地貌分类和分区，该地区的中西部属于高平原区的侵蚀剥蚀、风蚀（积）高平原亚区，其最西端少部分区域属于呼伦贝尔波状、残积高平原小区；中部、亚西部及北部的大部分区域属于呼伦贝尓层状覆沙残积高平原小区。最东部属于沙地的风蚀（积）、洪积沙地亚区的呼伦贝尔风积、洪积沙地小区。东部为大兴安岭林区。在伊敏河与乌尔逊河之间形成沼泽地，另外还有根河、海拉尔河及克鲁伦河。沉积物以厚度不等的沙层和砂砾层为主。

（二）气候

该疫源地是我国纬度最高的一块疫源地，气候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最高气温25℃，年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3℃。年平均气温仅为零下2.4℃。昼夜温差大，寒冷季节长。年降水量300~400mm。

（三）土壤

该疫源地的土壤按李天杰等（1983年）土壤的区划，疫源地属于温带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及阿尔泰东南部森林草原和草原土壤地区的干草原栗钙土地带，土壤以栗钙土和暗钙土为主。在接近林区处于温带东北和内蒙古东部草原土壤地区的草原黑钙土地带，土壤以黑钙土为主，局部地区分布有盐碱土。

（四）植被

该疫源地属于温带草原植被的典型草原类型，由典型旱生性多年生草本植物组成的草原植被称为典型草原。典型草原植被广泛分布于呼伦贝尔高原，其植物区系组成中，禾本科草与蒿类植物占优势，最有代表性的建群种与特征种是大针茅（Stipa grandis）、克氏针茅（Stipa kryloyii）、本氏针茅（Stipa bungeana）、羊草（Leymus chinensis）、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米氏冰草（Agropyron michnoi）、落草（Koeleria cristata）、黄囊苔草（Carex korshinskyi）、寸草苔（Carex duriuscula）、双齿葱（Allium bidentatum）、山葱（Allium senescens）、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草本樨状黄芪（Astragalus melilotoides）、扁蓿豆（Melilotoides ruthenica）、达乌里胡枝子（Lespedeza davurica）、细叶柴胡（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麻花头（Serratula centauroides）、冷蒿（Artemisia frigida）及变蒿（Artemisia commutata）等（内蒙古农业大学李青丰教授提供）。

三、蒙古旱獭疫源地的动物宿主与媒介

（一）动物宿主

蒙古旱獭疫源地共发现7科23属33种啮齿动物。

啮齿类多为草原代表种类。其中达乌尔黄鼠、布氏田鼠、达乌尔鼠兔和五趾跳鼠分布广泛。旱獭分布范围越来越小，20世纪70年代后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西麓和中俄、中蒙边境的低山丘陵区和高平原土质中碎石含量较高的地区。黑线仓鼠和黑线毛足鼠的分布较普遍，可出现于多种环境，以平原地区为多。长爪沙鼠主要分布于沙质土草原和植被退化或轻度盐碱化的局部地区。如满洲里周围及其西南方向，在满洲里市的鼠疫监测中占小型鼠的1.93%、新巴尔虎右旗占小型鼠的2.50%，其最东部已分布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鼢鼠主要分布于相对湿度较大的东部草甸草原和北部沙丘中，褐家鼠（大家鼠）和蹊鼠（小家鼠）主要分布于城镇和农业区，牧区较少。花鼠和朝鲜姬鼠（大林姬鼠）为林区栖居种，仅发现于接近大兴安岭的边缘地带。莫氏田鼠仅见于河湖沿岸和低湿草甸中，分布较局限。狭颅田鼠主要分布在海拉尔河以北和伊敏河以东的草甸草原区。麝鼠为水生种类，在河川地带皆有发现。

1.主要储存宿主

旱獭为该疫源地的主要储存宿主。

（1）地理分布：

旱獭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旗和额尔古纳；兴安盟的科尔沁右翼前旗；赤峰市的阿鲁科尔沁旗等地。在国外主要分布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国的东部及东北部。

（2）生活习性：

旱獭为群居性动物，通常为一个家族居住在一个洞穴。在不同地形均有分布，尤喜栖居于山腰丘陵，植物生长较茂盛地带。

旱獭为冬眠动物，在9~10月开始冬眠，次年3~4月出蛰。一年中活动最频繁的时间为出蛰至产仔期，因需补充冬眠消耗的体脂及妊娠所需营养，这一期间旱獭外出觅食增加。大多昼间出洞。夏季和秋季活动相对较少，多为清晨或傍晚出洞。

旱獭的领域范围为0.25~0.5hm²。相邻的不同旱獭家族常有共同的觅食草场，因此不同家族巢区可能有重合。

（3）动物生态学及动物病流行病学意义：

旱獭是蒙古旱獭疫源地的主要宿主。1911年在外加贝尔从旱獭中首次分离出鼠疫耶尔森菌。1923年我国在满洲里地区曾分离到鼠疫耶尔森菌。1926年该疫源地发生最后一次人间鼠疫，此后，再未发现人间及动物间鼠疫疫情。

近十几年，该疫源地监测发现：在陈巴尔虎旗、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旱獭分布区域逐渐扩大，密度也有上升趋势。呼伦贝尔市的额尔古纳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牙克石市，通辽市的霍林郭勒市，赤峰的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锡林郭勒盟的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以及苏尼特左旗等16个旗（市、区），目测旱獭的分布范围也在扩大，且数量有所增加。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相毗邻的蒙古国和俄罗斯都存在有活动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这两个国家与内蒙古的边境线长达4 000km多，其中大部分地区边境无自然屏障阻隔，自然疫源地连成一个整体，动物间鼠疫传播不分国界，因而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动物间旱獭鼠疫极有可能传播到我国内蒙古旱獭的种群中，造成我国蒙古旱獭疫源地在静息了近百年之久以后再度复燃。

2.其他染疫动物

不仅我国在旱獭中曾检出鼠疫耶尔森菌，在蒙古国、俄罗斯旱獭也是主要染疫动物。本疫源地的蒙古国、俄罗斯分离到鼠疫耶尔森菌的宿主动物还包括：达乌尔黄鼠、长尾黄鼠、布氏田鼠、狭颅田鼠、蒙古高山、达乌尔鼠兔、蒙古鼠兔、蒙古兔、蒙古短尾仓鼠、五趾跳鼠、艾鼬、香鼬以及鹰的呕吐物等。

（二）媒介

1.媒介蚤类组成

该疫源地共发现蚤类6科29属77种（表2-3），其中寄生于该疫源地数量多且分布广的啮齿动物的蚤种，包括蚤类有谢氏山蚤、方形黄鼠蚤、人蚤、光亮额蚤、角尖眼蚤、原双蚤、二齿新蚤等。此外，还有螨类28种，硬蜱2种。

呼伦贝尔市鼠间鼠疫疫情监测数据显示2009—2018年共获啮齿动物体蚤6 893匹。其中在达乌尔黄鼠中共获蚤数量最多，共计6 094匹，包括方形黄鼠蚤5 854匹、光亮额蚤281匹、谢氏山蚤11匹、二齿新蚤5匹、近代新蚤东方亚种3匹，阿巴盖新蚤2匹、角尖眼蚤指名亚种1匹；在蒙古旱獭中共获53匹，其中谢氏山蚤31匹、方形黄鼠蚤18匹、光亮额蚤4匹；在其他鼠类中共获蚤746匹，其中光亮额蚤237匹、角尖眼蚤指名亚种218匹、方形黄鼠蚤125匹、二齿新蚤101匹、近代新蚤东方亚种35匹、多刺细蚤23匹、秃病蚤蒙冀亚种4匹、阿巴盖新蚤2匹、栉头细蚤指名亚种1匹。

2.染疫媒介

我国蒙古旱獭疫源地没有从蚤类中分离出鼠疫耶尔森菌。国外在蒙古旱獭疫源地内发现染疫蚤类7种。包括谢氏山蚤、方形黄鼠蚤、二齿新蚤、近代新蚤东方亚种、宽圆纤蚤、光亮额蚤、原双蚤田野亚种。

3.主要媒介和次要媒介

谢氏山蚤（Oropsylla silantiewi）在我国该疫源地未有鼠疫耶尔森菌检出的记录，但在毗邻的俄罗斯疫源地中谢氏山蚤已成功分离出鼠疫耶尔森菌，确定为主要媒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高原的蒙古旱獭疫源地，谢氏山蚤是主要宿主旱獭的主要寄生蚤，獭体、巢、洞干蚤中占比高达80%以上，此外分布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喜马拉雅旱獭、天山旱獭和长尾旱獭疫源地，也是以谢氏山蚤为主要传播媒介。鼠疫传播方面，谢氏山蚤体大、口器长，在旱獭间足以发挥其传疫的作用，而且证实能够叮咬人及一些食肉动物；同时在各型旱獭疫源地内都以谢氏山蚤的染菌率为高，伍连德还通过实验研究证明，谢氏山蚤能在旱獭间传播鼠疫。基于以上几点，判定其谢氏山蚤具备主要媒介的条件。

从俄罗斯外贝加尔疫源地达乌尔黄鼠的主要寄生蚤方形黄鼠蚤中曾多次分离出鼠疫耶尔森菌。此外，俄罗斯外贝加尔疫源地较多数量的人蚤、光亮额蚤、原双蚤、二齿新蚤、近代新蚤等，也曾检出过鼠疫耶尔森菌，推测人蚤和方形黄鼠蚤是该疫源地的次要媒介。

四、蒙古旱獭疫源地的动物间鼠疫疫情

在该疫源地开展动物鼠疫检测的过程中，于1979年首次从该疫源地中的新巴尔虎右旗1只沙狐（Vulpes corsac）的血清中检出了鼠疫F1抗体，滴度为1∶20。1987年，又从2只达乌尔黄鼠（Spermophilus dauricus）血清中检出了鼠疫F1抗体，滴度都为1∶20。这些阳性血清的发现，提示了该疫源地的疫源性依然存在。随后由于检测工作力度的加大，于2004年在满洲里市境内用间接血凝法从142份达乌尔黄鼠血清中检测出阳性血清14份，阳性率为9.86%，其中8份滴度为1∶160，6份为1∶80。2005年又从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采集的98份达乌尔黄鼠血清中检出16份血凝阳性血清，阳性率为16.33%，而滴度也比较高，1∶1 280（2份）、1∶640（2份）、1∶320（5份）、1∶160（3份）、1∶80（1份）及1∶40（3份）。随后于2007年和2008年在满洲里市和新巴尔虎右旗从达乌尔黄鼠和五趾跳鼠Allactaga sibirica血清中又检出了阳性血清13份，其血清的最高滴度为1∶640。2010年满洲里市和新巴尔虎右旗在达乌尔黄鼠检出阳性血清5份。2004—2013年之间，仅2006和2009年没有检出阳性血清，其余年份在该疫源地的达乌尔黄鼠检出52份阳性血清，最高滴度为1∶1 280，五趾跳鼠检出阳性血清1份，虽然没有从旱獭检出阳性材料，但仍说明该疫源地的动物间鼠疫仍有流行的迹象。

近十几年，不但在该疫源地开展监测工作的陈巴尔虎旗、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旱獭分布区域在逐渐扩大，旱獭分布密度也有上升的趋势。2020年，旱獭监测密度为0.39只/hm²，高于2017—2019年间的平均值0.13只/hm²（1hm²＝10 000m²），局部地区密度可达到0.61只/hm²。根据目测旱獭在其他地区的分布范围也在扩大，数量也在增加，这些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的额尔古纳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牙克石市，通辽市的霍林郭勒市，赤峰的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锡林郭勒盟的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以及苏尼特左旗等16个旗（市、区），其中有部分旗（市、区）与蒙古国和俄罗斯接壤。尽管该疫源地已经静息近一百年，但近几年旱獭密度不断增加，栖息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图2-1），已经具备了疫情复燃的条件。

五、蒙古旱獭疫源地的人间鼠疫疫情

1923年，即1910年和1920年两次东北地区肺鼠疫大流行后不久，伍连德等在满洲里附近，从旱獭体内检出鼠疫耶尔森菌，以当地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科学结论，证实了两次人类肺鼠疫的大流行源于旱獭。此后随着人类猎獭活动的加剧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作为主要宿主动物的旱獭数量逐年减少，自1926年后在我国境内疫源地范围内再未检出鼠疫耶尔森菌。

据内蒙古的鼠疫的疫史调查，蒙古旱獭疫源地内从1893年到1926年，在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扎赉诺尔区、满洲里市、牙克石市、扎兰屯市、陈巴尔虎旗及鄂温克族自治旗等7个旗（市、区）患病8 085人，死亡8 080人，病死率高达99.94%。其中1924—1926年为腺鼠疫病例，分别为1例、2例及3例，共计6例，死亡1例（1925年），病死率为16.67%（表2-4）。

伍连德对1911年参加蒙古旱獭疫源地鼠疫防控者数量及与疫情有关联的死亡人数进行了统计，参加鼠疫防控人员数为2 974人，死亡314人，占10.56%。其中比例最高的是中医从业者，占52.50%，由于当时中医从业者对肺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正确，基本上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所以，有半数以上的中医抗疫者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其次为救护车司机46.00%，虽然救护车司机经过了培训，但暴露于肺鼠疫患者的概率较大，因而死亡比例较高。消防员、辅助劳工主要从事医院杂工、居民区巡查及尸体掩埋，这些人员经常暴露于肺鼠疫患者及染疫尸体的环境中，从而死亡者比例也出现了较高的情况。厨师（60人）占6.67%、士兵（1 100人）占5.73%、警察（1 005人）占4.36%、有从业资格的医生（20人）占5.00%及医学生（29人）占3.45%。由此说明伍连德在鼠疫防控中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对当时及后来的肺鼠疫防控工作有着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表2-5）。

尽管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旱獭疫源地内无组织、无防护措施的猎獭活动数十年来屡禁不止，但却未发现鼠疫感染者，也就是说没有接触到传染源。据资料记载，1952—1992年的40年间，每年都有猎獭者，收购獭皮的高峰年有600~1 000人进行猎獭，年均猎獭5万只以上，均无染疫。与毗邻的蒙古国相比，在其蒙古旱獭疫源地内虽然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但却仍然几乎每年都有因猎獭而感染鼠疫者。我国西北和西藏地区旱獭疫源地内，数十年来亦不断有因猎獭而感染鼠疫者，也就是说在活动性疫源地内，因猎獭而发生染疫者是常有的。然而，在内蒙古该疫源地90余年间猎获数百万旱獭过程中无染疫者，显然可以说明已静息近百年。

六、蒙古旱獭疫源地动态变化趋势

我国的蒙古旱獭疫源地与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蒙古旱獭疫源地毗邻且缺乏天然屏障，给内蒙古鼠疫的防控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是蒙古国的蒙古旱獭鼠疫不仅在动物间猛烈流行，人间病例也经常发生，并且人间病例病死率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在内蒙古边境沿线，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好转而使得旱獭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分布不只局限在开展监测工作的呼伦贝尔市的4个旗（市），而且密度也明显增加（图2-2）。在呼伦贝尔高原的蒙古旱獭疫源地内的达乌尔黄鼠血清中多次检出过血凝阳性材料，以及内蒙古有18个旗（县）与蒙古国、俄罗斯为邻，边境线总长度为4 203km，具有22个口岸。同时，与内蒙古自治区相毗邻的蒙古国6个省和俄罗斯的赤塔州都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其中大部分地区边境线没有自然屏障阻隔，自然疫源地连成一个整体，动物间鼠疫传播不分国界，因而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动物间旱獭鼠疫极有可能传播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旱獭种群中，这些因素会造成我国蒙古旱獭疫源地在静息了近百年之久以后再度复燃，也是我国内蒙古蒙古旱獭疫源地面临的最大风险。另外，内蒙古还面临人间输入性鼠疫的风险，首先，中蒙边境贸易发展，被染疫动物血液或染疫媒介昆虫污染的动物毛皮具有传染性，如果在海关卫生检疫中未能被及时发现，可能造成鼠疫经物品输入国内。其次，近年来，蒙古国因狩猎旱獭感染的人间鼠疫病例不断发生，并且以肺鼠疫为主。鼠疫感染者，尤其是潜伏期感染者由内蒙古口岸入境，可能造成旱獭肺鼠疫病例输入，如果未能及时发现，会在入境隔离期间造成在隔离人员甚至管理人员中感染。因此，应该高度重视蒙古国的旱獭鼠疫流行对我国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鼠疫防控造成的巨大威胁。在防控策略方面不能因为我国的蒙古旱獭疫源地静息长达近百年之久就放松警惕，需要加强对旱獭密度、种群迁徙和分布范围等动物间鼠疫流行参考指标的监控，尤其是要重视对我国境内蒙古的旱獭鼠疫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持续性监测，及时发现异常指标，预警蒙古旱獭疫源地的复燃；同时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实施管理入境人员和物品的检疫，及时发现输入性病例。

2019年以来，蒙古国的蒙古旱獭疫源地已经报告了24例以上人间鼠疫病例，充分说明了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旱獭疫源地动物间鼠疫异常活跃，并反复波及人间。大量的实验业已证实旱獭鼠疫疫源地的鼠疫耶尔森菌毒力是所有类型鼠疫自然疫源地菌株中最高的，在历史上蒙古旱獭疫源地的鼠疫流行也造成了我国东北地区、河北省及山东省等地区近7万人死亡。尽管在内蒙古的蒙古旱獭疫源地已经静息近百年，但其在自然地理上与蒙古国的蒙古旱獭疫源地相连，并缺乏天然屏障，加之我国旱獭动物数量的大幅度回升。因此，蒙古国的旱獭动物间鼠疫的流行具有较大的可能性随着动物迁徙扩散到我国内蒙古的蒙古旱獭疫源地内，造成我国蒙古旱獭疫源地的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