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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论

一、郁证《黄帝内经》论

《黄帝内经》由《素问》八十一篇和《灵枢》八十一篇两部分组成，提出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症诊治以及养生、运气等学说，奠定了中医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理论基础。笔者经过数十年临床以后，重读《黄帝内经》，发现书中虽无郁证的病名，却早已系统论述了郁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以及治疗等丰富内容。

1.郁证病因

《黄帝内经》提出了情志病因学说，而且将情志致病看作与外感邪气致病处于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祖国医学对世界医学最伟大的贡献，在西汉以前便道破了心身医学的奥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医学真正开始认识并重视精神心理因素致病至多不过是短短百年以内的事情，半个多世纪前才刚刚开始重视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

（1）情志病因学说

①喜怒常情，不节致病：

《灵枢·邪客》：“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人有喜怒悲忧恐等精神心理现象，犹如自然界存在风雨寒暑一样，乃属天经地义。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为人类固有的情感变化及心理活动。并且，多数人存在心情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此亦人与自然一体、天人相应之理。

然而，如果情志活动超过人体所能调节的程度时，便如四季不时之邪一样，可以引起疾病的发生。《灵枢·百病始生》：“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

到了宋代，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始将病因归为外感六淫（外因）、内伤七情（内因）以及饮食劳倦（不内外因）之三因学说。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郁证》写道：“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清代李用粹《证治汇补》也写道：“有病久而生郁者，亦有郁久而生病者。”其所论都是以《黄帝内经》情志病因学说为滥觞，其所说因郁致病、因病致郁即是现代医学所谓心身疾病或身心疾病的概念。

②七情五志，可伤五脏：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首提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即五脏均可被相关情志活动所伤。《素问·宣明五气》指出这与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五脏所藏有关。《素问·调经论》还指出这与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五脏所藏有关。《灵枢·本脏》进一步指出这与五脏所藏精神血气均有关：“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灵枢·九针论》补充这与五脏精气所并有关：“五并，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脏也。”

通过上述反复叠加递进的论述，《黄帝内经》将情志活动与五脏生理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不仅将五脏看作是一般的肉体器官，更看作是具有活的灵魂的肉体器官，这便是情志因素可以导致疾病发生的生理病理基础，也是中医治疗能够做到通过调节脏腑功能而调节情志，或通过调节情志而调节脏腑功能的理论基础。相对于仅仅将组织器官看作是肉体而没有灵魂的西医学而言，这是最本质的区别点。

③情志伤脏，心君为主：

《黄帝内经》关于五志伤五脏的说法，只是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而已。但其核心强调的是，情志活动均可伤及五脏，或五脏均参与情志活动，五志伤及五脏并非一一机械对应的。五脏之中，心与情志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心为君主之官，“神气舍心（《灵枢·天年》）”之故。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愁忧恐惧则伤心”；《灵枢·百病始生》：“忧思伤心”，此之谓也。

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黄帝问岐伯：“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岐伯对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这段内容说明情志活动可影响所有脏腑的功能，但以心君为主，君明臣安则体寿无殃。

（2）情志禀赋学说：

早在西汉之前的古代中医就发现，同样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这其实与个体禀赋有关。也就是说，情志致病因素是否致病及其致病样式，除了与七情内伤的程度有关以外，还与个体的心理特质、人格特征、性格类型、体质特点及遗传因素有关。《黄帝内经》有关情志致病事关禀赋的学说是对情志病因学说的深入阐述和完美补充。

①先天禀赋，受之父母：

《灵枢·天年》：“（人之始生）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即每人均接受来自父母的基因，疾病也不例外。例如《素问·奇病论》提到“巅疾”即得之于在母腹中时，说明一些疾病具有遗传因素，得之于父母禀赋。《素问·经脉别论》所谓人之“勇怯”，其实也是禀赋使然。

张景岳《类经》解释禀赋为：“夫禀赋为胎元之本，精气之受于父母者是也……此外如饥饱劳逸，五情六气，无不各有所关，是皆所谓禀赋也。”明确指出人之性情可出于禀赋；《类经》又说情志可因禀赋而异：“五脏六腑，共为十一，禀赋不同，情志亦异，必资胆气，庶得各成其用，故皆取决于胆也。”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杂病》也发挥道：“人生气禀不同，得气之清，则心之知觉者明，得气之浊，则心之知觉者昏。”清代林珮琴《类证治裁·健忘论治》甚至谈到禀赋所致情志病的治疗方药：“或禀赋不足，神志虚扰，定志丸、孔圣枕中丹。”总之，情志因素是否致病，尚因禀赋而异。基于《黄帝内经》禀赋理论的这一情志病因学说，具有极大的临床指导意义。

②怵惕之恐，“心小”易病：

在同等程度七情不遂致病因素作用下，是否致病取决于个体调节情志活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后天修养所得，二是与个体志意强弱先天禀赋有关。

《灵枢·本脏》：“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意和精神、气血一样，都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志意（意志）坚强则能驾驭精神魂魄喜怒，如此则不易受情志因素影响而得病。

在《灵枢·本脏》篇中黄帝问：“有其不离屏蔽室内，无怵惕之恐，然犹不免于病者，何也”？岐伯答曰：此与个体心有大小、志有坚脆有关，心小志脆者容易发病，心大志坚者不易发病。因事关禀赋艰涩难懂，黄帝听了还不明白，又问了一遍。岐伯耐心再答如下：“五脏六腑，邪之舍也，请言其故。五脏皆小者，少病，苦燋心，大愁忧。五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忧。五脏皆高者，好高举措。五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脏皆坚者，无病。五脏皆脆者，不离于病。五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不可以为人平，反复言语也。”

以上黄帝想要知道的是，有些人曾经忧患交加、褴褛筚路、历经沧桑（深忧、大恐、怵惕之志）而能长寿；相反，有些人生活安逸未受外邪侵袭，似乎也并无外来诸般显在烦恼（不离屏蔽室内，又无怵惕之恐）却反而不免于病甚或夭折，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分别以人有心有大小、志有坚脆以及人有五脏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作答。在《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将人分为木、火、土、金、水形之人，亦具此义。这些实际就是与禀赋密切相关的要素，相当于现今所谓体质、性格、人格、心理特质之类，与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

情志不遂是否致病，禀赋有时甚至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具有坚强志意禀赋者，虽有深忧大恐怵惕之志，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付之一笑而不影响身体健康；相反，意志脆弱禀赋者，尽管深居简出生活无忧，仍然不免最终因病求医。所谓“心小”者，即多思多虑、疑神疑鬼、心结难解、无故悲伤者，即使并无外在负性生活事件，仍可自内生出烦恼与恐惧，情志不遂而得郁证。

（3）情志伏邪学说：

《素问·脉要精微论》有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忿”义为心绪散乱，心中乱麻一团，情绪糟糕；忿是怒的初级状态，怒是忿的极端状态。情志伤人，有时并不立即发病；外邪六淫有伏邪，内伤七情也有伏邪；犹如外感热病有潜伏期一样，内伤七情致病也可有潜伏期，秋忿冬怒，久郁发病。“秋”“冬”代表时间变化。芸芸众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般多能自行调节排遣，时过境迁便可释然；倘若怀抱悒郁经久不释，一旦超出机体的调节能力，终能因郁致病。在这种场合下，“秋忿”与“冬怒”分别相当于隐性郁证和显性郁证以及从隐性郁证转化为显性郁证。历代注家多从气候转换角度解释“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这种脱离文字本义转弯抹角地臆测曲解，反失其真。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虽并未有“禀赋”字眼出现，但以上一系列论述的内容实质都是有关禀赋的内涵，后世禀赋学说即发祥于《黄帝内经》。所谓郁证禀赋，就是具有与生俱来的郁证易感体质和/或性格，情志郁结不遂犹如伏邪埋在体内，在某种特定时候可能为一些区区小事而触发郁证。

2.郁证病机证候

郁证的病机主要是气机紊乱，可以发生多脏腑多系统纷繁复杂的临床表现，许多是表现为隐性郁证的躯体症状。

（1）气机紊乱，症象多端：

《灵枢·寿夭刚柔》：“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是说外感邪气致病主要伤及形体，七情不遂致病主要伤及气机。情志因素致病的病机特点是气机紊乱，气机作为生命活动状态的概括，一旦紊乱便可产生异常繁杂的临床病症。《素问·举痛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黄帝内经》进一步指出，情志不遂导致气机运转失常可以引起有多种病症，诸如口苦、噫、言无音、梦、狂忘、喜忘、薄厥、少气、喘喝、胸盈仰息、呕血、飧泄、腹胀、经溲不利、阴缩挛筋、精时自下、流淫、筋纵、偏沮偏枯、脱肉、毛悴色夭、四肢不举、胁骨不举、腰脊不可俯仰屈伸、骨酸痿厥等，难以枚举。

《素问·玉机真脏论》：“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及其传化。传，乘之名也。”说明情志因素所致之病有多种传乘转化，症象变化多端，给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

（2）隐性郁证，或涉禀赋：

《灵枢·贼风》：“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由于这段对话蕴含特别重要的内涵，有必要展开解释一下。黄帝问：一般患者得病大抵都能知道原因，但有些患者并无外邪所中，本人也未自觉有明显的七情不遂，突然生病是什么道理？岐伯回答：其实生病是有原因的，通常是由情志致病因素（志有所恶所慕）潜伏（邪留而未发）所引起的，只不过发病起始比较隐匿（其所从来者微）而医患双方都没有觉察到（视之不见，听而不闻）罢了。以上帝臣对话蕴含两层深意：一是再次证实情志致病因素作为“伏邪”留存体内，最终可以导致气血紊乱而发病；二是因情志伏邪所致之病所从来者微而隐匿，难以觉察，有似鬼神所作一般。因此，这段内容清楚不过地证明，临床存在隐性郁证，临床存在情志伏邪；暗示情志伏邪及其发病或与郁证性禀赋有关。

隋朝巢元方对莫名其妙发病且病情怪异者，称为“中恶”或“中鬼毒之气”，明确指出乃“精神衰弱”所致。《诸病源候论·中恶病诸候》载：“中恶者，是人精神衰弱，为鬼神之气，卒中之也。夫人阴阳顺理，荣卫调平，神守则强，邪不干正。若将摄失宜，精神衰弱，便中鬼毒之气。”所谓“精神衰弱”，就是诸如癔症类郁证性禀赋；所谓“中恶”就是指莫名其妙发病突然；所谓“鬼神（如鬼使神差）”，就是形容似乎无因可查之隐性郁证和/或临床表现怪异。张仲景在描述郁证脏躁及百合病特点时也用了“象如神灵所作”“如有神灵”类词。其来源都是《黄帝内经》，可知《黄帝内经》“鬼神”论主要是指郁证类病证。

3.郁证身心诊断

《素问·移精变气论》：“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接诊应在独立的诊室，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病患必有前因后果，需通过详细询问了解病情，尤其有无为情所伤、为情所系；问病过程的语言开导、顺情从欲，即已构成心理咨询治疗手段的组成部分；如能得到患者信任或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便易获效。此接诊方式方法尤其适用于郁证患者的诊疗。

（1）察体尚需观心：

《素问·经脉别论》明确提出：“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接诊时除对骨肉皮肤进行体格检查外，还需要了解患者的心理性格状况，强调察体还需观心，这才是正确的诊查方法。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对诊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难经·六十一难》据此归结为：“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

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即通过望诊见色知病，显然绝不是指诸如黄疸、癥瘕、臌胀、水肿、出血之类显而易见的疾病，而是如张仲景《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中所说的“身形如和（即身体外观上看不出有何异常）”之百合病类情志性疾病——郁证尤其是隐性郁证。有经验的医者仅凭观察患者的眼神、面部表情或精神状态，即可知是否为郁所困。事实上郁证病证往往体格检查并无异常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取决于问诊，但当患者表现为“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的隐性郁证，或患者不愿向医者倾诉衷肠公开隐情，或甚至连患者本人也并未有意识到自己的病为情所困时，医者通过望诊进行判断显得更为重要。望而知郁是“望而知之”最重要的含义之一。

（2）毋犯“五过”“四失”：

《素问·疏五过论》中黄帝告诉雷公何为诊疗之“五过”，简直就是情志病郁证的诊疗大典。其中谈道：

一过：“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一些患者看似躯体无异，实是因人生际遇跌宕起伏所致的郁证性虚劳。

二过：“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诊病需要了解患者的喜怒苦乐，阴阳精气皆可因此而伤，甚至躯体可以因此毁沮。

三过：“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医生如不谙世事人情，便无法体察了解患者内心的感情经历，无以善诊。

四过：“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概同“一过”；对人生际遇变化导致情志内伤所引起的疾病，医生如不善于调动患者的精神心理力量（动神）以抗病，必至病深无救。

五过：“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尝富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故伤败结积，留薄归阳，脓积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阴阳，身体解散，四肢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医生如果不知男女悲欢离合等情志因素所致之病，仅凭一般医技医术治标不顾本，疗病不医心，则病不得瘥。

黄帝最后总结道：“凡此五者，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优秀的医生应将疾病与患者所处的生活环境及际遇变化联系起来，知晓世态人情，注重社会心理对疾病的影响。

诊疗“四失”类似“五过”。《素问·征四失论》：“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其中尤其是“不适贫富贵贱之居”“不别人之勇怯”“诊病不问其始”，反复告诫医者，诊疗如罔顾七情致病的事实，不仅“何病能中”，甚则“足以自乱”。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初步构建了郁证相关的诊治方法，强调医者必须懂得人情世故，必须具备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必须了解情志因素致病的来龙去脉。

4.郁证非药物情志疗法

《黄帝内经》作为医学典籍鼻祖，但全书仅示13方，似乎很少涉及治疗。《素问·汤液醪醴论》清晰地表明了本书的定位：“帝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可见《黄帝内经》重点在于讨论养生以防生病、治未病、疗心病的理念；对于郁证的治疗，尤其重视非药物情志疗法。

（1）制服邪气，必本于神：

《素问·汤液醪醴论》中谈到今世之病服汤液醪醴不必已，“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形弊血尽而功不立”，究其原因就是“神不使也”——即患者精神不进，志意不治，精坏神去，嗜欲无穷，忧患不止，精气坏，营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紧接着指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意即患者的抗病能力与其精神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医生帮助患者调适心态，从而调动其自身内在的抗病能力，这是治疗获效的重要前提。

《素问·血气形志》又指出人有形乐志苦、形乐志乐、形苦志乐、形苦志苦及形数惊恐等不同病态，治疗时需要注意调节患者心身两个方面，分别选用灸刺、针石、熨引、百药以及按摩醪药；尤其对惊恐等情志疾病的治疗，应采取按之摩之使其舒适，再予醪饮（酒或药酒）使其微醉忘忧，等等，要“形”“志”结合，身心两调，调志治心即为“本于神”之本义。

针灸治疗也是如此。《灵枢·本神》：“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素问·针解》：“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素问·调经论》：“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通过医患眼神交流及针刺配合语言暗示引导，唤起患者的注意力，有助于提高患者体内的正气能量而驱散邪气，这也是“本于神”的内涵之一。

（2）劝说开导，同情安慰：

相当于今之心理咨询。《灵枢·师传》：“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治病如治国，需要同情关爱，从其意而顺其气。要求医者对患者态度和蔼，充满同情心，帮助患者消除顾虑及负性情绪，使患者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顺畅其气机，以便更好地配合治疗战胜疾病。

《灵枢·师传》还说：“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医生应耐心向患者解释病情，善言相劝，解除患者思想负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3）祝由疗法，或可获效：

祝由是古代祝祷治病方法，后世称用符咒禳病的为祝由科。曾被认为是迷信之术，其实祝由疗法与现代心理疗法属类有相通之处，通过暗示或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是可以用来治疗一些与心理精神有关的疾病的。

祝由疗法有时有效有时无效。《素问·移精变气论》：“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大意是说身壮病浅、心态恬惔者，可以移精祝由；起居逆于寒暑、外邪深入，又兼忧患，则祝由难效。《灵枢·贼风》中又说对于因志所恶所慕发病，其所从来者微而似鬼神者，可祝由而已。

总的来说，祝由适用于情志因素致病者，祝由效果受祝由方法及患者被暗示性强弱等因素影响。

（4）情志相胜，因案设计：

基于五行生克学说的“情志相胜法”，是古代中医特有的治疗情志病郁证重要的非药物情志疗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医生根据情志病患者的不同病情，设计出具体的方案，其实施通常需要患者家人的配合。使患者开悟人事、卸除心结、幡然醒悟、调整心态并纠正不良情绪，常可获得不药而愈的惊奇效果。

成书于1228年的金代张从正的《儒门事亲》中有很多治愈情志病郁证的“情志相胜法”，因人设计的案情有如剧情，内容精彩，无愧为是古代中医心理治疗大师，指导其临床实践的基础理论均是出自《黄帝内经》。

5.小结

《黄帝内经》论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的整体医学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系统提出了郁证的因机证治。在病因方面，该书最早指出情志不遂可对人体造成伤害，详尽介绍了情志病因学说、情志禀赋学说、情志伏邪学说。在病机证候方面，指出郁证的病机特点为气机郁滞或紊乱；郁证的临床表现“五五二十五变”，有时可能隐匿而难以察觉到。在诊断方面，反复强调诊断察体尚需观心，毋犯“五过”“四失”，需将疾病与社会心理紧密相连。在治疗方面，提出“病本工标”的观点，重视以非药物情志疗法医心疗心，调动患者自身内在的抗病能力愈疾。重读掩卷，不禁令人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