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攀艰途　扎根边疆22载

1962年秋天，北中医的首届毕业生正式毕业，各省市的大学以及附属医院都来要人。百余名优秀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中医药医教研机构以及厂矿、企业、医院，他们表现都很突出，后来，其中多位走向领导岗位，担任了司、局级领导和中医院校校长。晁老当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报名支援边疆，为边疆缺医少药的人民服务。遂与爱人王秀珍自愿来到内蒙古工作。

晁老工作的中蒙医院，床位数不多，百余张左右，医生也不多，内科只有几位老大夫和几位学徒，作为科班出身的首届中医院校大学毕业生，晁老颇受单位重视。工作初始，晁老在病房工作。病房的工作，让晁老受到了锻炼。他刚上阵时的茫然，很快通过求教、自学、实践而消除，“指下难明，笔下无方”的尴尬局面也很快过去了。后来逐步承担了住院医师的工作，老大夫也逐渐放手并且信任晁老。通过临床实践，晁老逐步熟练掌握了中医四诊、辨证论治，书写病历、下达医嘱均游刃有余了。晁老凭着满腔热情，在病房工作中，千方百计寻找中医宝库中的有效疗法，将中医的特点发挥得有声有色。晁老曾负责过一个肾脏病患者，诊断为慢性肾病，患者全身高度水肿、腹水、少尿，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病房住了好几个月，西医治疗完全无效。当时晁老就给患者试用了舟车丸。服药后患者腹痛、大便稀，一夜腹泻达十几次，后来还变成水样便，小便也多了。三天药服完后，身体衰弱，不欲饮食，患者服药时恶心呕吐，晁老仍鼓励患者务必坚持服药，水肿和腹水症状减退，小便得通。而后再运用益气和胃，健脾利水之法治疗得以巩固疗效。出人意料的是，病人竟日渐好转，获得痊愈。他还曾治疗过一位风湿热患者，持续半个月发热38℃以上，汗出不解，全身关节肿痛难耐，痛如虎咬，血沉快，脉洪大而数，苔腻中黄，大便干，小便短赤。晁老仔细辨证，认为是属历节风、历节病，《金匮要略》多从疏风散寒而治，用乌头、附子、麻黄、桂枝，但此例因见大热、大汗、大脉，热郁于里，故治疗中还加疏风通络，清热祛湿之剂，晁老予白虎汤加桂枝、白芍、羌活、独活、木瓜治之，十余天后热退、疼除、汗止，病情缓解。在当时即便是作为住院医师，晁老对每一位住院患者均仔细观察，反复摸索，分析用药，使他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这为他成为中医泰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晁老刚到中蒙医院不久，自治区就招收了700多名中医函授班学员，有的是学徒，有的是自学者，还有中医爱好者。晁老和同事们主动承担了编讲义、编函授辅导资料的工作，还参与主办《函授辅导》杂志，并为其撰写专题文章，解答学员提问。晁老写过的《六味地黄丸家族》《温病专书释义》《中药分类》等一些既简明易懂、又富含经典中医思维的论著，深受学员们的欢迎。内蒙古幅员辽阔，当时的通讯手段也不发达，晁老需要经常到自治区各地做函授辅导讲课。而以晁老为代表创建的中医《函授辅导》，也受到全自治区中、西医大夫的热烈欢迎。有鉴于此晁老遂萌发了进一步扩大《函授辅导》影响之念。当时杂志稿源匮乏，他想方设法逐渐扩展稿源，从编稿、校对，晁老均事必躬亲，最后使当时的一个内部刊物逐渐发展成对外公开发行的《内蒙古中医药》杂志。回想这段经历，晁老说“创建杂志使我的组织和编辑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正是有了这些基础，才使我加强了对以往知识的复习，锻炼了我的讲课水平，这对以后的行医、教学以及写文章都很有帮助。”

当时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缺医少药，东部地区冬春季节居民常发生克山病。克山病是一种地方病，发病急，以心肌受损为主，病情危重，出现心衰、慢性心肌损伤、心律不齐者极多。1966—1968年，晁老分别前往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和莫力达瓦旗参加防克山病医疗队。二女儿晁燕出生时，他正在参与内蒙古东部北大荒的防克工作。女儿出生1个多月，他还不知道孩子的性别。医疗队驻地靠近北部边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冬季气温常在零下30多度。晁老经常长途跋涉，半夜出诊，沿途甚至常听到狼的叫声。196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他和医疗队副队长赶往另一个医疗点看望同事和病友，两人在遍山白雪中迷失了方向，走了很远才终于顺着电线杆找到一个村子，一问村民原来还需翻过一道山梁才是医疗队驻地，他们在大雪中又坚持走了8个多小时，赶到医疗队驻地时已过午夜12点。脱下棉袄时只见整个身子呼呼地往外冒热气，翻起裤脚，里面已是一圈冰块。然而每当回忆起在农牧区下乡经历时，晁老觉得弥足珍贵。他曾笑言：“当时大家都说想吃好的找晁恩祥。”原来少数民族同胞十分淳朴好客，乡亲们有事就找医疗队，胃痛、牙痛、关节痛、恶心呕吐等常见疾病，晁老应用针灸、草药就能解决，并且与牧民关系非常好，因此他走门串户每到一家，总是有人倒水送烟，送榛子等“好吃的”。后来，晁老还荣幸地评为“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科技工作者”。

1968年末，晁老刚从内蒙古东部返回呼和浩特，就又参加了前往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教育革命小分队。分队老师共15人，涵盖中西医基础、临床各科。晁老是唯一的中医老师，其他均为内蒙古医学院基础和临床各方面的老师。晁老在下乡过程中，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人进行辨证论治，针药并用，很受老乡欢迎。他曾治一中风患者，患者60余岁，突然失语，半身不遂，右上下肢不能自主活动，稍有发热，大便不通，给予清热通腑治疗，很快热退便通，继而应用针灸治疗，不到一月，患者语言逐渐恢复，肢体活动改善，当小分队春节前离开时，该患者已初步可以生活自理，并前来告别。

1969年，“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在北京美术馆举办。展会向全国发出通知收集展品，要求各省选派一名领队、一名编辑、几名美工和讲解员，晁老作为编辑参加了展会。全国各省纷纷送来了关于除四害、中草药防治常见病、中医临床及中西医结合、新医疗法、计划生育、中草药栽培、科研制剂等参展物品，展品可谓丰富多彩。晁老不但参加了选项目、做小样、上展板等基础工作，还承担了分展馆前言及每件展品（照片和实物）介绍的撰写工作，并写了版面说明词和讲解词。虽然当时写作要求很高，但晁老凭扎实功底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圆满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又参加了展会技术资料的选编工作，这项工作一直在北京干了一年，才返回内蒙古。回单位不久，晁老又负责了“内蒙古中草药展览”的筹备工作。每当忆起当年参加展会工作，晁老就说：“从中学到了全国各地的中医、新医疗法、中草药防治疾病的广博知识和信息。那段时间，虽每日早出晚归，身心疲惫，却深刻感受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大大扩展了眼界。”

1971年，国务院下发13号文件，提出防治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号召。于是，医务界掀起了研究“呼吸四病”（感冒、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的热潮。防治支气管炎研究可以算作当时医学界的重要任务，因此全国各地也成立了协作组探讨中西医药组方，研究肺与支气管的生理、病理，并进行大样本流调。内蒙古自治区以晁老为代表的中医大夫们也经常参加全国性的会议，并加入到全国性流调队伍中，下乡开展定点支气管炎研究，并研制了几种临床用药，如固本止咳夏治片、止咳化痰片、平喘片等，这些药品作为院内制剂，很受病人欢迎。其中的固本止咳夏治片，晁老还曾与内蒙古医学院的药理老师合作进行过药理、药效的研究，“固本止咳夏治片治疗慢性气管炎研究”获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通过参与研究呼吸四病，使晁老开始关注中医内科的呼吸病专业的临床。晁老认为：这个专业的多发病、常见病非常广泛，有感冒、肺部感染、哮喘，肺与支气管病变以及诸多传染病引发的肺部各种炎症，且有突发病变。可以说正是这次活动，对晁老以后立足呼吸专业的医、教、研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1976年由岳美中教授向中央建议，经多位副总理批准成立的全国中医研究班开班了，当时每省仅一名代表，全国也不过30余名学员。授课老师有岳美中、任应秋、王文鼎、刘渡舟、姜春华、邓铁涛等数十位名医大家。晁老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唯一代表，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课堂笔记，细细翻来，书写工整、巨细靡遗。在学习期间，晁老曾跟师侍诊于西苑医院岳美中、赵锡武、郭士魁等老师，整整一年半的学习时间，使晁老更加重视临床，养成了多临证、多思悟、多钻研的学习习惯。在后期，研究班要求每人撰写一篇论文，晁老写了一篇论文送请任老审阅。那时任老下乡“开门办学”刚刚返京，见到爱徒，深感亲切、欢快。论文送去不久，任老便托人把稿子带给了晁老。晁老看到，拿在手中之稿，处处以红笔批阅，错处均已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予以改正，一篇8 000字的稿子，从头到尾，无一疏漏。正是在名家们的熏陶下，为晁老的大医之途打下坚实基础。

1984年，当时的卫生部要创建中日友好医院，负责创建工作的名医大家印会河教授，力邀晁老夫妇返京工作，晁老在边疆工作了22年后，又开启了在北京弘扬中医的新征途。

每当回想22年的边疆工作之路，晁老并不认为艰苦，他认为：正是那时候的锤炼，给他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在他看来，这一阶段的“摸爬滚打”对于今后的从医之路十分重要，也促使他努力学习各种知识技术，至今晁老仍坚持每天清晨5时起床看书、写作的学习习惯。晁老的大女儿晁凤童年回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家里的电话声，“那时的电话还是拨盘式的，铃声特别大，夜里电话一响全家都醒了”，“爸爸是内科主任，妈妈是外科主任，科里有事常找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里，晁老成长为知名中医，也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地方，他和爱人挥洒了22年的青春岁月，并抚育了3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