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
- (英)格雷姆·埃文斯
- 2022字
- 2025-02-20 12:37:27
前言
正如优秀的文化新产品和良好的社区规划一样,本书酝酿了很长的时间。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家市内艺术中心工作,第一次体验到了社区应如何回应艺术以及文化在教育和城市环境中的作用。从行动研究与示范项目开始,其中包括城市农场、周末艺术学院、社区媒体、成人和青少年的巡回剧院,许多社区、观众与组织的愿望和对其的宣传工作都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向从事艺术和文化发展的地方团体提供技术援助,以及提出基于场所设施的建议。这必须与社区建筑和规划的同事们一起工作(在它变得时尚、被主流设计公司和政治家挪用之前)。在把青年、社会工作者与地方当局的规划者、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的组织发展过程中,运用当时的新技术,可把低成本的信息技术(IT)和媒体设施带给当地团体和创意艺术家。这一时期正值国家关注和应对各种形式的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衰退形势之时,这给了我与利物浦(时间上较晚)、哈德斯菲尔德等城市以及其他国家的社区和机构一道工作的机会,尤其是在以色列的移民城市阿什凯隆。在伦敦,艺术和城市复兴之间业已形成的牢固联系孕育了两个富有创造力的“智库”:艺术与城市复兴(the Arts & Urban Regeneration)团体、规划伦敦艺术与文化(Planning London's Arts & Culture)团体,由区域性艺术团体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志愿成员组成。这些成员来自建筑、规划、艺术政策和金融机构。所有这些都是由英美艺术联合会开展的案例研究提供的,它们提供了一系列的例子——好的和坏的——其中包括艺术如何能与城市更新结合起来,艺术家和当地社区如何投入这个过程之中,以及投入多伦多地铁正在进行的艺术和城市计划(City Plan)之中。出自这些工作小组的艺术文化和娱乐示范性指南,为艺术和城市规划如何可以更好地互动提供了许多的思考基础,由此产生的指南也第一次为本地区在其法定的土地利用开发规划范围内加强文化规划提供了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担任伦敦艺术中心协会主任的时候,关于文化供给的空间分布、艺术发展和公平的问题对我来说变得更为清晰,在英国、欧洲和北美所积累的艺术中心运动经验为本书的许多详细分析提供了基础。特别是通过艺术教育、社区和职业实践,这种观念出现了一种艺术设施和文化资源的层次——大、中、小规模的层次,从当地社区艺术中心到国家文化旗舰的层次。在几个主要的再生场所与城市设计行动小组一起工作,也为处理公—私发展过程、地方治理,以及在复杂的和经常引起争议的场所和社区身份的设计和规划中解决一些棘手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20世纪90年代,我作为一所大学的研究中心主任,涉猎了娱乐与休闲政策和规划研究的广泛领域,从城市与文化旅游、对“遗产”的日益关注,到艺术规划和战略,以及基于场所的发展方案,都进一步地帮助我在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生活便利设施传统和政治经济中找到各种文化观念,以及把艺术和文化产业视为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主要方面。微观层面的影响研究和制图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数据,而为英国、欧洲和国际上的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文化、规划和环境部门与机构进行的政策研究,也同样把文化置于公共政策和意识形态领域之中。尤其是为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艺术委员会、地方政府协会和欧洲委员会进行的研究和比较政策分析,同时提供了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机会,同样获取了比较和纵向的数据。
我在伦敦基地寻求的国际视野,已经通过田野工作以及与这些国家——尤其是加拿大、美国、巴西、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墨西哥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研究人员、机构和社区进行交流而得以实现。还有我的部门同事们,他们为我的工作带来一些区域性研究、政策、规划和社会人类学的维度。因此,本书在学科和概念术语方面的基础是非常宽广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反映了与文化规划本身,与理论上日益增长的需求相一致的方法。如果不是在实践上的话,那么,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提出了更多的跨学科方法和框架,来理解城市现象、文化和城市规划实践。这在地理学领域及其城市研究、社会学和经济文化地理学分支,以及文化政策研究和治理、公共政策和设施资源管理等更广泛领域里也同样有效。因此,我的目标一直是在城市形态和功能中用各种形式提出、解释历史的和当代的文化方法范围。这既不是一部关于文化的论著,也不是关于城市规划的论著。然而,我希望本书能综合各种支撑性要素,而这些要素是以对艺术与城市的社会关系的经验和概念分析为基础的。我相信,对于城镇和城市规划、艺术政策和《文化战略家》(Cultural Strategists)的研究人员、学生和从业者,以及那些从文化角度对城市历史和演变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有用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富有思想性的资源和工具。冒着使用一种机会主义陈词滥调的风险,已经在文化住宅和小区建设中已经看到“新千禧年”(new millennialism)高潮合乎时宜地促成了这个文本。同样,对从政府城市特别小组,市长、环保人士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来说,给予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高度关注;对于当地社区和创意工作者来说,他们希望在日常生活中了解全球的文化,并继续渴望能有拥有文化设施、参与文化活动和娱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