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经济保持了强劲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2000—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由36.22%增长到56.10%，工业增加值由40260亿元增加到228974亿元，年均增长11.48%; 2015年人均 GDP 是2000年的5倍多，达到49351元。对于这一经济奇迹的创造，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解释，然而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尽管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试图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但与其他经济体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特征相比，土地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来源，能够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周京奎，2007）。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基本功能即为资源功能。土地的资源属性反映了土地存在的状态，是永恒的、第一位的，是土地成为其他属性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从“三无”到“三有”——由“无偿、无期限、无流动”向“有偿、有期限、有流动”转变。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促使土地作为一项生产要素开始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为土地功能的拓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开始由资源属性向资本属性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分税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土地价值不断攀升，土地资本属性日益显现。

在土地资本化背景下，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凭借对国有土地的垄断权力在土地开发和出让过程中获得了较大的土地出让和融资收入，逐渐成为所能掌握的最大资产。从统计数据和已有文献来看，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大部分被用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资（蒋省三等，2007; Tao,2013）。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支出来看，扣除土地拆迁补偿成本后，60%以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支撑所搭建的各类融资平台所获得的土地融资收入也主要是用于由当地政府安排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地方政府这种“以小财政撬动大城建”的城镇化融资模式极大推动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能够提升城市的招商引资环境，促使产业和人口集聚，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土地开发—土地收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且在各地普遍流行，并显著推动了辖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征地拆迁是土地开发的基础和前提。从居民家庭的视角来看，在我国快速土地城镇化的背后，是对大规模农村家庭土地的征用和对居民住房的拆迁安置，由于我国现有征地拆迁补偿多为限期内一次性货币安置（王顺祥，2010），征地拆迁过程中被征地拆迁家庭一次性获得了较多的补偿收入。行为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一次性较大收入通过改变其预算约束，能够促使消费也随之发生改变（方福前，2006），即被征地拆迁家庭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一次性获得的数额不菲的补偿收入可能会影响家庭消费行为。

综合来看，土地资本化背景下我国土地开发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均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从宏观来看，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土地收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Fan et al.,2016；石敏俊等，2017）；从微观来看，居民家庭的“土地开发—征地拆迁补偿—家庭消费行为”的传导路径，均对我国城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综合来看，土地资本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中所获得的土地收入对城市经济的宏观影响和居民家庭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所获得的征地拆迁补偿收入对城市经济的微观影响共同构成了“以地谋发展”模式。10多年来，过去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被中国各级政府所积极推崇并在各地普遍流行，显著推动了辖区城镇化进程和家庭消费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