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席勒与早期浪漫派
席勒与浪漫派的不和由来已久。但起初双方还是友好的。席勒作为年长的学者和诗人在年轻人中，在浪漫主义者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奥·威·施莱格尔不仅盛赞席勒的作品，而且还沉醉于以席勒的方式从事创作。他的胞弟弗·施莱格尔起初也很推崇席勒，他早期的美学著作就留下了席勒影响的痕迹。他在《论希腊诗歌研究》里，称赞席勒的诗歌可与品达罗斯的诗歌相媲美。诺瓦利斯对席勒的崇拜简直到了狂热地步。1791年，当席勒备受病魔折磨时，诺瓦利斯赋诗一首，题为“一个青年的悲叹”，抒发他对老师健康的忧伤之情。在同年9月22日写给席勒的一封信里，诺瓦利斯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对这位老师的敬爱：“您的一句话胜过他人喋喋不休的告诫和教诲。它在我的心坎里点燃起千百颗星火，对我的教育和思维方式，比最彻底的推论和论据来更有裨益和帮助。”[7]
席勒之所以备受年轻的浪漫派作家的爱戴，同他的思维方式，同他早期作品某些浪漫主义倾向分不开。他的早期作品《强盗》，抒发了对大自然的感受和发自内心的激情，富有浪漫情调，很受浪漫派赏识。里卡达·胡赫在分析浪漫派作家爱戴席勒的原因时指出：“浪漫主义者推选席勒为他们的领袖，是出于什么原因？席勒怎样会称自己为伤感诗人，亦即近代诗人？理由是很容易想出来的。正是他那崇高的不完美，[8]他那执着的追求，使他大大疏远了古典文学，而同浪漫派亲近，并对它怀有好感。”[9]
1796年，奥·威·施莱格尔偕同妻子卡萝莉内定居耶拿。这时他已成为一名知名的评论家和翻译家了。经席勒介绍，他被聘为《大众文学报》的专职评论员。施莱格尔先后为该报撰写了约300篇评论文章，他评论的主要内容是歌德首次意大利之行以后的创作。这一事实表明，他在魏玛期间，美学上的立场同魏玛古典主义是一致的或吻合的。事实上，他们的友好合作，促进了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好景不长，弗·施莱格尔同席勒之间爆发的一场笔墨官司，使席勒同早期浪漫派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导致破裂。这场论争并不涉及原则性的大问题，但它引起的后果严重，这里似有必要对这场文人之间唇枪舌剑的始末作些介绍。
弗·施莱格尔是这场笔墨官司的“原告”。他与哥哥后来改变对席勒的态度，部分是他的嫂子卡萝莉内引起的。卡萝莉内是个智勇双全的女性，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较强的审美观念和判断力，对早期浪漫派的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她让施莱格尔兄弟意识到，席勒作品有道德说教问题。1796年夏天，弗·施莱格尔从德累斯顿去耶拿拜访他的哥哥之前，曾经撰文抨击席勒1796年的《诗歌年刊》，他以辛辣的笔触批评了席勒的一些诗歌，特别是嘲弄了《妇女的尊严》这首诗的唯心主义倾向。席勒毫不示弱，在施莱格尔抵达耶拿之前，就在《艺术年鉴》上发表19篇讽刺短诗进行回击。他以这些诗嘲弄了弗·施莱格尔的希腊论著，称他为“Gräkomanie”（“古希腊崇拜狂”）。有的短诗火药味很重，简直就是宣战书，譬如第773首这样写道：
你们早就取笑我们，却总是偷偷摸摸和阴险恶毒。
你们果真渴望战斗，那就公开宣战吧。[10]
席勒的讽刺短诗或称警句，虽是指桑骂槐，却使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给弗·施莱格尔的耶拿之行蒙上一层阴影。起初，席勒对这位青年评论家的到来，既感到惊喜，又觉得意外；施莱格尔却对他存有戒心，一方面认定席勒神经过敏，容易激动，担心关系难以修复；另一方面又因自己与席勒的冤家对头，作曲家、《德意志》杂志的发行人，弗·赖夏特过从甚密，担心自己会陷入“文人帮派”（Gelehrte Fraktion）之中。后来，他断定席勒在歌德面前散播他的流言蜚语，损害他的威信，还居心不良地将他为《季节女神》（席勒任主编）撰写的文章《恺撒和亚历山大》束之高阁，这时他决心不再维持与席勒的关系。于是他在赖夏特的《德意志》上接连撰文攻击席勒的《季节女神》，一次比一次猛烈，说什么这家杂志主要刊登译文，而事实上该刊所载译文多半为奥·威·施莱格尔所提供。席勒恼羞成怒，看到施莱格尔的攻势凶猛，难以招架，便趁机拿他的哥哥开刀出气：1797年，席勒宣布断绝同奥·威·施莱格尔的工作关系。从此，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的关系便一发不可收拾。当然，歌德不愿看到事情这样发展，他力图从中调解，在调解中很快发现，和解的阻碍在于弗·施莱格尔，裂痕无法弥合，只好听其自然了。
关系破裂后，公开的论战虽很快偃旗息鼓，但私下里依旧彼此攻击。在私人通信里，席勒对施莱格尔兄弟和他们年轻的派友们的批评是毫不克制的，譬如，他在1799年7月19日致歌德的信里，称弗·施莱格尔的小说《卢琴德》为“近代奇形怪状的顶峰”；在1801年4月27日致克尔纳的信里，称蒂克的悲剧《神圣的格诺菲娃的生与死》为“毫无教养，废话连篇”。但对他的学生诺瓦利斯，却从不批评，就像诺瓦利斯从不批评席勒一样。在同席勒的关系闹翻以后，施莱格尔兄弟采用两手策略：对社会舆论保持缄默，以求不危害他们同歌德的关系；但在私下里，在个人的通信里，他们继续对席勒的作品评头品足。弗·施莱格尔在自己的札记里，把席勒称作“花言巧语，多愁善的人”，“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而不是“富有哲理的诗人”。但是在席勒逝世后，在对他的怨恨渐渐消除后，弗·施莱格尔改变了对席勒和他的创作的看法与评价。在他的《新文学史》（1814）里，他把席勒称作“我们舞台的创建人”，“地地道道的戏剧艺术家”，“从近代向浪漫主义过渡的人物”，甚至把他与让·保尔、蒂克、诺瓦利斯和他本人列入同一个群体。[11]
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之间的冲突，持续时间虽短，但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了德国浪漫派的形成和发展。冤家路窄，弗·施莱格尔很快就看出，耶拿不是他的久留之地，在歌德的规劝下，遂于1797年6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到柏林。在柏林，他很快就成了一个新的文学社团的中心，其成员包括施莱尔马赫和他的妻子多罗苔娅，蒂克、他的哥哥和嫂子卡萝莉内，还有诺瓦利斯。这就是早期浪漫派或耶拿浪漫派。不久，弗·施莱格尔与哥哥一起合办《雅典娜神殿》，在上面发表《断片》《论歌德的〈麦斯特〉》《观念》和《关于诗歌的谈话》等一系列纲领性的论著。文学史家奥斯卡·瓦尔策尔把弗·施莱格尔在耶拿的逗留和他同席勒论争的意义概括为：“总之，耶拿逗留的结果是：弗里德里希找到了宣告浪漫派纲领主张的出发点。”[12]
二是引起后世对席勒评价的不一致。从上面可以看到，施莱格尔兄弟几经修改对席勒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对席勒的评价前后呈马鞍形的态势，即由崇敬转为贬斥，再由贬斥变为敬重。
虽说席勒同施莱格尔兄弟的矛盾和冲突影响很大，但从性质上看，还不能说是魏玛古典主义与浪漫派的真正碰撞。真正的碰撞是在席勒逝世之后，在歌德同施莱格尔兄弟与诺瓦利斯之间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