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立论”的来龙去脉
“对立论”一向声称，德国浪漫派是一股逆流，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早在18世纪30年代，海涅在其著名的《论浪漫派》（1836）一书里就对浪漫派的本质特征作了批判性的说明：“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诗、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2]诗人这番描述，从根本上否定了浪漫派同启蒙运动的联系，并首次表明两者的原则对立。海涅的评论对后世，对19世纪乃至20世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的德国文学史家们总是以各种罪名把浪漫派送上历史“法庭”。不同时期的“判词”与传统的“对立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一致否定浪漫派与启蒙运动的联系。
在20世纪，沿着海涅攻击浪漫派的轨迹，著名文学史家赫·奥·科尔夫（Hermann August Korff）和保尔·克卢克霍恩（Paul Kluckholn）一唱一和。前者声称：“毫无疑问，浪漫派的首要对立面和它终究要起来反抗的历史势力……乃是启蒙运动。”[3]在其代表作《歌德时代的精神》及其他著作里，他在启蒙运动与浪漫派之间画了一条以理性与幻想为标志的界线。而在克卢克霍恩看来，浪漫派的一致性在于“在各个领域共同反对启蒙运动”。[4]
在纳粹统治时期，反法西斯阵线内部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纳粹某些思想理论起源于浪漫派。民主德国文化部部长阿·阿布施（Alexander Abusch）声称：“反动派支持浪漫派，浪漫派为反动派效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浪漫派在民主德国成了众矢之的，浪漫派与纳粹被认为是一路货色，说前者在思想舆论上为后者鸣锣开道，后者是前者遗留的恶果。20世纪20年代，文艺评论家弗里茨·施特里希（Fritz Strich）曾在浪漫派问题上同科尔夫唱过对台戏：当后者强调启蒙运动和浪漫派的对立时，他在其论著《德国古典文学与浪漫派或者尽善尽美与无穷无尽》（1922）里突出魏玛古典文学与浪漫派的矛盾。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下，在对立论的巨大影响下，他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949年，在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1954）发表前5年，他把浪漫派又说成“对欧洲理性的背叛”，因为它“敌视启蒙运动”，转向黑暗和潜意识。[5]
卢卡契堪称当代“对立论”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在一系列论著里把攻击矛头对准浪漫派，大造“对立论”声势。在他看来，浪漫派成了德国文学史的“转折点”，即从进步的启蒙运动向反动派的转变。他在《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一书中声称“同启蒙运动的决裂”乃是浪漫派的“主要倾向”[6]；他认为“现代反动派到德国启蒙运动中去寻找浪漫派的祖先”是“对历史的篡改”[7]，从而批判了鲁道夫·翁格尔（Rudolf Unger）所宣扬的所谓浪漫派同当时著名哲学家哈曼和文艺理论家赫尔德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他强调指出，批判浪漫派是“德国文学史的一项极有现实意义的任务”，而“这种评判一向不够深入，不够尖锐”[8]。在前民主德国，卢卡契长期享有“文学教皇”的权威。他的金口玉言成了东德当局制定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中，要同“对立论”唱反调显然是困难的。
但是在联邦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的“对立论”开始遭到了挑战。一些专家学者多以作家专论形式探究早期浪漫派同启蒙运动的关系。而在早期浪漫派作家中，备受关注的是该派两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诺瓦利斯和弗·施莱格尔。
当今，诗人诺瓦利斯被看作浪漫派的真正代表。对诺瓦利斯及其作品，如他的宗教政治文章《基督教或者欧罗巴》（1799），历来存在争议。评论家维·马尔施（Wilfried Malsch）以诺瓦利斯为突破口，探索早期浪漫派同启蒙运动的关系。1965年，他在《〈欧罗巴〉，诺瓦利斯富有诗意的演说》一书里不仅论证了诗人同启蒙运动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他与法国革命的直接联系，坚决驳斥了对诗人传统的消极评价。一年后，赫·尚策（Helmut Schanze）的博士学位论文《浪漫派与启蒙运动——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研究》问世。该论著探讨了启蒙运动与浪漫派之间的“过渡点和联系点”，以富有说服力的事例论证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财富如何转化为诺瓦利斯和弗·施莱格尔富有诗意的幻想，从而批驳了传统的“对立论”。随后，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浪漫派，反思传统的“对立论”。于是一种新的浪漫派观念便应运而生，研究早期浪漫派蔚然成风。继马尔施之后，约·马尔（Johannes Mahr）和汉·林克（Hannelore Link）也先后于1970年和1971年推出研究诺瓦利斯的专著。与此同时，克·布里格勒布（Klaus Briegleb）、埃·胡格（Eberhard Huge）、弗·诺·门内迈尔（Franz Norbert Mennemeier）和海·迪·韦伯（Heinz Dieter Weber）等学者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撰写的研究施莱格尔论著接踵而至。据称，这些论著都同传统的浪漫派观念决裂，抛弃了把浪漫派说成非理性、主观主义和感情用事的传统偏见。[9]
同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的浪漫派研究在总体上远远滞后。但必须指出的是，在重新评价浪漫派问题上，当年民主德国的理论家比其联邦德国同行先行了一步。1962年，著名学者汉斯·迈尔教授在莱比锡大学主持召开了浪漫派问题研讨会。迈尔的开幕词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维尔纳·克劳斯教授作的题为“法国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的报告，非常精彩，备受关注。后者的水平很高，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对联邦德国的浪漫派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0]这次学术会议无疑是个好开端，有助于推动民主德国的浪漫派探索。但是会议发起的重新评价浪漫派的倡议，却遭到民主德国当局的断然拒绝。尽管如此，会议的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十多年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势变了，民主德国人终于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那只曾几何时“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着手反思传统的“对立论”了。[11]
纵观一百六七十年来，“对立论”的来龙去脉，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对立论”遭到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其二，“对立论”的兴衰是以浪漫派的“命运”为转移的。当浪漫派遭受贬斥和冷落时，它能风行一时，而当浪漫派博得青睐、走出“冷宫”时，它就会逐渐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