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经济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威尔纳·桑巴特在其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把政治经济学中的两种方法即主观方法和客观方法互相对立，把马克思的体系说成是“极端客观主义”的表现。相反，按照桑巴特的观点，奥地利学派则是对对立派别的“最彻底的发展”。 [3] 我们认为，这个评述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研究一般社会现象，其中包括经济现象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方面，可以认为，科学应当以分析作为某种整体的社会为出发点，而该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决定着个别经济生活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其任务是揭示存在于社会制度各种不同现象之间并决定着个别现象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和规律。另一方面，可以认为，科学应以分析个别生活的规律性为出发点，因为社会现象是个别现象的某种结果。在此种情况下，其任务是将社会经济现象和规律从个别经济生活现象和规律中分离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无疑是“极端客观主义者”。因此，必须把马克思的基本经济学说即“价值学说”与古典学派尤其是斯密的价值学说严加区分。斯密的劳动价值建立在按所耗费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对财货进行个别评价的基础上，这是主观的劳动理论。马克思则相反，他的劳动价值是客观的即社会的价格规律，因而他的理论是客观的劳动理论。该理论根本不是以任何个别评价为基础，而仅仅反映社会生产力提高与市场上确定的商品价格之间的联系。 [4] 桑巴特正好以价值和价值理论为例证很好地阐明了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他说：“马克思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研究交换者的个人动机或从计算生产费用出发。没有。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价格是竞争形成的，而如何形成则未受人注意。但竞争同样受利润率调节，利润率则由剩余价值率调节，这后者又受本身是社会制约因素的表现和社会生产力表现的价值来调节。这在体系中表现为相反的序列：价值—剩余价值—利润—竞争—价格。如果我们想用一句话表述，那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从来没谈过动机，却总是只讲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是指限制经济主体的个人意愿。 [5] 相反，在主观学派那里“到处都把个人经济行为的动机作为体系的核心”。 [6]

这种区别十分正确。事实上，在当时，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7] 对于庞巴维克来说，分析的基点是经济主体的个人意识。

他写道：“社会规律(研究社会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相互间协调一致的动机的变化结果……既然如此，解释社会规律时就必须弄清决定个人行为的主导动机或将这些动机作为出发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8] 因此，客观方法和主观方法的对立就是社会方法和个人主义方法的对立。 [9] 但需要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定义作更明确的描述。首先要，第一，清楚确定马克思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意识、意愿为转移的那种独立性；第二，清楚确定成为奥地利学派出发点的那个“经营个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 [10] 但绝不能由此得出使社会结果、使马克思所说的那个“产品”作为目的或作为主导动机进入个人意识中这一结论。按无政府主义建立的现代社会(而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研究这种社会)以其市场自发力(竞争、跌价和涨价、交易所等)提供了下述思想的无数例证，即“社会产品”主宰着自己的创造者，单个的(但不是孤立的)经营主体的动机结果不仅不符合这些动机，而且还可能与其发生尖锐的矛盾。 [11] 这种现象以价格形成为例就能得到十分清楚的解释。许多买主和卖主是以对自己和别人的商品的某种(大致的)评价进入市场关系领域，并由于他们的竞争而确定一定的市场价格，但该价格与绝大多数订约人的个人估价根本不相符。更何况，这确定的价格对于许多“经济主体”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他们在低价的压力下被迫中止自己的企业经营活动，他们正在“破产”。这种现象在有价证券市场上表现得更突出，交易所角逐的全部“狂热”就以此为基础。在对于现代社会经济组织很典型的所有这些情况下，可以说社会现象“独立于”人的意志、意识和意愿。但这种独立性全然不是两个相互毫无共同之处现象的绝对独立。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不是通过人的意志，而是不经过人而创造的(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资产阶级丑化)，那是可笑的。相反，个人行为和社会现象这两类现象在形成过程中相互紧密相连。对这种“独立性”仅仅应从下述意义上理解，即个人行为的客观化结果单独控制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产品”主宰自己的“创造者”，而且在任何一个当前时刻，个人意志决定于已经形成的单个“经济主体”意志关系的结果：在竞争中获胜的企业家或破产的银行资本家，虽然他们以前曾是有名望的活跃人物，是社会过程的“创造者”，但该社会过程最终会反过来反对他们自己，他们都得被迫退出战场。 [12] 这种现象是商品经济范围内经济过程的非理性和“自发性”的表现，这在马克思首次揭示并由他作出色分析的商品拜物教心理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在商品经济中发生着人们之间关系的“物化”过程，而且这些“物质表现”由于发展的自发性而开始过一种特别的“独立”生活，这种生活服从于特殊的只有该生活才特有的规律。

这样，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个性现象排列并由此形成社会性现象的排列。毫无疑问，无论是在这两个范畴(个性和社会性)之间，还是在一个范畴的不同排列之间，特别是在处于相互依存的社会现象不同排列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规律性。确定社会制度不同现象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正是马克思的方法。换言之，马克思研究的是个人意志结果的规律性，但并不研究个人意志本身。他研究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而不管社会现象与个人意识方面的现象有何联系。 [13]

我们现在看一看庞巴维克的“经营个体”。

在自己关于门格尔一书(研究等)的一篇文章中，庞巴维克不仅对奥地利学派反对者，而且对门格尔本人的下述观点均表示完全同意，即“经营个体”和新派别的代表人物是社会的原子。新学派的任务是“推翻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主要方法的历史方法和有机方法，……恢复精确的原子论派别(着重号系我们所加。——尼·布哈林注)”。 [14]

这里，分析的出发点不是与自己的“同类人”具有社会联系的该社会的个人，而是鲁滨逊式与世隔绝的“原子”。庞巴维克为证明自己的论点所引进的那些例子完全符合这一概念。

我们的作者是这样开始自己对价值的分析的： [15] “在水量充足的适于饮用的水泉边坐着一个人，然后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有：荒漠旅行者、 [16] 与全世界隔绝的农业主、 [17] 其小木房孤零零地处在原始森林中的移民”， [18] 等等。这样的例子我们在门格尔那里也见到过：“原始森林的住户”、 [19] “绿洲的居民”、 [20] “孤岛上的一个近视者”、 [21] “与世隔绝的庄稼人”、 [22] “遭受船舶失事者”， [23] 等等，等等。

我们这里看到的还是“最甜言蜜语的一位”经济学家巴师夏曾经清楚表述的那种观点。他在自己的《经济和谐》一书中写道：“经济规律单独地发挥作用，是否是指许多人的总和，是指两个人甚或是环境迫使过与世隔绝生活的一个人。一个人如果能与世隔绝地生活一段时间，那他一下子就会成为资本家、企业家、工人、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切经济进化就都会在他身上发生，他在观察经济进化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需求、努力、满足、免费效用和顶得上劳动的效用时，可以从整体上形成全部机制的概念，并用最简单方式表述出来”。 [24]

以前，“我断言，如果政治经济学能够彻底证明，对(一个)人是正确的，则对社会就是正确的这一点，那么政治经济学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履行自己的使命”。 [25]

杰文斯的原话也是这样说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一般形式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一样的”。 [26]

但不管该观点是陈旧还是受人重视，它是绝对不正确的。社会不是(正如这里有意或无意认为的那样)单个人的数量相加，相反，个人的经济活动先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条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表现着单个经济的社会联系。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他的动机与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人的动机是迥然不同的，因为对于第一种人来说，他的外部环境仅仅是自然界，物质世界处在原封不动的状态中。对于第二种人来说，外部世界不仅仅是“物质”，而且还包括特殊的社会环境。只有经过这个社会环境才能从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转向社会。实际上，如果我们只有单个经济的总量，而它们之间又没有任何共同点，就不会有洛贝尔图斯所恰当称为“经济交往”的那种特殊环境，那我们就不会有社会。当然，从理论上说可以用统一的概念来囊括分散的和与世隔绝经济的简单数量，将其压缩成一个“总体”。但该总体与社会这一作为相互紧密联系并处于不断相互作用中的经济制度所具有的总和相比，完全是另一回事。同时，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联系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该联系是实际赋予我们的。 [27] 因此，只能是将单个的“经济主体”视为社会经济体系的一员，而不是作为与世隔绝的“原子”。他的行为要适应社会现象的这种状况；社会现象限制并“制约”(桑巴特语)经济主体的个人动机。 [28] 这里不仅要说“社会的经济结构”，即不仅是生产关系，而且还要说在该结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例如，个人的估价总是要适应已经形成的价格，将资本存人银行的意向取决于存款时的利率有多高，将资本投入某一生产领域决定于这里形成的利润率，评价地块取决于地块的收入量和利率有多高，等等，等等。诚然，个人动机会产生“相反影响”，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确定它们本身已经事先具有的社会内容，因此，从与世隔绝的主体的动机那里不能引申出任何“社会规律”。 [29] 如果我们不是把与世隔绝的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假定他动机中存在着社会因素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得到循环论证：虽然我们想从“个人的”即“主观的”之中引申出“社会的”即“客观的”，但我们会从社会的引申出个人的，即从庞廷到彼拉多。

正如我们从上面看到的，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是以与世隔绝主体的动机为出发点。诚然，在其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社会整体本质的相当正确的见解。但事实上该学派从一开始就对经济主体的动机进行分析，将其从一切社会性联系中抽象出来。对于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来说，正是这种观点才是典型的，而奥地利学派恰恰将这种观点始终贯穿于其全部理论体系之中。由此十分清楚，如果奥地利学派想要推导出某种社会现象，它就必然会以秘密的方式把“社会的东西”变成自己“社会原子”的个人动机。但那时候它就会不可避免地进行大量的循环论证。

的确，这种不可避免的逻辑错误在分析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时就已经暴露出来，而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如此引以为自豪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其实只有这一个错误贬低了极其巧妙地建立的现代资产者科学经济思想的意义。正如庞巴维克本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当然，因为如果有谁在科学研究中忽略本应当阐释的东西，那就是致命的方法论过失”。 [30]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经济主体”的有意隔绝和社会联系的抽象化 [31] 必然会导致整个体系的逻辑破产。该体系就像在魔圈中无力兜圈子的陈旧费用论那样不能令人满意。但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除了个人动机的规律外，是否能概括地从理论上认识经济生活，确定经济生活的规律性。换言之，作为马克思理论基础的那种“客观主义”是否行得通。

甚至庞巴维克也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没有合乎规律的动机就不可能有合乎规律的行为，但不认知有关的动机却完全可能认知合乎规律的行为”。 [32] 但按庞巴维克的观点，这种“客观主义的认知来源”最多也只能提供十分贫乏而本身又根本不充分的一部分普通知识，因为在经济界中“我们主要是与人的有意识活动打交道”。 [33]

但我们从上面看到，正是在奥地利学派所宣扬的那种干瘪抽象的个人心理性的土壤上才收获甚微。 [34] 而且这里的问题还不单单是抽象。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抽象是认识活动的必要因素。奥地利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研究社会现象是从这些现象本身进行抽象，施托尔茨曼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通过孤立和抽象可以建立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经济类型，但这些类型应当是社会性的，应该以社会经济作为自己的对象”。 [35] 因为不能够从纯个人过渡到社会，尽管实际上确有这种过渡的历史过程，即人们从隔绝状态过渡到了“社会存在”，那么也只能是历史地和具体地描述这个过程，从而解决纯表意性(电影艺术性)的问题。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构筑列线型的理论。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单个的和孤立的生产者相互碰到一起，他们通过交换逐渐建立联系并最终转化成现代发达的交换社会。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现代人的主观估价。这种估价来自事先形成的价格(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证明这一点)。这些价格也是在某个或多或少较久远时期由经营主体的动机形成的。但这些价格在当时又决定于更先前形成的价格，后者依然是作为建立在更早的价格基础上的主观估价的结果而出现的，等等。这样，我们最后涉及孤立生产者的估价，这种估价的确已经不包含价格成分，因为其背后已经没有任何社会联系，没有任何社会。但分析这些主观估价(从现代人的估价到假设的鲁滨逊)不为别的，正是要对孤立个人的动机转变成现代人的动机这一过程进行历史描述，而且对该过程将以相反的方式加以表述。除了这种描述而外，类似的分析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而且在此基础上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一种一般价格理论或交换价值理论。建立这种理论的企图必然会导致理论体系的循环论证，因为既然我们想留在一般理论的范畴内，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社会因素为已知数，而无须解释这个因素。另一方面，超出这个范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意味着把理论变为历史，即转到完全是另一个方面的科学研究。

我们只能有一个研究方法，这就是把抽象演绎法与客观方法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典型特征之一。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自身不会永远存在矛盾的理论，而且这种理论是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现实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