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马克思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自从19世纪那位其思想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推动力的伟大思想家永远闭上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后，已经过去了30年。然而近几十年的全部经济进化——资本的疯狂集中和积聚，甚至在穷乡僻壤也发生对小生产的排挤，一方面出现功成名就的强大“工业巨头”，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大军， [1]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证明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他把“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的，后来又在《资本论》中得以充分发展的那个预见，已经有十分之九得到绝好的证实。这个预见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即集中理论，现在已成为老生常谈，并作为公认的真理成为科学常规。诚然，该理论通常被其他理论改头换面，从而丧失了辨别马克思理论的那种严整性。在该理论中仅看到空想家所幻想的那种“经济浪漫主义”，当马克思所揭示并阐述的趋势目前急剧迅猛并大规模公开爆发时，则就完全丧失了立足点。只有盲人才看不到大生产的胜利进程。如果某些心地善良的人们只看到股份公司中的“资本民主化”，并多愁善感地把股份公司看成是社会和平与普遍幸福平安的保证(很遗憾，在无产阶级运动的队伍中确有这种人)，那么，如今的“经济材料”就会最粗暴地破坏这种小市民阶层的安宁舒适生活，把股本变成一小撮霸占者的强大工具来残酷压制来自“第四阶层”方面的各种前进欲望。仅这一点就已经证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是一种何等重要的认识工具。甚至仅仅现在才登上舞台的这些资本主义进化现象，也只有在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够弄清楚。 [2] 强大的企业家组织、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形成，规模空前的银行机构的产生，银行资本向工业资本的渗透，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金融资本”的霸权，所有这些只是使马克思所分析的发展趋势复杂化而已。金融资本的统治只是大大加快推进集中过程，并将生产变成成熟过渡为社会监督的社会化生产。诚然，前不久资产阶级学者宣称，工业家组织将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消灭危机。但是，唉!资本主义机体依然是周期性抽搐发作，只有十分幼稚的人们才会说借助于“玫瑰油”可以修补好改良主义的补丁。已经“遍及”整个地球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无产阶级最广泛行动的时期即将来临，其斗争目前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对统治阶级采取更大规模施加压力的形式，行将实现运动的最终目标。而且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基本预言和“敲响资本主义所有制丧钟”的时刻已为期不远了。然而，不论所有这些事实怎样令人信服地说明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的正确性，但该理论的成就在官方学者中不仅未得到扩大，反而很快化为乌有。如果以前在落后国家(例如在俄国和多多少少在意大利)甚至连大学教授们不反对向马克思卖弄自己，当然是自己“做些修正”和“修改”，但现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进程，阶级矛盾的激化，各色资产阶级思想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将这些“中间类型的人”撵走，取而代之的是身披普鲁士式、奥地利式或(更加时髦的)英美式理论外衣的“纯欧洲的”、“现代的”学者。 [3] 资产阶级能够以经济思想的两个主要派别对抗马克思钢铁般的体系：我们指的是所谓的“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施莫勒、比克尔等人)，也指最近得到广泛传播的“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的学说。这两个派别本身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但这种破产表现为两种完全相反的形式。这就是，尽管第一个派别的资产阶级抽象理论的破产表现在对任何类似的一般理论的否定态度上，而第二个派别则相反，它正是要试图构建这种理论，但只是做出一系列异常巧妙的周密考虑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这类解释首先恰恰是在马克思理论最强有力的那些问题上，也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问题上遭到失败。众所周知，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曾竭力探寻最普遍的即“抽象的”经济生活规律的定义。而且像李嘉图这样的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也作出了抽象演绎研究的非常好的榜样。相反，“历史学派”是作为古典派的“世界主义”和“永动主义”(克尼斯)的反对派而产生的。 [4] 这种区别具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古典派的理论及其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尽管存在着“世界主义”，却是极具“民族性的”理论，这是英国工业所必须的理论产品。由于一系列情况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特殊统治地位的英国，不惧怕任何竞争，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即立法措施来战胜其他对手，因此，英国工业用不着吁求“真正英国的”发展条件，以此来证明某些关税刁难是正确的。英国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别看他们是英国资本利益的表达者，他们也谈一般经济生活的规律。欧洲和美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5] 与英国相比，德国这个“历史学派”的发源地是个落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国。日益崛起的德国工业最敏感地受到英国竞争的损害，德国重工业尤为遭殃。因此，如果英国资产阶级不需要强调民族特点，德国资产阶级则应当对民族特点加倍注意，以便根据德国发展的“特殊性”和“自家风格”从理论上论证“教育”关税的英明政策。理论兴趣正是要集中在弄清历史上具体的和民族受局限的东西。在理论上选择并提到首位的正是经济生活的这些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历史学派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思想表现。德国资产阶级害怕英国的竞争，要求捍卫民族工业并因此而坚决强调德国“民族的”和“历史的”特点，然后推而广之，包括其他国家的上述特点。从社会遗传学上看，无论是古典派还是历史学派，都是“民族性的”，因为这两个派别都是历史产物和区域有限发展的产物。从逻辑观点看，古典派是“崇奉世界主义的”，“历史派”则是“民族性的”。因此，德国的关税保护主义是历史学派的根源。历史学派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细微理论差别，而且以古斯塔夫·施莫勒为首的该学派的一个最重要派别(所谓的“新历史学派”或“历史伦理学派”)具有保守农业的色彩，把过渡的生产形式特别是大地主和农业工人之间“宗法制”关系理想化，害怕“无产阶级的祸根”和“红色危险”，使这些“客观的”教授们露出马脚，并表露出他们“纯科学”的社会根源。 [6] 从这种社会学特征又产生出历史学派的有关逻辑特征。从逻辑方面，“历史派”的特点首先是对抽象理论采取否定态度。深深厌恶这种研究成了他们的主要心态，甚至这种研究的可能性本身也受到怀疑，有时遭到直接否定。“抽象的”一词在这类学者那里视同“无法理解的”意思。一些人开始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任何科学的最重要概念即“规律”的概念，最多只不过是接受经济史研究和统计研究所揭示的所谓“经验主义的规律”。 [7] 这样一来，害怕广泛总结的狭隘经验主义登上了舞台。学派的极端代表人物亮出口号，宣布要积累具体的历史材料，而建议将理论总结工作放到某个未来时间去做。对历史学派的“晚辈”，其公认的领袖古·施莫勒是这样评述的：“新历史学派与他(即罗雪尔。——作者注)的区别在于，该学派力图不那么匆促进行总结，它感到更强烈地需要由收集一般历史资料转向对某些时代、民族和经济现象的专门研究。它首先需要经济史方面的学术专著，并十分愿意在弄清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前，首先弄清楚某些经济机构的发展。它追求历史法律研究的严格方法，但力求借助于旅行和自己的问题来补充书本知识，同时吸收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资料”。 [8]

这种与抽象方法根本对立的观点至今仍继续在德国有影响作用。就在不久前(在1908年)，还是那位古·施莫勒宣称，“我们在准备和材料搜集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9]

由于具体性的要求，“历史”派别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它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完全不能离开生活过程的其他方面，尤其不能与法律和道德相分离，尽管认识的目的迫切要求这种(理论)分离。 [10] 这种观点正是来源于对抽象概念的厌恶：不错，要知道人类社会的生活过程是统一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事实上只有一个历史，而不是各种经济史、法律史、道德史，等等。只有科学抽象才把统一的生活分劈为各个部分，同时人为地划分出多种多样的现象，并将其按一定的特征分类。因此，谁反对抽象法，谁就应当也反对经济生活与法律和伦理道德生活的分离。此种观点当然完全站不住脚。无疑，社会生活是一个统一体，这不错。但不应当忘记，如果没有抽象，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概念本身就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任何论述也同样要求按照由于某种缘故而被认为是重要的那些特征来对现象进行一定的选择。因而，抽象是认识活动的必要特征。当具体特征抽象化使抽象概念完全空洞无物即无益于认识时，也只有这时，抽象才不再成为可能。

认识要求分解统一的生活过程。而统一的生活过程如此复杂，以致为研究起见必须将其分解为某些单独的现象数列。如果仅仅因为创造经济生活的人运用语言相互交际而把语文学与经济生活要素同样地包括在经济生活研究之列，那么，研究经济生活的情况会如何呢?很明显，每一门科学都可以利用其他科学的成果，因为这些成果有助于理解该科学的自身对象。但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应从本门科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别的因素，这只是一些辅助材料，仅此而已。

因此，把不同种类的材料混为一谈，不仅不便于认识，而且相反，加深了认识的难度。除此以外，在最后一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派”的研究中，其“心理—道义上的研究”采取道德评价和训诫的形式。完全与事无关的道德规范因素闯入以揭示因果关系为宗旨的科学之中(由此而称之为“历史伦理”学派)。 [11]

由于历史学派的活动，出现了大量历史描述性质的著作：价格史、工资史、信贷史、货币史，等等。但价格和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的研究无丝毫进展。其实任何人都清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的确，近30年来在汉堡或伦敦市场上的价格统计是一回事；而加利阿尼、孔狄亚克和李嘉图著作中所阐述的价值和价格一般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12] ……而否定“一般理论”恰恰是否定作为独立理论学科的政治经济学，是承认政治经济学的破产。

一般说来，科学可以给自己提出两个目标：或是描述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内存在过的或现有的事物；或是努力推论出总是纳入公式的现象规则：如果有了A、B、C，下一个就必须是D。在第一种情况下，科学具有表意性；在第二种情况下，科学具有列线性。 [13] 很明显，政治经济学理论属于第二种类型的科学，它把认识的列线任务放在首位。因此，历史学派以轻视态度来对待“一般规律”的推断，从而实质上毁灭了整个政治经济学。他们用表意性的“纯描述”将政治经济学取而代之，并将其溶解在经济制度的历史中和经济统计这一实质上是表意的科学之中。历史学派之所以不能把自己唯一正确的思想即发展的思想(Entwickelungsgedanke)纳入理论研究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如福音无花果一样没有结果。历史学派的积极意义在于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派”的著作有十分大的价值：哪怕回想一下“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在德国手工业、小商业、农业无产阶级等问题上所著的大量著作就行 [14] 。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者卡尔·门格尔对历史派给予完全正确的评价：“有益的历史知识与我们的科学领域(门格尔是指政治经济学理论。——作者注)勤劳的但无系统的折中主义的外部联系，形成了它(即历史学派。——作者注)发展的出发点但同时也是最高点”。 [15]

奥地利学派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该学派是作为“历史主义”的强烈反对派出现在科学舞台上。资产阶级的新理论家在激烈的论战中充分揭露了自己先驱者的主要缺点，而这场争论在卡尔·门格尔与施莫勒之间的论战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重新开始对理论家要求认识典型现象和“一般规律”(门格尔将其称之为“准确规律”，“exakte Gesetze”)。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取得了对历史学派的一系列胜利后，转而抨击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宣告它完全的理论破产。“马克思的理论不仅不正确，而且从理论价值的角度来看，该理论处于最末的位置之一。”这就是庞巴维克的评判。 [16]

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新尝试 [17] 与无产阶级思想发生如此剧烈冲突，这并不奇怪。这种冲突的尖锐性及其必然性是由下述情况引起的：抽象理论的这种新尝试虽然在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相似，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恰恰是运用抽象法，但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对立。这种状况也同样说明，新理论是最后发展阶段之一的资产阶级，即其生活经验从而也包括思想体系最远离工人阶级生活经验的资产阶级的产物。

我们暂时撇开对“奥地利人”的进一步逻辑评价，以便以后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们这里试图描述新理论社会学评定的基本特征。

威尔纳·桑巴特在其最新的有关“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书中 [18] 研究了企业家心理的特点，但他只是勾画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上升线条，在他眼里只有“第三阶层”的胜利前进，他看不到也没有研究退化的资产阶级心理。然而从他那里仍然可以找到这种心理的很有趣的例子，当然不是最近的例子。他就是这样来描述17和18世纪法国和英国“高级财政”的。

“这是一些大部分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很富有的人，他们作为包税者和国家债权人而发了财，现在却像菜汤中闪亮的油花一样漂浮着，对经济生活完全袖手旁观。” [19]

由于在18世纪的荷兰“资本主义精神”的衰落，资产者自然不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被“封建化”，然而，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资产者开始患肥胖症，他养尊处优，对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趣都越来越降低。 [20]

还有一个例子。18世纪下半期英国作家Defoe关于由商人形成食利者的过程写道：“以前他(即商人。——作者注)首先应当积极和勤奋，以便为自己谋取财富；而现在他除了决定要成为懒惰和不努力之人(to determine to be indolent and inactive)以外，便无须做别的任何事情。无期有息公债和地产是他储蓄唯一合适的地方。” [21]

绝对不能认为这种心理与当代现实格格不入。恰恰相反。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异常迅猛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资本价值”。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由于各种各样信贷形式的发展而流人到与生产没有关系的那些人手中。这些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并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阶级——食利者阶级。这一类资产阶级当然尚未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阶级，它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队伍中的一个著名派别。然而它发展了某些只有它才具有的“社会心理”特征。随着股份公司和银行的发展，随着整个大规模的有价证券交易部门的建立，这个社会派别得以产生并得到巩固。其经济生活的范围多半是流通领域，主要是有价证券流通领域和证券交易所。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靠持有有价证券取得收入而生活的这类人中间，存在一系列的细微差别。而且不仅脱离生产领域，还脱离流通过程的阶层是极端的类型。这首先是那些固定牌价的有价证券即无期有息公债和各类债券等的持有者；然后是那些使用自己的资本购买土地和有经常性而又稳固收入的那些人。这里已经不存在交易所现实生活的恐慌。如果与投机活动密切相关的股票持有者每天可能丧失一切，或者相反，迅速向上升腾；如果他们因此而过市场生活，从交易所的积极活动到阅读交易所行情单和商业报，那么，具有固定收入的这一类人就会不再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这一方面发生联系，他们就会退出流通领域。而且信贷体系越是强大发达，越是富有弹性，就越有“发胖”和“成为懒惰和不努力”的更大可能性。资本主义机制本身关注这些可能性，把相当数量企业家的组织者职能变得于社会无益，它同时从直接的经济生活中把这些“无用成分”抛弃，因为它们积存在经济生活的表面，按照桑巴特恰如其分的比喻，像“菜汤中闪亮的油花”一样。

同时需要指出，固定牌价证券的持有者已成为不仅没有日趋减少，而是不断壮大的食利者资产阶级阶层。“资产阶级变成食利者，他们与大金融机构建立起像与国家那样的相互关系。他们获得这些金融机构的债券，处处有人向他们付款，因而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此，资产阶级将其财产转交给国家的意愿当然一定会急剧加强。国家同时表现出公认的十分可靠的优势。股票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公债券所不具备的那种利润机会，但它也因此而有输掉钱的很大可能性。必须指出，资产阶级虽然每年都生产出可观的剩余资本，但甚至在高度工业景气时期其中也只有为数不多的部分用于发行股票，绝大部分都用在国债、公用事业债务、抵押借款和能够带来固定利息的其他有价物上”。 [22]

这个资产阶级阶层大都是寄生的资产阶级，它发挥了与“旧制度”末期瓦解的贵族阶层及当时的上层财阀相类似的那种“心理特点”。 [23] 既与无产阶级，也与另一类资产阶级明显相区别的该阶层所具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它疏远经济生活。这个资产阶级阶层既不直接参加生产活动，也不直接参加商业活动，其代表人物甚至经常不靠剪息票生活。因此可以最概括地把这些食利者的“活动”领域确定为消费领域。消费是他们全部生活的基础，“纯消费”心理使这种生活具有其特殊的“风格”。“消费的”食利者面前拥有仅用于乘骑的马、地毯、香烟和托凯酒。如果他偶尔谈到劳动，那他最乐意谈的是摘花“劳动”或是花费在购买戏票上的“劳动”。 [24] 耗费在获取物质财富上的生产和劳动，均在其视野之外并因此而被看作是某种偶然的事，更谈不上真正的积极活动。全部心理被染上消极色调：这些资产者的哲学和美学是纯直观的，其中没有一点对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来说是很典型的那种有积极作用的成分。而无产阶级正是处于生产领域，与“物质”直接碰撞，物质为它转变成为“资料”，成为劳动对象。无产阶级直接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关注能够将更大量的商品抛向市场的不断发展的新机器技术。这些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越是降低，技术完善过程就越广泛和深入。因此对于无产者来说，他的生产者心理是特有的。相反，消费者心理——这是食利者生活的基本特征。

其次，我们从上面看出，我们所说的那个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退化的产物，其退化也是由于资产阶级丧失社会有效职能而造成的。当该阶级处在生产过程以外时，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导致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类型，其特点可以说是具有结合性。如果说资产阶级自幼浸透了个人主义，因为其生活基础是与其他人作斗争以求得在残酷竞争中独立生存的基层经济组织，那么，食利者的这种个人主义就更加严重。食利者完全脱离社会生活，他站在社会生活以外；社会联系崩溃，甚至阶级的共同任务也不能把分散的“社会原子”连结起来。他们不仅对“资本主义企业”，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兴趣都在消失。这个阶层的思想体系就其必要性来说是完全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它的美学尤为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个人主义：所涉及到的社会题材的一切，都是“无艺术表现力的”、“粗糙的”和“带有偏见的”。

无产阶级的心理则完全不同。它将自身源于的那些阶层即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糟粕从自身很快剔除。关在大城市牢房里的和集中在共同工作与共同斗争的无产阶级，养成了集体主义心理和最大限度地感觉社会联系的心理。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作为特殊阶级形成的最早发展阶段，个人主义的趋向才是明显的，而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无产阶级这里是朝着与食利者资产阶级的发展直接对立的方向发展。如果无产阶级的心理是作为集体主义心理而形成的，那么，个人主义意向的发展就是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之一。膨胀的个人主义是食利者的第二个突出特点。

最后，食利者与一切资产者一样，其第三个特征是害怕无产阶级，害怕即将来临的社会灾难。食利者不能向前看，相反，其“处世哲学”仅限于“抓住时机”这样一个口号；其视野不能超越现时。如果食利者“思考”未来，那么，他也只是按现时的形式来构筑未来。他或是不能从心理上想象这个像他那样的人会从自己的有价证券中一无所获的时代；或是惊恐地对该情形置之不顾，逃避未来并尽量不在现在看到未来的萌芽。他的思维完全是非历史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心理与这类思维的保守性毫无共同之处。不断展开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提出了战胜现有社会经济体制的任务。无产阶级岂止是不愿意维持社会原状，而相反是要破坏这种社会原状。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未来，甚至用未来的观点评价现在的任务。其全部思维尤其是科学思维因而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动态历史特征。这就是食利者心理和无产阶级心理的第三种对立。

直接源于自身的“社会存在”的食利者“社会意识”的这三个特点，还反映在“意识”的高级阶段，反映在食利者的科学思维中。心理总是逻辑的基础：感知和情绪决定着思维的总倾向，决定着借以对周围的实际进行研究和逻辑加工的那些观点和看法。如果孤立地拿出某种理论的个别观点，即使进行最细心的分析，该论点也未必能揭示社会真情。若是我们将该理论体系的特征及其总视角划分出来，那么，社会真情总是清楚的。这时，每个个别论点作为总链条的必要环节，就会获得新的意义。这个总链条就会充满某个阶级或某个社会集团的现实经验。

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奥地利学派，包括研究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就会发现，在这里，食利者的上述心理特性在逻辑上与其一脉相承。

首先，始终推行的消费观点首次登场。商业资本(重商主义)时代形成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初期发展阶段，其特点是从交换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现象。马克思写道：“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 [25] 随后的阶段是与当时的时代相适应的，那时资本成为生产的组织者，成为这些关系的思想表现。还曾有一个“古典学派”，该学派正是从生产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理论”)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的，并将理论研究的重心转向这个方面。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古典学派那里继承了这个观点。相反，资产者食利者把首先解决消费问题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消费观点则是奥地利学派及其类似流派的最基本、最典型和最新的理论观点。如果以前刚刚出现一种理论，而“奥地利人”的理论是该理论的继续，那么，把消费和“福利”的使用价值作为分析基础的那些理论，在正式科学中终究从未取得这种普遍的成就。只是最新的发展才为这些理论在现代资产者的食利者心理上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26]

膨胀的个人主义也在新派别“主观心理的”方法中找到完全相同的情形。诚然，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以前也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他们总是热衷于“鲁滨逊式”，甚至“劳动理论”的拥护者们也从个人主义出发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劳动价值在他们那里不是社会的“客观的”价格规律，而是“经营管理主体”的主观评价，该主体评价事物取决于自己劳动努力的不愉快程度的大小(例如，比较一下斯密)。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具有不以现代制度代表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调节商品交换的社会“自然”规律的性质。但尽管如此，只是现在在奥地利人的学说中，政治经济学中的心理主义即经济个人主义才得以论证，得以最完整和彻底的理论阐释。 [27]

最后，害怕变革表现为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们极其憎恶整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经济范畴(按作者们的见解)适用于一切时代、任何时代。而对于作为某种特定历史范畴(马克思的观点)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却只字不提。相反，诸如利润和资本利息等现象则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生活永恒的必需品。这里已是十分清楚地在为现代关系作辩解。理论认识的要素越弱，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的呼声就越高。“因而，资本利息(即利润。——作者注)的本质中除了使其变得不公正或受到谴责而外，再也没有什么”。这就是庞巴维克大量研究的最终结果(和目的，这是我们认为的)。 [28]

我们将“奥地利”理论视为已经从生产过程中被抛弃的资产者的思想体系，这个正在衰落的资产者将其腐朽心理的特征永远地体现在自己的——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在认识上毫无用处的理论上。与这种观点丝毫不相矛盾的情况是，在现代科学转变中，由奥地利人提出的那种边际效用理论本身正在被更时髦的“英美学派”所取代。该学派的最杰出理论家是克拉克。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是资本主义世界全部力量最后集中的时代。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 [29] 的经济过程重又把以前袖手旁观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吸引到生产领域(因为银行资本成为产业资本并变成生产的组织者)，托拉斯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便是这样的一些人。这是相当活跃的一类人，其政治思想体系是战斗的帝国主义，而其哲学则是有效的实用主义哲学。这类人所浸透的个人主义要少得多，因为他们是在企业家组织中成长起来的，而企业家组织终究还是一个个人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退居次要地位的集体。与此相关，这类资产阶级人物的思想将区别于食利者的思想。该思想重视生产，甚至采用“社会有机”方法来研究整个社会经济。 [30] 美国学派乃是进步的而绝非是衰落的资产阶级的产物。从现有的两种趋势即持续上升和开始衰败趋势看，美国学派只表现出第一种趋势。难怪该学派充满了美国精神，充满了资本主义歌颂者桑巴特所讴歌的那个国家的精神。他说：“资本主义精神在萌芽时期所具有的一切，目前在美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里资本主义精神的力量暂时尚未耗尽。这里至今仍然是风暴和漩涡”。 [31]

因此，这类食利者正是一类极端的资产者，而边际效用理论则是这类人的思想。因此，从心理的角度看该理论更有意思，正如从逻辑角度看更有意思一样，因为很清楚，美国人对该理论是折中主义者。也正因如此，奥地利学派具有资产阶级极端型的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完全对立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历史观点—非历史观点、生产观点—消费观点，这就是马克思和庞巴维克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区别。下文还将进一步从逻辑上分析作为理论基础的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然后分析庞巴维克的整个理论结构。

我们只得说一说“奥地利人”的先驱者。

我们已在孔狄亚克的《贸易与政府》(1795年)中找到未来“边际效用理论”基本思想的论述。孔狄亚克竭力强调价值的“主观”性，价值在他那里不是价格的社会规律，而是一方面以有用性(utilité )，另一方面以稀缺性(rareté )为基础的个人判断。该作者是如此十分“现实地”提出问题，以至于在“现时”需求和“未来”需求(“besoin pré sent et besoiné loigné ”) [32] 之间也作了划分。众所周知，在“奥地利人”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那儿，这种划分在由价值理论向利润理论的转化过程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

大约是在同一时期，我们在意大利经济学家韦里伯爵那里也发现了类似的思想。 [33] 他也把价值看作是有用性和稀缺性的统一。

1831年出版了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即著名的里昂·瓦尔拉斯之父的《财富的本质与价值的起因》一书。书中作者使价值摆脱有效福利的稀缺性，并批驳了仅仅注重形成“财富”的物品的效用那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就基本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度而言，该书会更加得到新派别拥护者们的推崇。

1854年，戈森特别清楚地对边际效用理论作了详细论证，在其《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中对该理论作了精确表述。戈森不仅探索到“新途径”，而且对自己的理论作了深思熟虑和尽善尽美的阐述。奥地利人(门格尔)通常描述的许多原理，都已由戈森作了提炼加工，因而应当认为戈森才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奠基人。戈森的这本书全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若不是70年代作者再次被发现，他也险些被人们完全遗忘。而且，与戈森思想相类似的那些思想的后来追随者们立刻承认，戈森是学派的“创始人”(戈森本人对自己的著作评价很高，把自己称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

大约同时在英国、瑞士和奥地利，斯坦利·杰文斯、里昂·瓦尔拉斯和卡尔·门格尔的著作奠定了新学派的稳固基础。他们也对自己被遗忘的先驱者的这本书给以注意。 [34] 戈森的著作究竟有何意义，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对他的评价中便可十分清楚地看到。杰文斯在论述戈森的理论时写道：“从该论述可得出结论，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的一般原理，还是在经济理论的方法上，戈森都完全超过了我。我可以断言，他阐释理论基础的方式方法甚至比我的更加概括，更加深刻。” [35]

瓦尔拉斯也作了类似的评论，他写道：“这里说的这个人，是一位完全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人，但我认为他曾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36] 然而戈森终究未能促成新学派建立。新学派是与后来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一同产生的。只是从上一世纪的70—80年代开始，效用论才在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界的社会思想中得到足够的支持，并很快开始成为共同的信念。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数学性质和数学方法的杰文斯学派尤其是瓦尔拉学派，开始提出与奥地利理论有些区别的一系列思想，以克拉克为首的美国学派也是如此。“奥地利人”在分析消费的基础上提出了最纯正和明确表述的主观主义(心理主义)理论。成为“奥地利”理论最卓越代表者的责任同时落在了庞巴维克的肩上。他批评马克思主义，系统批判所有比较重要的利润理论，从学派的角度对价值理论作了一个最好的论证，终于根据边际效用理论几乎是重新建立了分配理论。庞巴维克是学派公认的领袖，而该学派实质上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奥地利学派(正如我们通过简略介绍先驱者所看到的那样)。相反，奥地利学派成为国际食利资产阶级的科学工具。只有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赋予“新”潮流以支撑点，而在此以前只存在科学的“单干者”。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社会派别的变化和食利者的增加，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为使弱小的萌芽变成多瓣的花朵创造了全部社会心理前提条件。食利者、国际食利者把庞巴维克看作是自己的科学领袖，把他的理论看作与其说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力量作斗争，不如说是与愈加可怕的工人运动作斗争的科学工具。因此，我们从庞巴维克来批判这一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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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2]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俄译本由伊·斯捷潘诺夫译)在这方面极具借鉴意义。

[3] 这样，这些“新”理论的成就源自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关系，并非源自这些理论的逻辑完善。憎恨社会主义无疑是资产阶级憎恶劳动理论的原因之一。庞巴维克本人多多少少承认这一点，他写道：“诚然，最初的劳动价值理论我觉得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才在几年间得以迅速传播的，但近几年，该理论无疑主要由于‘边际效用’理论的影响而在所有国家理论家的视野中消失了。‘边际效用’理论拥护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校译的《资本与利润》一书第415页的注释。为什么放弃社会主义恰在“奥地利理论”中予以肯定，对此将在下面论述。

[4] 克尼斯把“世界主义”理解成是古典派对政治经济规律即对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都适用的规律的看法；把“永动主义”看作是对不同历史时代的类似观点。见克尼斯：《从历史观点看政治经济学》，1883年新版，第24页。

[5] 可以认为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第一个历史主义理论家(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于1841年出版)，他提出了保护关税政策的要求。

[6] 例如，米克拉舍夫斯基给施莫勒做了这样一份“业绩”清单：“他想拖延工人国家保险的实行，反对为农业工人和手工业者推行工人法律保护……他认为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违反合同可以采用刑法，反对承认工会和工人联合会的权利，并对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表示赞成。”(《政治经济学史：19世纪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和理论原理》，尤里耶夫1909年版，第578页。)

[7] 例如，历史学派的十分温和的拥护者之一诺伊曼说：“在经济领域内根本不存在准确的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载于《综合社会学杂志》，由舍夫勒于1892年出版，第48期，第435页)。关于“典型的”概念，该作者写道：“那儿(即在自然科学中。——尼·布哈林注)存在一个典型，从这个典型又产生一个典型并且作为典型被研究。在此(即在社会科学中。——布哈林注)这个典型应该是被设想出来的，也就是说是虚构的”(见第442页)。

[8] 最近历史时期的学派和他的区别在于：这些学派将会推广得很慢，并且他们强烈意识到，由对多年的历史数据收集的需求转向对个别时期民族和经济形势的特殊研究的要求。他们首先渴望一些经济性的专题论著……比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解释，他们更愿意解释个别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他们以右派历史性研究的严谨方法为出发点，试图通过游访与仔细的查阅去补充书本知识，并且顾及到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施莫勒：《一般国民经济原理概论》，莱比锡1908年版，第119页)

[9] 施莫勒，见第123页。

[10] 施莫勒提出了学派的三个“基本思想”：“1)对发展观念的肯定；2)心理上和道义上的研究；3)与具有个性的自然规律相比，一个批判性的举止和行为就像是反对社会主义一样。”(见第123页)

[11] 关于伦理学，迪策尔恰如其分地说：“人们演说关于一个道义上的经济原理或者是经济历史，就像演说关于道义上的人类学或生理学等一样好。”(《理论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学》，第31页)还见萨克斯：《国家经济体制的本质和责任》，维也纳1884年版，第52页。瓦尔拉斯也正是这样来嘲笑该理论中的“道德”，将道德说教的企图视同于企图“给几何学赋予精神上的涵义”。(瓦尔拉斯：《社会经济学研究》，1896年，第40页)

[12] “Altra cosa e infatu la stansuca del prezzi sul mercati dAmburgo di Lon-dra nellultimo trentennio, altra cosa la teoria generale del Valori e del prezzo quale si trova nelle opere del Caliani, del Condillac, del Ricardo”...(Iuigi Cossa：“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economia politica”, 5～e edixione, Milano 1892, p. 15).

[13] A.丘普罗夫建议使用该术语。见他的《统计理论概要》，圣彼得堡1909年版。类似的术语在普克姆和文德尔班那里涵义有所不同。

[14] 尤其详尽地研究了手工业。为什么?施莫勒的下述声明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在有决心的中产阶级的维护下，才能使我们免受损失，违背政治发展规律而走向权利机关，只有他们才能经得住金钱利益上的和有第四等级存在的轮流交替掌管政权的考验，也只有他们才能维护那些受过教育和有思想的处于国家顶层的贵族阶层”(施莫勒：《关于社会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莱比锡1898年版，第5和6页)。

[15] 在我们的经济领域内，扎实的历史知识与细致的但却无向导的折中主义表面的结合构成了出发点，但同时也是他们发展的最高点。(卡尔·门格尔：《在德国国家经济结构中历史至上主义的错误》，维也纳1884年版，前言，第1页)

[16] 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第517页。

[17] 关于这种新尝试，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H. 迪策尔写道：“霍霍夫曾说过，政治违背劳动价值的起因在于意志，而不在于理智，所以它们切合实际……”(《社会经济结构原理》，第211页)也是在同一页谈到了科莫尔任斯基以及奥地利人的中坚和庞巴维克的辩解。

[18] 威尔纳·桑巴特：《资产者》，慕尼黑和莱比锡，1913年版。

[19] 《资产者》第46页中写道：“大部分有钱人都出身资产阶层，他们作为纳税佃农或者国家债权人而致富，并且就像漂浮在海绵汤上面的油泡泡一样远离经济生活而存在。”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20] “虽然资产者不再像其他国家的‘封建主义’，但是正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在变胖。他们靠着投资所产生的盈利生存。这种任何性质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在不断地减少。”(见第188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21] “以前他们固然必须努力地积极地赚取财富，但现在他们却什么也不做，当他们变得懒惰和无所事事时，便作出决定，用他们的存款进行唯一正确的投资，那就是政府息金和地产。”(见第201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22] “那些将要退休的资本家对于大的财政研究所来说，会产生一些类似的情况，即他们赚得国家债券，就像他们被付清工资一样，不再继续关心任何事情。因此资本家把财产交给国家的想法相当强烈，在这件事上，国家给予肯定并指出其优越性、可靠性。固然股票有赢利，国家有价证券没有认识到这点，但股票也有大的亏损可能性。资本家每年有可观的资本盈余是肯定的，但工业经济的繁荣很少，只有一小部分取决于股票，大部分都体现在国债、地方债务、抵押资金以及有固定利息价值的投资中。”帕鲁斯：《国家、工业和社会主义》，卡登·克姆普出版社，德累斯顿，第103—104页。

[23] 在桑巴特那里可以找到这些阶级的特点，见他的《腐朽与资本主义》，敦克和胡伯出版社，1903年，帕西姆，特别是第103、105页和以下各页。但所有这些并不妨碍日德断言：“无所事事只是十分明白的劳动分工而已”，因为“古代的人们认为必须使公民总是有时间从事公益性事业”(日德：《政治经济学原理》，舍伊尼斯译，帕夫连科沃出版社，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288页)。众所周知，“古人”因此也认为奴隶制是“必要的制度”和“十分明白的劳动分工”。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歌颂奴隶制方面一点儿也不比“古人”落后。

[24] 这里仅仅引用庞巴维克举例说明自己价值理论时使用的例子。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133—134页。重商主义者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特别明显，因为那时杰出的思想家又都是杰出的实践家。例如，格莱辛曾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顾问；托马斯·曼曾是著名的东印度公司的理事会成员；达德利·诺思是当时在国际范围内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巨商之一，等等。见翁肯：《政治经济学史》。关于作为研究出发点的交换见卡·普利伯拉姆：《古代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平衡观点》，载于《国民经济杂志》，《社会政治和管理》第17卷，第1页。

[26] 应把上述情景看成是一种模式，即是能够推定最重要方面和省略某种程度上次要方面的一种结构。特·卡乌拉在其《现代价值理论的历史发展》一书中试图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起源，但他绝对不懂文中所提及现象的意义。

[27] 见阿尔伯特·沙茨：《社会和经济个人主义》，1907年，第3页注释。

[28]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第3版，第1卷，第574页(“利息的本质并不趋向于要求它显得不合理、不公平”)。

[29] 我们采纳希法亭的术语，见他的《金融资本》一书，特别是第282—284页。

[30] 见从奥地利人的理论观点出发对美国人的分析评论，熊彼特：《统一国家中的新经济原理》，载于《德意志帝国关于立法、管理及国民经济年刊》，出版者：施莫勒，第34年度，第3期，尤其是第10、13、15页。

[31] 桑巴特：《资本者》，第193页：“今天由资本主义思想所导致的一切结果是，在统一国家里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到了高度发展。在此期间，他们的努力也没有衰退，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动荡。”不要忘记，甚至有许多美国亿万富翁尚未来得及“精神衰老”。

[32] 孔狄亚克：《贸易与政府同样重要》，巴黎，1795年，第6—8页。

[33] 见法文译本：韦里伯爵对政治经济学或对货币价值和使其利率降低的方法的论述，以及对银行、贸易收支、农业、人口、税收等的论述。巴黎(特别是第14—15页)。

[34] 杰文斯的书于1871年出版(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伦敦和纽约1871年版)；门格尔的书也于那年出版(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维也纳1871年版)；最后，瓦尔拉斯的《交易的数理原理》也在《经济学者采访》于1874年发表。关于“次序”，见瓦尔拉斯与杰文斯之间的信函。这些信函由杰文斯在《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洛萨纳，1883年，第26—30页中引用。

[35] 见里昂·瓦尔拉斯：《社会经济学研究》一书(洛萨纳—巴黎，1896年版)和《一位陌生的经济学家》一文，在这些著述中，引用了杰文斯的这个评论：“Il ressort de cette exposition que Gossen m'a complètement devanc é quand aux principes gé né raux età la m é thode de la thé orieé conomique tant que je puis l'entrevoir, sa manière de traiter la thé orie fondamentale est mème plus gé né rale et va plus au fond, que la mienne.”第360—361页。

[36] “Il s'agit d'un homme qui a passé complètement inapercu et qui estàmon sens, un des plus remarquablesé conomistes qui aient existé .”(见里昂·瓦尔拉斯：《社会经济学研究》一书，第354—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