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双甲子 泾阳两先贤
南京大学坐落于钟灵毓秀、虎踞龙盘的金陵古都，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百年名校。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肇建至今，她已经走过了116年的风雨历程，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南京大学先后数易其名，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等历史时期，于1950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的校史上，有许许多多的老师和学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和科教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这其中就有两位泾阳人先后以南大为平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赓续及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卓著贡献，这两个人就是吴宓和高鸿。
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泾阳县大石里安吴堡人（即现在安吴镇安吴村）。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在哈佛求学期间，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一时名噪中外。1921年，获得硕士学位准备回国的吴宓将他学术生涯的第一站就选择在了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是当时除国立北京大学之外全国第二所国立大学，办学实力和条件都属国内一流。在时任校长郭秉文及副校长刘伯明的支持下，吴宓于1922年1月1日在东南大学创办了“我国创刊最早的史学刊物”——《学衡》杂志。《学衡》的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当时的主要撰稿人除主编吴宓外，还有梅光迪、汤用彤、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等东南大学教授。由于吴宓这批人主张“昌明国粹”，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接受西方文化知识，与当时高歌猛进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主张相左，故他们这批在当时“不合时宜”的学者被称为“学衡派”。
由于《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在当时学界甚至流传着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胡适喊出“杀之愈快”的段子，他们自然就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人士的反击。尤其是在文坛老将鲁迅先生写了《估〈学衡〉》一文对《学衡》进行讽刺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学界对于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的言行和主张都理解得过于片面，认为他们是泥古不化的“老学究”。其实学衡派早在《学衡》创刊之时就提出他们既不想过分守旧，亦不愿随俗偏激的主张。他们所强调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主旨。它明确主张“改造固有文化与汲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绪”。学衡派认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汲取欧西文化，需要对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评判，区别其精华与糟粕，明确其有用与无用，然后才能决定取舍，从而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新的文化”。
1924年6月，由于支持《学衡》最有力的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英年早逝，梅光迪、胡先骕等主将也相继出走，吴宓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离开东南大学赴东北大学任教。吴宓在东南大学任教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这三年却是他人生最重要也最春风得意、精力最为充沛、思想最为活跃的三年，他在这里与陈心一女士结为夫妻，并于次年有了大女儿吴学淑。他在主编《学衡》杂志的过程中使他成为全国学术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这些宝贵经历为后来他在清华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开创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学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给南京大学历史上留下了“学衡派”这一融国故新知为一体的学术流派，更为后人研究中西之学提供了一条理性的路径。正如史学家张其昀所言：“《学衡》旗帜分明，阵容坚强，俨然负起中流砥柱的重任，影响所及，至为深远。”
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十四年后的1938年，这时的国立东南大学已经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并成为当时国内实力最强，亚洲排名第一的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府。虽然中央大学在抗战烽火中一路西迁到陪都重庆，但学校的巨大声誉一直为学子仰嵩，慕名而考的全国学子依然趋之若鹜，此时，就有一位自小失去父母但品学优秀的泾阳学子考入了中央大学，他就是日后成为中科院资深院士的高鸿。
高鸿院士，1918年6月26日生于泾阳县王桥镇高家巷，2013年6月14日逝世。其父是被誉为“泾阳三杰”之一的辛亥革命先驱高铭新（1887—1919，字季维），高鸿出生不到一年，他的父亲就被反动军阀暗杀。幼年的高鸿对父亲虽然并无印象，但他胸怀真理、矢志救国的革命信念影响了高鸿一生。1938年，辗转陕西泾阳、三原、西安及江苏南京、扬州等多地求学的高鸿，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航空系，后转入化学系，从此开始了他与南大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1943年，高鸿毕业后留化学系任分析化学助教，1944年考取全国第一届自费留学生，于1945年2月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跟随著名教授G.L．克拉克，H.A．莱廷纳等学习X射线分析、极谱分析、仪器分析等课程。1947年2月，高鸿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到了伊利诺伊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研究助理。由于在校成绩优异，高鸿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为优秀毕业生颁发的两枚金钥匙。在伊利诺伊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对祖国的眷恋，高鸿谢绝导师的再三挽留，于1948年回到祖国，从1948年开始一直在国立中央大学及后来的南京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等职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
在南京大学工作的四十多年里，高鸿院士高瞻远瞩，严谨治学，精心育才，始终致力于分析化学学科前沿领域研究，多次参加全国基础学科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对我国分析化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许多学生已是我国的高级专家、教授、院士。他编撰的《极谱电流理论》是我国第一部极谱理论专著，并于1988年获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示波极谱滴定》《示波滴定》和《示波药物分析》等是世界上示波分析领域的第一批专著。他用辩证的观点思索“分析化学研究什么特殊矛盾”，并多次在国家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上阐述分析化学学科的发展趋势，推动了我国分析化学学科的发展。
“我是陕西人民的儿子，想为家乡做点事情”，在南京大学工作近半个世纪后，年过古稀的老院士满怀赤子之心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重要抉择，回到家乡陕西，任西北大学终身教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用他生命最后的精力为西部科教事业做出了贡献。
从泾水之滨到长江之畔，从嵯峨山下到紫金山麓，两位留美归国的饱学之士，分别以他们在专业学识领域的非凡建树在辉煌的南大校史上铭刻下了泾阳人的名字，这不仅是南京大学应该铭记的，更是泾阳人应该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