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泾阳三杰”——高又明、柏筱余、高季维先生事略
在巍巍仲山脚下，汩汩流淌的泾河边，郑白渠旁的王桥古镇生养了永载史册的辛亥革命志士高又明、柏筱余、高季维先生，人们称他们为辛亥革命“泾阳三杰”，他们为助革命成功倾其家财，奉其热血，献出宝贵生命的英勇事迹，至今在当地民间广泛流传。
从书童到革命者
高明德，字又明，1886年3月13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王桥古镇高家堡村。其父高一龙，以农为本，兼行医道，为人颇具侠仁，当年因助弱抱打不平，得罪了当地豪绅而出走他乡。高又明为长子，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12岁时在邻乡巨富柏森家给其子柏惠民做书童伴读，后肄业于三原宏道学堂。
1903年在四川开始与井勿幕交往，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陕西同盟会骨干。后又介绍柏惠民、吴希真等加入了同盟会，还在三原创办勤公社，由上海购进宣传新思想书报分发各县。
1910年春，井勿幕回陕，召集同盟会骨干在泾阳柏家花园，召开历时20余天的陕西反清重要会议。高又明承担宣传品印刷、武器制造、炸药购置等任务。
1911年10月22日西安光复，10月27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高又明任军政府掌（军）械官，被誉为革命军中制造军火首创人，孙中山亲书“博爱”二字嘉勉。
靖国军时期，高又明任总司令部军械处、第四路军军械处处长等职，历尽艰辛，为靖国军筹备军火、药品等物资。后又参与胡景翼、冯玉祥、孙岳发动的北京政变等战事。
1925年孙中山、胡景翼相继病逝后，高又明辗转回西安定居。杨虎城主政陕西时，高又明被聘为参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与友人窦荫山、寇遐、南汉宸、杜斌丞、韩望尘等人集资创办西安集成三酸厂、阿房宫电影院、西京中国国货公司等，希望发展民族工商、文化事业，以实际行动出资助物支持抗日。
1937年，他支持女儿高杰（莲英）经安吴堡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并且，他坚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资助进步刊物《沙河》的出版。
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致书高又明，约其联系在陕西的老同盟会会员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夕，高又明因身体操劳过度致病卧床不起，于1951年6月2日逝世，享年63岁。
倾囊捐资闹革命
柏惠民，字筱余，1888年4月2日生于泾阳县桥底镇柏家村，因祖先经营商业积累了资金，柏家成为当时泾阳县巨富。他的父亲柏森是清朝的贡生，不惜优礼重金，为惠民聘请了当地有名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诲启蒙，传道授业。1904年，惠民入三原宏道学堂学习。
1905年秋，井勿幕从日本回陕，宣传孙中山的救国主张，使惠民受到革命理论的启迪。1906年，经井勿幕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井勿幕再次从日本返回陕西策动举义，在柏氏花园水榭亭，聚集了陕西同盟会许多重要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运筹大计。会议时经20余日，是陕西辛亥革命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柏惠民极尽东道主之谊，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和赞誉，被推选为渭北会务联络人员。为了发展革命事业，惠民出银5000两，在三原创立了“勤公社”，又出资5000两在马栏山开矿炼铁，铸造武器。
1911年2月，柏惠民偕同高又明途经河南洛阳时，见其地所造武器精良，便以习武防盗为名，订购梭镖千支，马刀千把，来复枪百支运回陕西。在上海又捐银8000两，支持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宣传革命。4月，惠民捐银5000两，交由张奚若购买黄色炸药和革命书籍运回陕西。
上海辛亥革命胜利后，军政费用异常不足，惠民慷慨捐银1万两，交上海都督支配。西安光复后，东西两路战事告急，民军枪械、弹药严重不足，惠民闻讯，慨然以他的全部家产作抵押，请于右任先生介绍，在上海外国洋行购买步枪1万支，大炮4门，子弹数10万发，支援陕西革命。
柏惠民竭力尽心革命事业，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惠民年仅22岁，胆略过人，慷慨激昂，不惜牺牲。”并手书“博爱”二字赠予惠民勉之。1912年5月，惠民先生派王悟尘身负机密使命回陕，并嘱咐王到其家取银5000两，用以救济泾河沿岸遭受水灾之民。
柏惠民对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清光绪年间，陕西遭受饥饿灾荒之后，在本村兴办了效愚女子小学和男子小学各一所，在泾阳桥底镇创办了惠民高等小学。这些学生所用的课本、文具、制服等，全由柏家提供。此外，惠民还在西安开办了三育学堂和西岳庙女子小学，在三原设立了英（语）、算（术）专修学堂。同时，惠民捐金万两，作为泾阳的教育经费基金，用以扩充校舍、购买设备。对于柏先生这种热心兴学、赞襄教育的精神，当时的泾阳县令蔡元儒和陕西巡抚曹仲铭，分别书赠先生“文明先导”和“信古好礼”的匾额。并为先生捐款兴学，特专折保奏清廷，奉旨赏戴蓝顶花翎，加封道员衔。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惠民闻之义愤填膺，加之1913年3月20日，好友宋教仁先生，被袁世凯杀于上海车站后，惠民悲愤异常，于同年11月，含痛返里，积愤成疾。惠民祖辈在外地和内地，设有不少商号，由于时局动荡，祖遗商业先后濒于破产。1928年7月，忠信魁经理杨惠亭勾结贿通当地驻军魏凤楼，串通三原县县长马某讨还债务，于三原将柏惠民逮捕入狱，毒刑逼债达8个月之久，直到1929年2月，经省府建设厅厅长田雄飞出面说情，变卖各地商号房产还清债务，被保释出狱。
回家后，家里的藏物楼又被火焚，多年积蓄化为灰烬。此时，惠民身患痿痹，全身麻木，终日不语，出入皆需人搀扶。于右任曾去探望，但爱莫能助。后来杨虎城将军主持陕西政务，方迎惠民至西安，予以参议名义，月送200元，以维持其生活。
抗战时期，柏惠民在西安六谷庄居住，生活更为艰难，亲友观之，无不为其痛心。他反而安慰亲友说：“你们没有听到老百姓哭天喊地的悲泣声吗？我比起老百姓来，还是处在天堂呀！”遂吟道：“天地为庐舍，精神寄太虚。形迹虽萧条，吾乐亦如昔。”有一次邓宝珊和几个老朋友去探望，他先询问国家大事，对个人却一概不提。后因病势日重，又返回故乡。1940年1月6日，惠民病逝，终年52岁。
余生平无私仇，击吾者乃公敌也
高铭新，字季维，泾阳王桥镇人，赋性聪颖，有豪侠气，善墨文。幼受业于柏厚甫先生之门下，为高才生，18岁入县庠（乡学），复执贽入县宿儒杨风轩门下，精研经史及时务，力求实践，不尚高谈。时值清末，外侮日深，国政腐败，忧国之士多徘徊莫知所适，先生乃决隐于商。
入川后，值铁路公有运动，益有所感，遂决走各地。乃约友，由川、鄂、浙至苏，应李季直约，至沪，办《克复杂志》年余，以鼓吹维新为主，嗣经王麟编（泾阳城内姚家巷人）、旦宅旸二君介绍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首义，先生任交通，致力甚多。入冬，上海各界捐购大量西药器材运陕，于省城设立红十字会，于东西各县设分会，医治伤兵。时陕战方殷，极需医药，先生奔走呼吁尽力多！迨清帝逊位，战争结束，先生竟以尽瘁国事致病，辞红十字会职务，卧病将近一年，愈后复致力教育，纠同志柏惠民、王玉书诸人，合资开设新民图书馆，专以输入文化书报，以开民智。
1914年，孙中山先生授命宋向辰由日返陕，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宋到陕后召各同志，于西安设立乐群学社，以总揆全省党务。时袁世凯窃国迹著，而陕陆军政权，亦操之袁氏所部，革命党人为积极布置各县工作，谋荐先生任泾阳县警察局局长，以有实力也。先生慨允，不辞汤火，时乾、礼一带，由王绍文同志负责。事泄，王同志等13人被袁氏爪牙陆建章惨杀，先生知泾阳亦在罗织之中，一面安置差后，一面即向省政府辞职，讵祸不旋踵，而陆之差武骑至矣！未经县府，即往捕先生，先生知不免，慨然谓来者曰：“余自恃无重大事，且余家室本县，督军捕我或因别人牵累也，诸君既到，请先饮食，然后同往。”遂款待之，借机以如厕为请，乃越墙以逸。捕者窃踪不获，乃闭四城门，沿户检搜，竞二日夜，终未获。先生甫逸出，藏同志周伯敏家，嗣以情势严重，冒险出，匿文庙房顶瓦沟中，三日二夜，滴水粒米未尝入口，后虽城开，而侦骑仍四布，无计脱险，乃由同志某密走商县长蒙公养正。蒙同志淳化人也，约以夜，巡卫查城，偕先生至城上隙处，继而出之。
先生时以不能匿足泾阳附近，乃毅然走白水、郃阳协助同志集马静、高静旺诸人，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居三月余，复偕数同志，走靖边等县，说卢占奎以革命主义，卢之依附靖国军，颇有战绩，先生与有力焉。唯先生逸后，陆建章知陕党人潜力甚大，时虑覆巢，遂亟扑党人，或以官、或惑以金钱，此技均未能售，竟愤而搜索株连。在陕同志，知陆氏不除，终为西北革命障碍，遂发动渭北各县绅及商会、民众等，忠告陆氏，毋以数人之嫌疑，致人怀不安，全境恐惧。陆怕众怒难犯，稍寝其行，但以阴谋仍不稍懈，遂令其子陆少文亲率重旅4000余人，驻富平县震慑不成，冀图制止革命党在各县活动，但吾人迄未稍懈，且旋经胡景翼等率兵一连偕同诸同志擒陆子少文并缴其驻军全部枪械。从此，陆氏在陕之政治军权消逝矣！西北一带脱离陆氏压迫乃一大关键也。
1917年，陈树藩继为陕西督军，在陕同志树靖国旅于渭北，先生是时已由靖边归来，旋由副司令胡公、曹公聘任参谋，兼工程营营长，先生谓同志云：“总部人才济济，余居之何益？”乃选长于技能青年，编队率之战场，利用地形与火药器材，埋伏地雷、架设桥梁，战地所在获其设计之迹，因以陷敌者多矣！盖先生胆识机警过人，参加靖国军之役者，迄今皆能详言之。
于公右任回陕任总司令，编全军为六路，卢占奎即为第六路司令，驻防耀县至同官一带，卢初南来，部队不认地方形势，于公虑之，即命同志多人前往，先生与居数月。卢见某与先生因议事不协，先生知留无益，即仍归总部。
时陈树藩与靖国军开战以来，将及数年，兵败，自忖难存，乃由豫引入赵倜军，向北政府引张西垣军，驻渭河南岸，列阵咸阳、渭南各地，决心与靖国军决一雌雄，战事紧张已极。时乾县驻军第七支队王珏以乾、礼为三原屏障，陈氏大军来攻，恐惜置未善，请总部特派干员到乾主持，于公即命先生为乾县县长，付予以守卫地方与督导军队之全权。先生受命，星夜赴防。盖陈氏竟图利用外兵由两翼攻东之固市、栎阳，西之礼泉、乾县；双方并进，必可获胜，倘三原救两翼，即出奇兵由正面直攻靖国军之根据地，是以敌两翼攻兵倍于吾之守军四倍以上，陈氏并亲督援兵及所有之部，分五路横贯渭河，同时挺进。先生一面在乾县筹筑工事，一面督友队司令王珏坚壁抗战，苦支40余日，战事最激烈日夜不停者16日。虽南面城墙为墟，死伤枕籍，而敌兵仍未敢越雷池一步，陈氏终未得逞，反遭惨败，陈知无能为力，乃滑归西安，从此已决定军阀不能立足西北之命运，此其一大关键也。此战役后，我总司令于公巡视各县，并调防队伍，从事体息，借资补充，特令第七支队王珏调驻富平县之美原镇，先生卸乾县县长职，回总部参谋，此民国七年事也。
总司令部参谋长彭仲翔，秘书长张翊初与先生最为默契，每事相济，共同尽职，于公甚得力焉。1919年4月间，先生衔命赴富平美原镇往见王珏，车行中途，被来历不明者枪击负伤殒命。临终谓其从者曰：“余生平无私仇，击吾者乃公敌也，可转告同志为国努力，余死无憾矣！”乃捶胸高啸而殁，伤哉！先生之死，年仅三十有三岁，天若假以年，必有更伟大之建树，余众同志凡知者，莫不为吾党惜！莫不为先生悲也！战事结束，伤亡者众，即力所及仍不免伤夷满目也。先生遗体入棺，厝于故里白公渠之旁。子一名鸿，今已供职南京中央大学，成为全国著名的化学界权威（高鸿历任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终身教授，中科院资深院士），仁者有后，言不虚也。
历史是一面镜子，“三杰”是我们的人生楷模。作为三位先生的同乡晚辈，我怀着钦敬之心，查阅有关“三杰”的史志资料，追述他们的不朽事迹，感受他们的高风亮节和革命精神，我以家乡的杰出人物而欣慰，更以他们爱国不惜身与家，甘洒热血献中华的革命气节而自豪。死者长已矣，吾辈当勉励，我想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就是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文中有关历史资料摘录于《泾阳文史资料精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