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的相关研究

在教育与个人收入的关系中，教育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明瑟收入方程进一步揭示，个人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会对收入增量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个人每多增加1年教育，收入会相应增加一定的百分比。高等教育亦是如此。通常而言，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人收入也会产生一定的边际效应。同时，高等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可以体现在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两个方面。明瑟收入方程一般考虑“教育数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即受教育年限的作用，而“教育质量”则需要找寻其他指标进行测度。毕业院校背景就是反映个人教育质量的指标。一方面，毕业院校背景代表个人曾经接受何种大学的高等教育，获得怎样的高层次知识与技能，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通过收入形式反映相应的人力资本收益。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毕业院校背景常常被视为大学毕业生向人才需求方发送的信号。这种信号可以反映毕业生既有的或潜在的能力水平，使其在收入上获得一定程度的能力溢价。同时，不同的毕业院校背景也具有不同的信号强度，以至于毕业于不同大学的学生在收入上存在差别。

20世纪70年代，维尔斯（Wales）通过美国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排名靠前学校的本科毕业生能够获得相对更高的工资收入，提出毕业院校背景能够成为一种影响毕业生教育收益的重要因素。然而，毕业院校背景究竟是一种市场准入的筛选装置还是影响毕业生长期发展的人力资本，此后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一方面，偏向教育社会学的一些研究认为，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本身会对院校选择产生干扰，进而通过教育过程影响教育结果，最终反映在职业地位和收入层面。相关研究认为，如果不考虑家庭背景等社会经济因素，测算出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可能存在一定的估计偏误。但是，这些研究又过于强调社会外部环境对个人接受教育以及教育结果的影响，因而往往又忽视了毕业院校质量对个人收入的长期效应。另一方面，样本选择的计量难题也一直困扰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在有关教育质量的研究中，针对不同人群、采用不同数据集的分析甚至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由于毕业院校背景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长期作用机制并不明确，维尔斯的观点甚至一度受到质疑。如特鲁斯海姆（Trusheim）和克劳斯（Crouse）的研究认为，就中年美国男性而言，毕业院校背景既不会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也不会影响其长期的收入增长。对普通人来说“上大学这件事远比上什么样的大学更为重要。”进一步讲，名校或是一流大学的教育背景可能只在个人的职业发展初期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作用或将无法确保长期收益。不过，不少研究者依旧坚信，无论教育信号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毕业生个人能力，毕业院校背景始终与教育收益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如石田（Ishida）等人的研究表明，毕业院校背景既有向人才需求方发送信号的作用，又能够反映毕业生所具备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因此它会对毕业生起薪和某一阶段的职业晋升产生显著影响。以上这些研究大多是对不特定人群进行的考察和分析。对于文凭或证书带给个人的经济回报，在控制了个人能力等因素的情形下，此类收入效应往往被称为“文凭效应”或“羊皮纸效应”。虽然未能完全规避能力因素在文凭收入中的影响，但我国学者张青根、沈红、李锋亮等人也曾提出过相似观点，并根据中国的抽样调查数据测量高等教育学历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文凭效应”。然而，“文凭效应”分析存在一个明显的弊端，即陷入对教育信号机制的探讨，却忽视了特定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教育位置，导致毕业院校背景无法从其他更强的教育因素中分离出来。换而言之，普通人群的毕业院校背景差异可能远不及学位层次差异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大，但对于企业高管这样的特殊群体，相同的“高学历”使其学位层次或受教育年限具有同质性，可能只有毕业院校背景才能更为精确地刻画其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位置。

本书并不打算对企业高管毕业院校背景的信号效应进行测量，而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从毕业院校质量和薪酬收入出发，以劳动力市场相对位置为视角，判断企业高管受到认可的程度。由于企业高管大多毕业多年，其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作用日渐式微，因而有理由将其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视作一个整体，通过控制企业外部因素测量毕业院校背景带来的教育收益。一流大学背景包含接受一流大学教育和获得一流大学学位，这一整个过程将对个人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书重点测量企业高管教育收益中的“一流大学效应”，关注一流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产生的影响，即一流大学的“收入效应”。

本章小结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以往研究由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出发，从学位层次、学科背景和海外学位等角度，论述了人口统计特征与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企业高管普遍拥有大学教育经历，平均达到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的相关观点，较高的学位层次凸显企业高管较强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处理和判断市场信息十分重要，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企业高管分布于不同行业之中。差异化的学科背景体现出企业高管在知识和技能上的不同优势，也是识别企业中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关键。海外学位对企业和高管本人均属于较为新鲜的事物，其影响结果目前还没有得到研究上的共识。虽然这些文献探讨了企业高管教育背景的基本特征，但主要局限于组织层面，较少涉及教育背景对企业高管个人发展的影响。

从企业高管教育背景与一流大学的关系看，美国研究者倾向于相信一流大学能够培养出知名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实证结果表明，拥有一流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所占比例较高，因而企业高管与一流大学之间关系密切。但一部分欧洲研究者却认为企业高管并非大部分来自一流大学。美欧两地的研究得出了似乎相左的结论，其根本还在于两地研究者在企业样本和大学样本选取上存在巨大差别。由此看来，若想进一步证实企业高管教育背景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更大范畴的调查和取样势在必行。

鲜有研究基于教育背景对企业高管收入影响进行讨论。针对这一群体的教育收益测量尚待开展。不过，已有文献对毕业院校背景与企业高管个人收入关系这一问题提出研究思路，而明瑟收入方程更是为实现一流大学收入效应的测量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