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选题背景

古往今来，就业都是受教育者完成教育之后的重要选择。教育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教育与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得到体现。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能够提供宽口径的基础性教育，还能够为就业市场培养潜在劳动力——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高等教育机构也可算作劳动力供给方。市场机制是配置生产要素最主要的方式，正是它主导着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的供求变化。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关系的现状及其变化，不仅影响现有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也必然影响即将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接受高等教育的潜在大学生，对于潜在大学生而言，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是影响其高等教育决策的重要信号。所以，以劳动力市场为背景，研究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另一个维度看，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在中国古已有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学而优则仕”既是科举制度下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之间流动的途径，亦是对教育收益的良好预期。在“学而优则仕”下，“学”具有提高收入与提升社会阶层的双重作用，因而成为低层居民通往更高社会阶层——“仕”的手段或桥梁。这种桥梁也是底层社会居民改变生存状况的一种制度化途径。从这个意义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高考制度所起的作用与科举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然而，当考察中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的绩效时，我们发现，教育的这种双重作用似乎正在递减，甚至消失。与通过教育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初衷不一致的是，教育正在成为“马太效应”的有力推手：那些能力越强、家庭背景越优越的个体，越有可能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同时也越能够从教育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与此相反，底层民众不仅无法获得更好的教育，也很难从教育中获得经济收益。“从高校入学率来看，根据有关专家的统计，2000年以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已经上升至新生人数的60%。在总体入学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弱势群体子女不能进入层次较高、质量较好的名牌大学就读，不能选择社会声望较高、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学习，以至于进入985和211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升反降。以北大为例，2000—2010年农村新生仅10%，到2013年依靠国家贫困地区每年3万个重点大学照顾名额，北大农村新生比例升至14.2%，而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比例是30%。”⁽¹⁾

一方面，随着“教育产业化”与“高校扩招”的推进，教育成本大幅攀升，经济资本的区隔作用不断加强，不同收入层级的人会因此获得不同水平与质量的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高校扩招”强化了精英主义在各个职业之中的渗透，进一步提升了教育资格的重要性，抬高了行业准入标准，由此更加不利于低阶层人群的向上流动。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亦具有“马太效应”：处于更高社会层级、拥有更多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且更优质的教育，由此获得更多地向更高社会层级流动的机会。

从1999年高校扩招至今，我国高等教育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扩招以来，高校的数量迅速增加，仅1988—2004年就由1022所增加至2236所（含成人高等学校）。1999年开始，高中毕业生数、高校招生人数、入学率都在飞速增长。其中，1999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达154.86万人，这一数字是1998年的1.43倍。到了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达到688.8万人。1999—2012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79%，是恢复高考以来到1998年这段时期的近3倍。⁽²⁾因此，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定义为“大跃进”式。大学门槛的降低给了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我国人口平均素质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需求并没能保持与大学毕业生供给的同步增长，最终造成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很多大学生往往选择读研以延缓就业或期望未来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结果是高学历人才大量增加，从而进一步导致部分岗位、职业或地区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从而迫使用人单位不断提高岗位的学历要求，形成学历高消费现象。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果来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都不尽满意：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学历要求虽然水涨船高，但高学历与高能力的不对等往往使他们不能招聘到合适的劳动者；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他们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都未能达到其心理期望值。

与此相伴随的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日趋完善，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呈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改革开放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前教育回报率长期小于零；而在近几年，教育回报率一直攀升并维持在10%左右⁽³⁾）。然而并非所有的接受教育者都由此受益——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其教育回报率并未同整体教育回报率那样趋于增长，也因此，低收入家庭往往不愿意进行教育投资，使子女接受高中及以上的学校教育，由此导致了较低的教育水平。较低的教育水平使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无法依靠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教育无法起到“社会平等器”的作用。另外，对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而言，即使接受了高中及以上的后义务教育，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他们也很难利用教育的成果，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岗位就业，因而无法实现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

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的背景下，研究家庭，作为决策主体，如何决定是否投资于子女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讨由家庭背景决定的社会资本对家庭高等教育决策的影响，有助于从代际传递的角度进一步理解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的更深远的负面影响，还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故而，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家庭高等教育决策的影响”的研究，在教育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都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