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经济增长—贫困—不平等—环境四角关系是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权衡（图2-1）。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在地理上，这些地区均处于所在省区的边缘地区，发展的地理条件不利，且多为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县域内地表结构复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增长不平衡，导致发展差距大，不平等问题突出。

2.2.1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估计，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图2-2）。经济发展水平低，居民收入低，存在着两方面恶性循环的可能：一方面是收入低，储蓄不足，投资引诱差，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低；另一方面，收入低，本地市场效应弱，集聚能力低，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经济发展水平低，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收敛假说，经济增长率与初始水平呈现出反方向变动关系，即初始发展水平低，稳态资本存量也低，此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高，经济增长率高。不过，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此种收敛效应是否会超过上述的弱集聚、弱投资的效应，不同地区差异较大。那些资源富集、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集聚与收敛叠加，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而那些资源贫瘠、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此种收敛效应不显著。

2.2.2　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存在着普遍贫困现象。据统计，2014年底民族八省区有农村收入贫困人口2205万人，占全国的31.4%，贫困发生率14.7%，高出全国农村收入贫困发生率（7.2%）7.5个百分点（国家民委，2015）。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具有集中连片、人多、程度深、贫困多维和代际传递等特点。以四川省几个连片特困地区为例，如表2-2所示，四川省四大片区都有民族自治地方或者享受少数民族待遇县。2012年末，四川省共有贫困人口749.7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0.8%，四大片区（86个县）共有贫困人口440.6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5.1%，比全省高出近5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占四川省58.77%。四川省的情况如此，其他片区的贫困状况也基本如此。

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贫困上，更表现在受教育程度、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等方面，呈现出多维贫困的特点。而且，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贫困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如贫困的代际传递突出，少数民族人口贫困比例高，贫困人口平滑风险能力低等。

2.2.3　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减贫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增长是不平衡的，在收入分配方面突出表现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族际差距、族内差距上。在经济发展层面，以自治州为例，30个自治州2013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相差超过14倍；在县域和州域层面，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是全国城乡差异大的地区，据统计，绝大多数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贫困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所在省的水平。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7倍以上。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2014年调查了西部部分民族农村居民和西部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如图2-3所示，农村居民收入族际、族内和地区分配不平等情况可见一斑。

2.2.4　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生态

在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上，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地处我国地势阶梯的结合部或高原（山）与低地过渡地带。一方面，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位于全国和所在省区的边缘和山区，是河流的发源地和生物多样性的集聚地，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表2-3）；另一方面，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南方丘陵区、西南山地区、青藏高原区，生态脆弱区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这样的生态位，一方面限制了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那些益增型（pro-growth）经济活动，从而限制了这些地区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要保持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提升，就要大规模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具有公共品性质，需要公共资本投入。

综合上述，从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看，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在空间上，处于多重地理不利（geographic disadvantage）的叠加，地理资本（geographic capital）低，即该地区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低，形成空间贫困陷阱（spatial poverty traps）（Kate Bird，Kate Higgins and Dan Harris，2010），要走出空间贫困陷阱，需同时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贫困与收入不平等、贫困与环境生态、环境与不平等等多个发展关系。理论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贫困减缓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增长并非必然是益贫（prepoor）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和环境生态间存在着库茨涅兹曲线（Kuznets Curve）和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即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和环境质量先恶化后改进，改进的门槛收入水平大体上在人均10000美元左右；贫困减缓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只要穷人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富人收入增长的速度，即经济增长是绝对益贫的，而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重要条件；贫困与环境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农村贫困与环境脆弱地区、环境不利地区在空间上是耦合的，在减贫的初期，如果减贫措施主要基于贫困地区资源的初级开发，贫困减缓也可能不利于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提升；环境与不平等间的关系也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大体上也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郑长德，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