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家/园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为著名国画家周昌米先生拍摄传记片。周先生生于浙江雁荡山大荆。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尤其使人难忘的是那些传统村落中白墙黛瓦的民居，淳朴、幽静的环境真使人心旷神怡。

周先生说这些古老的民居都是有灵性的，院内的天井放两口大缸，就是天然蓄水池，可以解决一家人的用水问题。那时用雨水泡的茶、做的饭都是甜的。夏天炎热，但屋里极凉爽，燕子在房檐下筑巢，伴随主人家度过整整一年的居家时光。

屋外的小河清澈见底，孩子们可以在水里捕鱼摸虾，凫水嬉戏。屋里立柱横梁上的木雕，则向人们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经典的传奇故事。

透过门窗，人可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真如杜甫所言，“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回来后，我请教了被我称为大姐的张延惠先生，她是园林设计方面的专家；继而采访了当时浙江省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胡理琛先生以及浙江省建筑设计院总设计师唐宝亨先生。他们在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

通过采访专家，我意外地发现，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传统民居建筑，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脚印。

这使我懂了，我们民族真正传统的家园，并不是城市里的钢筋混凝土，而是江南水乡河埠头边的邻河小居、山地民居的吊脚楼、遮风避雨的廊桥、竹林掩映下的傣族风情小楼、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青藏高原的康村碉楼和京津地区的青砖四合院……

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拍摄记录散落在各民族村落中宝贵的文化遗产。拍摄之前，我拜访了中国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美术馆原馆长刘开渠先生。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我父亲与刘开渠先生一同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时是邻居，同住一个四合院。

刘先生有四个女儿，没有男孩，因此他很喜欢我。那时我才三四岁，称他的女儿“姑姑”，称刘先生“爷爷”。每天他下班回来，我总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抢着拿过他手里的包说道：“爷爷，我帮你拎！”而刘爷爷每次回家，总要带些小点心给我。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爷爷。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老人家去世，因为唁函未被准时送到我手上，我没赶上追悼会，没能与他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当刘爷爷听说我要拍摄中国各族的民居建筑时，他鼓励我：“你现在能想到做这件事，很不容易啊！传统文化必定是一个民族的根，是基础。”

他还告诉我：“现在做这件事，很多人会不理解，但要坚持下去，一定是很有意义的！”现在回想起来，老人家所预言的，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为此，刘爷爷特地送我一幅墨宝，上书：“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之后，我又去拜访父亲的老友雷奎元先生，他是中国现代工艺美术之父，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系主任。老人那时已近80岁，极乐观、幽默，说话轻声轻气，也许是苏州、松江一带人说吴侬软语的缘故。

我叫雷奎元先生的夫人“雷奶奶”。雷奶奶是杭州人，听我描绘准备拍摄浙江民居时，老人笑眯了眼，说：“哎呀，这部片子肯定好啰！听了你的介绍，我就想起，夏天在杭州洪春桥家里，乘着山上下来的习习凉风，吃着炒雪里蕻，那个味道啊！……下次来北京，记得带些杭州的雪里蕻来啊！”

雷爷爷细心地向我讲解了民居建筑砖雕与木雕的装饰特点，还讲述了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的对比特色。他说：“拍这部片子的意义，远比拍故事片要大，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意义非凡的事。要知道，仅是少数民族的服饰图案，就够你研究一辈子了……”

我的父亲去世得早，但这些前辈就像是我父亲，不仅以他们的人格魅力感染我，而且告诉我如何用艺术的眼光去发现世界。他们都是我从事艺术创作的导师。

我们“梦寻家园”——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民居》的拍摄，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仅仅靠着胡理琛厅长从厅里宣传费中拨出的2万元，我们开始了拍摄工作。

我们赴北京采访著名建筑设计师叶如棠先生，他当时担任国家建设部副部长。我们没有预约，但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后，立即从百忙中抽时间接受采访，并鼓励我们说：“你们这是为民族文化做了一件极其有意义的工作！”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又笑着说：“这么大规模的拍摄工作，应该是中央电视台干的，我知道这是需要很多经费的。我不能给你们经济上的帮助，但可以为你们的拍摄写封介绍信。”边说，他边朝我们意味深长地一笑：“这封信可能要比赞助经费更有效哦！”

果然，凭着这封信，我们不仅得到了各地建设厅、局给予的经费上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把最为经典的传统村落及民居建筑介绍给我们，有的省份甚至派专家现场指导，与我们共同“梦寻家园”。

我们在永嘉楠溪江流域拍摄时，先在温州住下，到达时正好是晚餐时间。吃完饭我回房准备明天拍摄的案头工作，却发现组里其他人都不见了。天还在下着大雨，我很纳闷：他们去哪儿了呢？

直到凌晨4点左右，摄像白群一敲开我的房门，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他说：“我昨天晚饭后去车上取行李时，发现车窗被砸开了，拍摄设备都被偷了。”

这可是个晴天霹雳。设备要几十万不说，关键是片子拍不成了。我当即决定报案。

温州市公安局非常重视，局长立即带领几十个警察赶来，冒雨在现场勘查。局长安慰我们：“一定会破案的。”

我知道这场大雨完全破坏了现场，已毫无线索可言。事后，大家都说，局长离去后，我的脸色变得难看极了。听天由命吧！明天如果没有好消息，我只好向电视台汇报情况后就打道回府，听候组织处理。

我坐在招待所大堂，我要第一时间得到后续的消息。此时我已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分钟如年”啊。

早上大约9点多，公安局的小车来了，局长从车上下来。从他脸上的神情，我判断不出任何结果。这可能就是老公安的淡定。

我慢慢站起来，心情就像是听候审判一样。

局长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真的很抱歉，耽误你们的拍摄了！”

我一听浑身凉透了……

局长这时朝车里挥挥手，一位警察抱着摄像机从车里出来。

局长说：“请你们检查一下，是否就是这台机器，有没有损坏，因为我们是从地下挖出来的。”

摄像师老白激动得快要哭了。我看见他检查机器的手都在发抖。

我紧紧握住局长的手，也是要哭的样子。

这时，局长从一脸严肃中微微透出一丝笑容：“机器没受损失就好！”

我真的非常佩服温州公安的破案能力。后来才知道，像我们这种失窃案，没有任何线索，要这么快破案几乎是不可能的。针对这起失窃案温州公安局连夜召开会议，甚至请到了已经退休的老刑警。他当晚到澡堂子里找到能在盗窃集团说上话的人，才得知摄像机已经被转移到永嘉附近的山里埋了起来。

警察们冒雨赶到永嘉，找到了被盗的摄像机。还好，机器埋入地下之前是用尼龙布包裹起来的。

这种奇遇，使得“梦寻家园”的队伍壮大起来了……

当我们从温州赶到浙江温岭石塘拍摄时，已是7月。为缩短拍摄时间、节约经费，我们常常在中午时分，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工作。高温经常使摄像机“罢工”，要不停地用扇子给它降温才行。这种高强度的拍摄，使剧组接连有两人中暑倒下了。

当地的百姓见了十分好奇，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怎么不要命啊！”

我苦笑着说：“这是把你们的生活记录下来，留给你们的子子孙孙看啊！”

就这一句话，使我们在当地的拍摄工作，成了口口相传的佳话。

有一位船老大，当晚就邀我们上船吃海鲜。他已经60多岁了，但仍十分壮实。握住他的手时，我感到他的手不但粗壮有力，而且布满老茧。他头发花白，被海风与阳光磨砺成黑紫色的皮肤在太阳下会闪光。他告诉我，他17岁就出海，与大海打了一辈子交道，也养就了爽朗、豁达的性格。

他准备了一桌子刚捕捞的海鲜。带鱼连着鱼鳞就直接下锅，那种“鲜”，没吃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他还准备了几箱啤酒，以及当地产的高粱酒。我不会喝，但也干脆地脱了上衣大干起来……酒过三巡，船老大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借着酒劲回答：“就缺钱！”

船老大一抹嘴说：“多了我也没有，要休渔了，船整修还要花钱，就给你2万块怎么样！”

20世纪80年代的2万块，是当时我银行有过的最高储蓄额的10倍。惊讶之余我已热泪盈眶！

就是凭着这2万块钱，我们在拍完浙江民居之后，才有能力朝着西藏进发……

这是我第一次进藏，还带着5岁的女儿，因为我觉得拿出储蓄的几千块钱给她当盘缠，比买糖果、玩具更有价值。她跟着剧组已经跑了不少地方，被大家称作“副导演”。

那时进藏必须先到西藏自治区驻成都办事处办理进藏手续。我带了德国朋友同行，他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我想，请他同去，可以让他从另外一个视角对西藏的古代壁画与雕塑，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为拍摄提供一些建议。

1985年拍摄《浙江民居》与石塘船老大

那时，外国人一律禁止入藏，就连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例行公事也被取消了。

我只能先进藏，再为德国朋友办理进藏许可。在拉萨，我四处奔走，最后找到了自治区的毛如柏副书记。他也非常为难，但最后还是特别批准了。

可惜，等四川外办的工作人员拿着批文赶到宾馆时，那位德国朋友已等不及，登机离去了……

我们决定，先去海拔相对较低的山南地区拍摄。山南是西藏民族的发源地，那里有著名的雍布拉康古堡，它的存在，打破了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没有独立式古堡”的观点。

我们还找到了朗色林庄园遗址。这座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政治与宗教地位的庄园，在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倒塌了。后来，自治区建设部门要了我们拍摄的影片与照片，准备将它们作为修复时重要的参考资料。

我们到了雅鲁藏布江对岸，老远就望见阳光下有一点耀眼的金光，那就是著名的桑耶寺。这座寺庙被称为“西藏的金顶”，它的屋顶全部被镀上真金，它的内部没有一根立柱，而是用18根斜插的木柱托住屋顶，是西藏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我们几乎每到一处，都能看到西藏文化中与众不同的闪光点。

黄昏时，雅鲁藏布江的景色，用迷人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它水天一色，震慑魂魄。落日的辉煌，与大片多变的金色云层相互辉映，或壮观，或令人遐想……会使你着魔，久久不愿离去！

那时的藏族同胞，在江上捕得的鱼，只卖2毛钱一斤，这可是野生冷水鱼啊！一听这价钱，我们吃惊得面面相觑，傻啦！当即用脸盆当锅，仅加入江水，稍放点盐花，点燃篝火煮了一大盆。鱼的肉质细腻，味道极鲜美，让我们大饱口福！

女儿年纪太小，入藏后一直不习惯这里的饮食，这天可算是大快朵颐，她闷声不响，一口气吃了好几条鱼。

启程回拉萨时已近深夜，天突然下起雪来。在颠簸中，大家正睡得迷迷糊糊时，汽车突然一个急刹。借着车灯光柱，我们见到窗外飘纷的雪花中，几位挎枪的军人拦在车前。他们上车后用十分严厉的口吻开始盘查。当明白这是电视台摄制组后，这才缓和了态度并告诉我们，有一辆满载武器的车辆从国外偷入境内了。

车继续往前开，但刚驶出10公里左右，就陷在坑里抛锚了。司机是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捣鼓了半天车也出不来，他急哭了。我安慰他说：“没关系，大家下车推。”

但车陷得太深，靠我们几个根本推不动。转动的车轮倒把泥浆溅了我们一身。

女儿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我问：“爸爸，怎么办？”

我知道，女儿很懂事，只有在极端害怕时，才会这么问我。说实话，这时我心里也开始打鼓。当时冷得要命，远处还有隐隐的狼嚎。司机说他去附近找人帮忙。我不放心，劝他还是等天亮再说。但他坚持说：“等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太冷了，还有狼，不安全的！”

他走后过了一个多小时，只见雪花弥漫的夜幕中，出现了一群火光。原来司机跑了近8公里，到附近村里找来十几个藏族男人。他们带着撬杠与绳子，在车的轰鸣中，一下子就把车抬出来了。

还没等我答谢，他们就相互吆喝着，消失在飘雪的夜幕中。

我望着在雪夜中渐渐远去的那些光芒，久久站在雪中，任凭冰凉的雪花润泽我的脸庞，享受着雪水与泪水一起流淌在脸上的那种感觉……我想，他们一定就是我们“梦寻家园”中的亲人们。

女儿隔着窗，朝着远去的人群，用稚嫩的声音轻轻地说道：“再见，叔叔……”

后续拍摄要去高海拔地区，为了安全，我把女儿托付给了拉萨电视台索娜台长，跟她的两个女儿做个伴。在西藏拍摄期间，索娜台长不仅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还给予了我们许多帮助。等我们从当雄回到拉萨时，女儿穿着一身蓝色的藏袍，扎着藏族小姑娘的辫子，脸上的两朵高原红就像两只红苹果。她飞奔着朝我跑过来，扑进我的怀里。

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红扑扑的小脸长胖了，可见索娜大姐一家把她照顾得多好！我心里这才踏实。

5岁的女儿跟着我走南闯北，真是担惊受怕，但也见了世面。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贵州布依族滑石哨村寨拍摄。黄昏时，正准备收工，见到对面山半腰的村寨里炊烟袅袅，隐隐传来狗吠鸡鸣，层层叠叠的石头民居显得别有一番神韵。我临时决定去那村寨拍摄，把重的设备与行李都留在滑石哨，要女儿守着。

本以为那村寨就在眼前，我们很快就能返回，谁知“看山跑死马”，一个来回花了4个多小时，天全黑了。寨子里又没通电，回到原地时四处一片漆黑。

见我们回来了，女儿从黑暗中冲出来，举着一根早已准备好的竹棍，边哭边喊着朝我奔来：“打你，你不要我啦……呜呜呜！”她哭得好伤心。

我心一酸，抱着女儿，热泪盈眶：“爸爸再也不离开你了！”

以后，这一路上，小家伙晚上跟我睡，一定要把腿搁在我身上才行，她怕我又离开她远去了。

后来，剧务悄悄告诉我：“回程的路费不够了！”

索娜大姐听见后忙问：“还缺多少？我这里有。”

当时办理德国朋友入藏的手续，就是索娜帮我找到自治区毛如柏副书记的，现在又要麻烦她，我实在过意不去。

索娜是个极其热心直爽的人，她说：“怎么，还见外啊！”

这时，我想起了叶部长的信，就请索娜大姐带我们去建设厅试试。

自治区建设厅见到叶部长的信，便从财政开支中拨出经费，我们这才顺利回到杭州。

临别那晚，拉萨市四套班子领导，还有广电局的领导设宴欢送我们。在歌舞中，他们轮流给我们祝酒。剧组的人都不会喝，但又盛情难却，最后，只剩我带着女儿在应酬。原本我是不会喝的，但此时女儿却在身边一个劲地鼓动我：“爸爸，喝，喝……”

后来我都记不得喝了几杯，送上来我就倒进肚子里……结果120急救车都来了。被抬上车时，我迷迷糊糊还听见有人说：“再搬两箱啤酒上来，等萧导演醒了，我们再喝！”

他们的对话，使我眼眶一热，泪水差点落下来。我从他们的话中感受到对我真诚如兄弟般的爱。

也许“梦寻家园”是一种缘分。我们拍摄大昭寺时，是唯一进入的客人。陪同我们的是一位不到20岁的喇嘛，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几国外语呢。

没想到10年后，我们拍摄《阿姐鼓》再次拜访大昭寺时，碰见的又是他。但这时，皱纹已悄悄爬上他眼角……

2007年，又是10年过去了，我在奥运会开闭幕式剧组工作，为搜集创作素材，差不多花了三天时间，跑遍了北京城。最后一天我到了长城，有一群喇嘛迎面而来，但摄影师好像视而不见。

我感到奇怪，问：“怎么不拍啊！”

摄影师回答：“昨天在天安门就见着他们了，不让拍！”

正说着，同去的奥运会开闭幕式中心执行副总导演崔巍，却笑吟吟地领着喇嘛们走了过来，说道：“你看，巧不巧？过去10年了。当年我们在大昭寺，给我们讲解的就是这位大喇嘛，10年过去了，我一眼就认出他来……”这一说起，原来已是老熟人了！我真佩服崔巍的眼力，我是一点都认不出来。

喇嘛们高高兴兴地让摄影师拍了照片，并约定下次在大昭寺再见。

这跨越20年的奇遇，难道不是缘分吗！如果我们到达长城的时间再晚一些，或再早一些，也就与他擦肩而过了。

记录“梦寻家园”所经历的这些故事，使我想起了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中，伟大雕塑家吉贝尔蒂的杰作《天堂之门》。如果说联结《天堂之门》的10个故事最深处的力量，是一种宗教信仰，那么，联结“梦寻家园”“深处”那些故事的力量，则是对艺术追求的神圣信仰。

法国雕塑家罗丹曾说过：

你们，雕刻家，锻炼你们的感觉，往深处去。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到这个“深处”的意义。他们只会用平面来明晰地表现自己。要从深厚方面去想象形式，于他们太难了。可是你们的苦功就在这里……艺术是需要果断的。能把线条推向远处的时光，你才沉浸入空间，抓到了“深”的感觉。

在我们拍摄过程中，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给我们的感动，对我们的教育，使我们对“深”的感觉逐渐清晰。

我们在“山鬼之家”湘西拍摄时，正好赶上大过年，晚上就在一个小镇吃了年夜饭，遇见了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湘西剿匪时负伤留在当地的军人，70多岁了，山东人。晚饭后，他带着鞭炮和焰火赶到我们的住地，领着我女儿在院里放鞭炮，女儿玩得可高兴呢！她拿了个“二踢脚”过来：“爸爸，你也放一个！”

年初一清晨，招待所厨师都回家过年了，不开伙了。我们只能赶到不远处的一家小摊吃早餐，其实就是八毛钱一碗的面条。

刚到街上，就看见远处一行出殡的队伍，从晨雾中吹打着迎面过来，我觉得有些不吉利。但到了小摊坐下，跟老板娘说起刚才的遇见，她却撂下手中的活儿，撒腿就朝出殡的队伍跑去……

我们一下子都愣了，这老板娘把铺子扔给我们，去“奔丧”了……

许久，她高高兴兴地回来，说：“年初一见到出殡往往能见到‘赶尸’，那是福气。”说着，还给我们每人发一个红包，里面有两块钱。

她的一碗面才八毛，却给我们两块。湘西人的淳朴是我这个春节最大的收获。

老板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赶尸”的人身上穿一件青布长衫，腰间系一黑色腰带，头上戴一顶青布帽，手执铜锣。披着黑色尸布的尸体前，还有一个活人，就是“赶尸匠”，不管什么天气，赶尸匠都穿一双草鞋。

我知道，作为苗族的一种民俗，“赶尸”与“蛊毒”“落花洞女”一起，被称为“湘西三邪”。研究赶尸，对于了解苗族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具有相当价值。

我想起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曾写道：

经过辰州（今沅陵），那地方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我后悔没有仔细观察出殡的队伍……

老板娘还告诉我们，那位当年剿匪负伤留在此地的老人，原来有个女儿，后来得病了，因为这里医疗条件差，最后死了。我这才想起昨晚，他老人家陪我女儿放鞭炮那一刻，脸上泛起的是幸福的微笑……

去年，我到浙江医院例行体检，见到一位皮肤黝黑，眼睛黑得闪亮、散发着光彩的小护士，我一眼就认出她是摩梭姑娘。那姑娘吃惊地把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

我告诉她，20多年前我见到的泸沽湖，是那么的纯净、朴实。当时，我们从丽江出发，在山路上颠簸了四五个小时，快到泸沽湖时还下起雪来。车在雪地里直打滑，车身都横了过来……大家只能下车推车前行。谁料，仅仅拐了一个弯，就见到远处山下阳光明媚，隐约传来摩梭姑娘清脆的嗓音……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小护士有些难为情地轻声说：现在那里都商业化了。

当时，我们这几个男人，还带着一个孩子，在外快半年没剪头发，胡子拉碴的，衣服也很是邋遢。这队人马的模样足以引起别人怀疑，以至于当地政府甚至打电话到电视台确认我们的身份。

当知道我们来此拍摄，是为了介绍摩梭族这个最后的母系部落时，县里的政协主席，一位曾经为红军带过路的老人，亲自把我们送到泸沽湖畔的落水村，并介绍这个民族的历史。

泸沽湖中的独木舟旁，许多水鸟悠闲地在水中散步。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民族。

我们这群年轻小伙子来了的事，传遍了这个偏僻的村落。晚上，村里的年轻人点着松明子火把，自发地聚集起来与我们联欢。他们个个都有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的嗓音，歌声不但优美，还充满了对家乡与自己民族的一片深情。

在松明子火把闪动的光芒中，摩梭姑娘与小伙子唱一支歌，我们剧组也必须来一首。文学编辑刘钧翰跳起一段“迪斯科”，惹起姑娘们一阵惊呼；摄像黎江唱了一首通俗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引起这些长期与外界隔阂的年轻人一阵窃窃私语。在这感人的自发联欢会上，连剧务主任王小松都唱了一段越剧……大家起哄要我也唱一首，我红着脸憋了半天，感到为难了……这时女儿一个劲儿推我：“爸爸唱一首吧！”

但我实在感到为难，最后还是临阵脱逃，婉言谢绝了。

谁知这下惹恼了女儿。小家伙用拳头，在我背上狠狠地拍打，哭了……

这是我欠女儿的一首歌，后悔至今。我想等女儿结婚那天，我一定要补上的。

我们从最北面的中甸，一直朝南，经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普洱，到达西双版纳。气候也如同从冬天到了夏天，才4月，这里气温已经有30多摄氏度了。

在临沧拍摄时，我们遇见了两位日本学者，他们研究中国的岩画。那位老教授已经满头白发，蓄着的胡子也都白了。他的女助手，看起来还是一位大学生，矮矮的个子，很清秀，更像是爷孙俩。他们在当地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每天要在土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到达现场，并且在那儿工作12个小时左右，晚上，拖拉机再载他们回去。就这样，他们已经工作了3个多月。

我问他们什么时候结束。那位老人很自信地告诉我，年底一定可以完成的。

我一算日子还要半年，心想：看来这位已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艺术面前根本没有考虑生命的时间。看来“生命与艺术”，还是个世界性的主题，仍然还在“梦寻家园”中继续深入……

到达瑞丽，天已黑了。但这里夜市非常热闹，市场的摊主中，还有缅甸人、印度人、尼泊尔人。最热闹的是赌石的地方，许多来自外省的商人，总想在这里赌一把，碰碰运气。

第二天白天，我们被告知不用护照也可以去缅甸看看，当地人经常这样出入的。

进入缅甸不久，我们经过一个岗楼时，被几个政府军的军人拦住，要我们出示护照。

这一下可把我们吓傻了，女儿拉住我的衣角惊恐地问：“爸爸，怎么办！”

其中一位年轻的军人，用枪指了指前方，意思是要带我们走。结果，我和剧务主任王小松跟他去了兵营，其他人都留在岗楼里。

我安慰女儿：“别怕，爸爸去去就来！”

兵营离得不远，士兵带我们进入营房。在一间屋里，床上躺着一位看似长官的男人，40岁左右。床头柜上放着手枪，与电影里见过的画面一模一样。

士兵对他敬礼，并叽叽呱呱说了一通。长官慢慢起身，满脸严肃地打量我们一番，又招呼来一位懂汉语的军人帮着翻译，说：“你们侵犯了我国主权，犯了很严重的罪行，需要受到惩罚！”

我心想，坏了！闹出外交风波了！于是，我小声试探着问：“怎么惩罚啊？”

长官思忖片刻道：“罚款！”

我赶紧问剧务主任身上带了多少钱。他着急地说：“只有一千多。”

我问长官：“要罚多少？”

长官问：“你们几个人？”

王小松说：“连一个孩子，一共7个。”

那位长官来回走了两步，抬头看我一眼说：“要人民币的……每人5元。”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让剧务拿出一张100元塞给他。

那位老兄脸上顿时露出笑意，说：“开张路条，你们去玩玩，不过晚上一定要回中国去。”

我们再三表示感谢，快步返回岗楼，老远就看见女儿站在那里朝前方顾盼。望见我们，小家伙飞奔过来，兴奋地喊着：“爸爸回来啦！”

大家这时真是喜出望外，转身见到路边有一卖饮料的小摊，卖的都是鲜榨的果汁。我大方地请剧务给每人买了一大杯。大伙都大口地喝着，心情特别爽。

卖水果饮料的那位小贩，看我们喝得正欢，用生硬的汉语说：“每杯200元。”

我一听差点喷出来：“罚款才每人5元，你要200元，敲竹杠啊！”

小贩笑了：“是缅币！”

我们这才松口气，接着大口喝……这算是我喝过的最爽口的冰镇果汁了。

我们在云南拍摄，用的是云南省建设厅派的车。司机王师傅是地道云南人，才30多岁，跟着我们历程4000多公里，走过了纳西族、白族、彝族、阿昌族、景颇族、基诺族、傣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村寨，一路上吃了不少苦。拍摄结束后，他邀请我们一定去他家聚聚。

那天一进他家门，就见到他夫人早已做好的满满一桌子菜。面对着王师傅一家的热情，我眼圈一热……

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我们没日没夜驾车，还经常担惊受怕。即使在最困难时，面对崎岖的山路、雪山险滩……他也从没埋怨过。他常常一个人连续开车十一二个小时，反倒还对我们怀有歉意，总是向我们道歉。

我想，如果他内心深处认为我们此行毫无意义，完全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打道回府。可他却没有，他一定是在此行中，感到了自己的一种责任。

在我们的艺术创作中，常常有许多如此不计名利的品格高尚的同行者。与我一起进行这次西南之行的同伴们，黎江、孟毅、王小松、刘钧汉等，也都是我值得尊敬的创作伙伴。

当然，还有我五岁的女儿。在这漫长的拍摄过程中，她出乎意料地懂事，不但没有增添麻烦，还总给我们带来欢乐。

她长大了，回忆往事时，总说，要感谢童年时那些难忘的岁月！

孩子从小经历坎坷是有意义的，这必将成为她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