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语文教育发展概述

虽然传统语文教育是语文教育历史链条上最久远最具决定性的一环，但当前不少从事语文教育的学者和教师对传统语文教育仍有不少认识的误区，常把几千年的传统语文教育看作混沌一片或停滞不前，或者以南宋以后的语文教育概括整个传统的语文教育。而这些误区多是因为不了解一些历史常识和时代特点所造成的，语文教育也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现象，是历史这棵大树上的一朵花，花朵的明暗妍媸要归因于干枝从土壤中吸收的养分，既然不同时代的大环境白衣苍狗，那么语文教育也会随之变化。

一、对传统语文教育的认识误区和研究视野

1.对传统语文教育的认识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传统语文教育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教育。这种说法非常普遍，甚至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也随处可见，但这完全是以偏概全、乖离史实的。首先，“四书”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是在宋代朱熹撰写《四书章句集注》之时才有此称呼，在朱熹之前，从未有人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所谓的“孔孟之道”，也是在宋儒抬升孟子之后才出现的口号。其次，“五经”是汉代之后的称呼，先秦时期的语文教育是以“六经”为主，因秦火和兵燹之故，《乐经》失传，故而汉代之后只有“五经”，即便“五经”也有今文经和古文经的论争，汉代的“五经”到唐代发展为“九经”，到宋代又发展为“十三经”。再次，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作为语文教材有几个时空限度：一是主要作为高级的阅读教材，对识字写字并不适用；二是主要针对城镇阶层和应举子弟，对广大乡村民众并不实用；三是主要在儒学昌盛的年代适用，在儒学低潮的时代不见得受待见。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传统语文教育是灌输封建纲常和儒家思想的教育。关于传统语文教育是灌输封建纲常的教育，这种说法从“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仍然流行于社会。其实传统语文教育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识字写字教育、阅读教育、写作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审美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甚至自然科学教育，人们学习语文的目的是成为才德兼备的人，更注意语文教育的实用性，而封建纲常的教育也只是其中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侧面，这是明清时期强化封建纲常教育给人留下的刻板影响。[3]关于语文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说法同样也欠周密。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儒学在不同时代的内容和地位是不同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何晏、韩愈、朱熹、王阳明视野中的儒学都有很大差异。先秦的儒家只是百家之一，秦代完全“以法为教”，汉初推崇黄老之学，即便是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法家在两汉政治文化中仍与儒家平分秋色，或曰儒法国家。[4]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儒学深受佛道两家的压制，直到宋朝出现理学才把儒学真正抬升到实质上的独尊地位。其次，我们也要了解古代中国自三国开始就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社会，佛教和道教对古代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佛道两教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也对语文教育教学起到了拓展作用，“一是语文的语言文字的创新拓展，二是语文的文学内容的创新拓展，三是语文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创新拓展”[5]。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传统语文教育是针对科举考试的教育。首先，隋代之前是没有科举制的，科举制在隋代出现后，经过唐代才渐被完善，变成普遍认可的考试制度，但在此后并非一帆风顺，如五代十国、辽夏金元的科举考试就很衰落。其次，即便在科举考试盛行的年代，语文教育最重要的还是一种工具性的教育，即教人运用语言和文字进行交流，我们今天在史料中看到许多士人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但被史料遮蔽的大多数人尤其是乡村民众在接受语文教育时，不见得都有求取功名之心。再次，在科举考试之外，从唐至清，尚有大量的山林书院推崇自由的语文教育，拒绝只读科举规定的“四书”“五经”，拒绝科举的考试方式，拒绝读书只为考取功名的官本位思想，从朱熹、陆九渊到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都曾严批过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

以上三种代表性的认识误区严重制约着人们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理解，不利于辩证看待传统语文教育的成绩和弊端。

2.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应拓宽视野，注重三个方面的结合

第一是传统语文教育中“大传统”与“小传统”[6]的结合。所谓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即在横向上，传统语文教育中有两个并行的教育系统；一种是由国家权力和城镇阶层主导的精英语文教育，谓之“大传统”；一种是由民间大众和乡村阶层主导的通俗语文教育，谓之“小传统”。由于文献记载和收藏的原因，精英语文教育留下了许多历史记录，通俗语文教育史料阙如，而后人却会认为留下历史记录的精英语文教育是当时的全貌，但实际上通俗语文教育是沉默和失语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大传统”的精英语文教育和“小传统”的通俗语文教育在教学方法、教材、教学目标上都有不同，一个侧重走上层的雅文化路线，追求的是高雅，一个侧重走中下层的俗文化路线，追求的是实用。如就识字教材来说，张志公先生曾说：“从《急就篇》下来，到了南北朝、隋唐，识字教材分成两路，一路以《千字文》领头，后来加上《三字经》《百家姓》，基本上为官府所承认，编法也比较雅驯；一路则主要流行在民间，宋代以下统称‘杂字’。”[7]但由于有国家权力的因素存在，所以“大传统”精英语文教育可以对“小传统”通俗语文教育产生影响，甚至可在某时空中将其同化，但“小传统”通俗语文教育很难对“大传统”精英语文教育产生影响。

第二是传统语文教育中“前传统”与“后传统”的结合。所谓传统语文教育的“前传统”与“后传统”，是指在纵向上，传统语文教育根据时代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节点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从先秦到唐代的“前传统”，语文教育充满了自由多变的因子，儒学面临多种因素的制衡，并未在语文教材中取得绝对优势；一个是从宋代到清末的“后传统”，语文教育已基本被科举制、程朱理学所控制，“四书”和“十三经”形成，儒学在国家和社会中已被世俗化和制度化，在语文教材中也定于一尊。近代“新文化运动”抨击传统文化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打错了对象，因为孔子的儒学传统和朱熹的儒学传统大不相同。同样，人们在抨击传统语文教育时也会常常打错了对象，把宋代之后的“后传统”强加到整个传统中，以近度远，并未看到“前传统”与“后传统”的不同，这也是造成对传统语文教育的认识误区的原因，如把传统语文教育定位于四书五经的教育、封建纲常的教育等。再如，许多人一提到传统的语文教材就会提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声律启蒙》《古文观止》《弟子规》《增广贤文》等，但这些教材除了《千字文》都是“后传统”产生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前传统”的教材质量差，而是“前传统”催生和影响了“后传统”，如“前传统”中的《千字文》和《开蒙要训》直接影响了《三字经》和《百家姓》，《太公家教》直接影响了《弟子规》《增广贤文》，《蒙求》直接影响了《幼学琼林》《龙文鞭影》，《文选》影响了《古文观止》。

第三是传统语文教育中“内部史”与“外部史”[8]的结合。所谓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内部史”与“外部史”，是指传统语文教育的发展受到两个方面变化的影响，一是内部如学校、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方法、教学思想等要素的变化，二是外部如政治格局、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宗教传播、风俗文化等环境氛围的变化。事实上对传统语文教育来说，外部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内部要素的变化。但目前语文教育史学界往往注重对某一时期语文教育内部要素的分析和研究，如研究某一时期的语文蒙学教材、语文教育家、语文教学方法等，较少结合外部环境和时代文化的变化探讨传统语文教育发展的脉络和源流。如研究唐宋“古文运动”的语文教育，不少学者只会停留在某些文学家的读写思想方面，不善于从“外部史”的角度分析唐宋的“古文运动”表面上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深刻的实质是唐宋政治改革、儒学转型、科举普及、官僚制形成等外部环境和时代氛围在写作上的反映和需求。没有把传统语文教育的“内部史”与“外部史”结合，研究视野、研究思路、文献资料、问题意识便很难被拓宽，这也是当前传统语文教育研究难以走出困境的原因所在。

二、传统语文教育的基本内涵和发展特点

语文作为一个学科而言，固然是清末独立设科之后才有，一些学者称传统语文教育为“潜语文教育”“前语文教育”“准语文教育”，但这些称呼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轻视传统语文教育，认为古代没有真正的语文教育。虽然学科化的语文是近代产生的，但具备实质内涵的语文自先秦到清代，在学校、家庭、社会、宗教中都是广泛存在的，在语文教材、语文教育名家、语文教育思想、语文教育方法等方面都大放异彩，对今天的语文教育仍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当今的语文教育反而是因为学科的细化失去了传统语文教育中许多宝贵的精华。归根到底，传统语文教育的内涵和功能是完备而自成一体的，在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是名副其实的语文教育。

第一，传统语文教育具有工具性。古人进行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表达等方面的训练，从殷商先民对甲骨文的模仿到明清士人对八股文的学习，都把语言文字作为基本的媒介，最直接和最本质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传递信息和沟通思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工具，能达成怎样的目标取决于人们运用语言文字的程度，初级的目标是正常的听说读写，中级目标是创造文学，高级目标是创造文化。

第二，传统语文教育具有人文性。传统语文教育的人文性表现在：内容十分丰富，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学者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发展史，实质上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国学教育发展史”[9]；注重培养通才，博涉经史，博通古今，而非局限于今天的语文能力；注重道德教化和思想教育，培养人文关怀，重视在语文学习中修身养性，“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第三，传统语文教育具有取士性。古代中国是一个文书行政的国家，历代统治阶级在人才选拔即取士方面首要注重的是语文能力。取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传统语文教育的指挥棒，不同时代的语文教育体现出取士制度的强烈影响，先秦时期诸侯征召士人和士人游说诸侯的制度，两汉察举孝廉的制度，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科举考试的制度，都对当时的语文教育或语文教材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传统语文教育具有审美性。首先，传统语文教育创造出一大批优美璀璨的文学作品，激发着人们不断提升时代的文学水平，“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次，传统语文教育总结出各种文学审美和书法审美的经验和理论，指导着后人向更高的审美高度迈进；再次，传统语文教育归纳出一整套对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审美哲学，引领着人们创造理想的生活。

传统语文教育的这四个基本内涵是相互统一为一体的，体现了传统语文教育在内容上的包容性和功能上的多样性，但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四个基本内涵的表现并非同步一致的。

传统语文教育也涉及一个分期问题，有的学者把传统语文教育分为“言文教育”和“古文教育”[10]，有的学者把传统语文教育分为“诗教”和“文教”[11]。但这些分期多失之笼统，经不起严格的史实推敲。我们认为，与其争论传统语文教育的分期问题，不如探讨传统语文教育的发展脉络问题，这样才能更清楚地了解传统语文教育的传承和嬗变。传统语文教育是一个整体概念，它包括学校、教材、考试、教学方法等各内部要素，一般而言，外部环境和时代氛围的改变，各种内部要素也会随之改变，历代学校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等也会步步演进，整体上推动着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总体来说，传统语文教育在历史发展中明显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体现出传统语文教育的发展特点。

首先，传统语文教育受文字演变和文学发展的影响，重视蒙学教育和读写训练。汉字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汉字的诞生催生了学校的萌芽，所以汉字的成熟度决定着语文教育的成熟度，每一次汉字的发展和演变直接决定了语文教育的革命。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从小篆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形体越来越抽象美观，内涵越来越丰富复杂，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从周代的《史籀篇》、秦代李斯等人的字书、西汉初的《仓颉篇》、西汉中的《急就篇》到南朝的《千字文》，识字教材不断被更新，归根到底是汉字的演变与人们对蒙学识字的重视。文学的发展同样影响着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自文学在魏晋“自觉”独立后，语文教育内容、读写方法、读写理论等随着各代的文学运动相应发生着变化。如南北朝以《文选》《文心雕龙》《诗品》《文赋》为代表的骈偶文风气到唐宋古文运动提出的一系列文章学理论，再到明清出现各种文章流派和文章选本，都给当时的语文教育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痕迹。

其次，传统语文教育受取士制度变化的影响，后期与科举制紧密结合。《论语》中说“学而优则仕”，《千字文》曰“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对民众来说，读书识字为做官是传统社会的普遍观念，“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对统治者来说，建立学校，重视语文教育，现实目的也是为朝廷选拔人才，因此不同时代的选士制度也影响着语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教学重点。东周诸侯国征士养士和士人游说诸侯的选士制度决定了士人的语文教育重视“六艺”、思想主张和辩论口才；汉代察举孝廉的选士制度决定了士人的语文教育重视儒学修养和孝行节义，“四科取士”法决定了士人的语文教育除了重视儒学和道德外，还需重视法律知识和治国能力；魏晋“五经课试之法”强调语文教育中的经学理解能力，而此时开创的九品中正制使魏晋南北朝的语文教育增加了玄学清谈的倾向，但也造成了普遍对读书学习的消极情绪；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后，语文教育发生了更深刻的变革，自宋以下，语文教育基本受科举考试控制，有些学者甚至将科举制作为传统语文教育的分水岭。[12]但从隋至清，每代的科举制都有损益变化，也影响了不同朝代的语文教育，如唐宋的诗赋、文章、经学、策问并重，至明清基本以八股文为主。

再次，传统语文教育受学派思想变化的影响，总体来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理解这一点，其前提是需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和语文教育中并非始终一尊独大，但总体上儒家思想是贯穿于其中的线索。先秦百家争鸣，虽然“六经”和“六艺”是众多学派在语文教育中都须学习的，但许多学派如儒、墨、道、法等皆有自己的语文教育理论和实践，即便对先秦儒家来说，孔子、孟子、荀子的语文教育也有不同。秦代的儒家几近消亡状态，此时的语文教育“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两汉在学派思想上也有起伏，汉初信奉黄老之学，文帝、武帝、宣帝虽表面上重视儒学，但在治国上仍以法家为里子，加之汉因秦制成为一个律令制社会和儒法国家，今天出土的许多汉简大多数都是律法，所以儒法并重是语文教育的特色。即便对儒学来说，在语文教育中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不同教学实践。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儒学受到玄学、佛教、道教漫长的压制，语文教育内容呈现出多样性，直到宋明理学的出现才真正将儒学变为国家和社会独尊的学派思想，语文教育也从宋代之后被程朱理学所控制。程朱理学由于其思想特质，尤为重视人的启蒙教育、语文教育和道德教育，所以宋代之后的语文教育呈现出一种集大成、理论化、系统化、修身性的气象，编撰了一大批著名的语文教材，总结了各种各样的语文教育理论。

三、传统语文教育的成就和弊端

古代社会涌现出无数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创造出无数的文艺作品，使中华文明在人类史上独放异彩，这很大程度上是传统语文教育的功劳，也是传统语文教育取得的突出成就。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也证明传统语文教育在末期出现了不少弊端。我们应从长时段和整体上认识传统语文教育的成就和弊端，古人在语文教育上不乏改革，多有创新的勇气，成就方面是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代代的探索积累出来的，而弊端方面也是由于时代和制度的束缚而显露出来。

张志公先生曾总结出传统语文教学的三大经验：“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他也总结出传统语文教学的四大弊端，分别是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应用实际；忽视文学教育；不重视知识教育。[13]本书主编武玉鹏总结传统语文教育的基本经验：在识字和写字教学方面，创造了一整套系统的符合汉字认知规律的做法，如集中识字、借助韵语读物识字、识字和写字按不同的要求和方式分别进行等；在阅读教学方面，提倡熟读、吟诵，重视整体把握，重视体验和感悟；在作文教学方面，主张词、意并重，由读学写，多作多改；在语文教育的终极价值上，主张教文与育人统一等。[14]

经验即成就，归纳言之，传统语文教育的成就主要有：第一，建立了一整套符合汉字认知规律的识字写字教学体系，把识字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第二，形成了一整套重视博学精思、诵读体悟的阅读教学体系，并用阅读反哺写作；第三，创造了一整套包含各种文体的诗文写作教学体系，总体以散文为主，注重读写结合、多作多改；第四，创立了一整套重视文道统一、人文教化的道德教学体系，把育人作为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第五，创建了一整套学校制度与取士制度相结合的语文考试体系，使语文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更加清晰；第六，涌现了一大批著名语文教育家、语文教育专著和语文教育理论，对当今语文教育仍是宝贵的财富。

当然，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成就和经验一旦出现思维定式或固化不前，在后期就会出现种种弊端，尤其是在明清表现得更为明显。总体来说，传统语文教育的弊端主要有：一，口语和书面语分离，脱离语言实际，忽视口语教学；二，学习内容与社会生活分离，脱离应用实际，难以经世致用；三，教育目标偏向读书做官，后期完全变成科举制的附庸，严重束缚了受育者思想和能力的发展；四，过多重视经学教育，过多灌输道德伦理和政治思想，忽视语文知识如语法方面的教育；五，在教学理论和方法上缺乏对语文教学规律的系统研究，多凭经验和感觉。

本书在展现传统语文教育的发展时，会重点突出教材的变化。因为教材可以集中反映一个时代的教学内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我们也可以从教材中揭示当时对语文教育产生影响的政治文化、社会观念等因素，教材的变化和更替也直接体现出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