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球动员参战

1914年8月的第一周，欧洲开战的消息通过电报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五湖四海都响起鼓点和军号，全世界开始摩拳擦掌。鉴于欧洲国家之间互有秘密协约及双边防御协定，这原本应是一项欧洲人的战争。其他国家参战暗藏侵略野心，有的则抱着极大的克制态度，毕竟对手是至少当时还毫无理由与之为敌的国家。

英法与德国开战后，两国政府便向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寻求援助。虽然这些国家与同盟国并无过节，但仍像英皇乔治五世的其他子民一样紧密团结在其周围。毕竟这些“白人领地”的定居者都是英国人的子嗣，而且英王也是他们的国家元首。当国王向他们发起号召时，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人民都觉得自己有义务响应参战。

然而，对于英法两国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言，情况又与那些英联邦国家不尽相同——总体来说，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对他们的殖民者非常痛恨，因此当英国呼吁印度、法国号召其非洲殖民地组织军队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些殖民地对其是否足够忠诚。当时德国正积极促成协约国殖民地叛乱——尤其是当地穆斯林的叛乱。1914年时，世界范围内共有2.4亿穆斯林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的统治者就是协约国：1亿人生活在英国治下，2000万身居法国殖民地，另有2000万人受俄国管制。如今，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并加入同盟国阵营，而苏丹又号召发起了针对英、法、俄三国的圣战，因此协约国对其穆斯林子民的忠诚度深表怀疑。倘若奥斯曼帝国成功说服那些被殖民的穆斯林发动圣战，战争形势就会倒向同盟国一边。

话虽如此，但奥斯曼帝国当下面临的一大国内挑战，是如何动员其疲于战斗的子民去迎接这场帝国600年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战争。由于利比亚和巴尔干战争的失败，为避免参军，适龄男子都纷纷逃离帝国。1913年，南北美洲接收的奥斯曼移民数量比前几年增长了70%。据美国的领事馆人员称，前来的移民大多数都是为逃脱国内兵役的年轻男子。1914年上半年，随着即将开战的流言四起，奥斯曼帝国年轻的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更是加快移民步伐，直到政府下达全国动员参军的命令，并禁止适龄男子离开帝国，移民势头才得到了遏制。

8月1日，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动员电报贴满了帝国的各个角落。各级城镇官员将该通知张贴在公共广场与清真寺门前。负责张贴海报的人员大声疾呼：“参军啰！参军啰！符合条件的都去当兵啰！”所有年龄在21至45岁之间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都必须在5日内向最近的征兵办公室报到。地方官员应“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鼓起民众参军的热情，不得“垂头丧气或无视动员命令”。

然而，当政府首次宣布参军动员时，纵然乐队锣鼓喧天，官员强颜欢笑，都不能打消笼罩在阿拉伯村民心头对此次战争的不祥之感。黎巴嫩南部一个名叫纳巴泰的村庄里，一位什叶派穆斯林文职人员在1914年8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公众的沮丧气氛：

大伙都被（全国动员的）消息弄得心神不宁，焦躁不已。他们一批批聚集在公共场所，彼此都感到困惑不解，仿佛末日审判就要来临。有的想逃——但往哪里逃呢？有的想躲，但也无处可去。然后我们又听说德国与奥地利结成了一派，而战争的另一方是协约国。这更令我们害怕了，似乎警示着未来即将有一场腥风血雨袭来，无论是我们辛勤耕耘的良田抑或是干涸龟裂的荒地，都将被它吞噬殆尽。

类似的反应在帝国其他地方也有记载。8月3日，阿勒颇的商店因参军动员全部歇业。一位居民如此描述当时的状态：“整座城市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这样记载道：“全国动员的命令宛若晴天霹雳。”虽然逃避兵役会被处以死刑，但仍有许多年轻人宁可冒死躲藏也不愿参军，因为他们认为加入奥斯曼军是必死无疑。

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一位公告传报员在每个街区大声宣布参军动员的指令。大家都叫他“看守老爹”（Bekçi Baba）。白天，看守老爹给左邻右舍送水，晚上他负责巡视街区。起火时他先拉响火警，战争来临时也是他最先为大家宣布动员决定。

艾尔凡·奥尔加记得当时他父亲响应看守老爹的场景。参军动员从1914年夏天便已开始，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后，动员进程便加快了，甚至一些超龄男子也被征入军队。当时，奥尔加与父亲顶着11月的寒流，目睹看守老爹在街角的路灯下，向聚集的人群“高声喊出了这个惊人的消息”:“生于1880年到1885年的男人必须在48小时内向征募中心报到，否则当即处决！”

奥尔加家族的一位成员喊道：“这什么意思啊，看守老爹？”

“打仗！战争！你不知道咱们国家跟人家开战了吗？”他吼道。

首都的征募中心里挤满了前来报到的适龄男子，个个都一脸惶恐。忙碌焦躁的官员向平民愤怒地吼着指令，民众就像一群牲口，饥肠辘辘，走投无路，麻木不仁。被征的人要几天后才能正式入伍。一旦分配好部队，他们便要回家收拾行李与家人道别了。伊斯坦布尔的每片区域都有一支震耳欲聋的乐队，挨家挨户接走即将上战场的青年男子。新兵步出家门时，会有一位士兵将一面奥斯曼帝国国旗递给他，其他人则随着音乐手舞足蹈、放声歌唱，喧闹声盖过了女人的啜泣。然而，这些离家的新兵个个面带忧伤。奥尔加回忆说：“当他们离家时，乐队演奏了一首异常凄惨的歌”，每个人都和着音乐开始唱：

哦，战士们啊，我不得不像个孤独的陌生人一样出征。

我的叹息和泪水太多，连那山川都无法承受。

就这样，奥斯曼帝国挨家挨户地召集人员扩充军队。截止1914年11月它正式参战时，军队规模已从原来的20万发展到50万人。战争过程中，共有约280万帝国国民在军中服役，约占帝国2300万总人口的12%——尽管同时服役的人数从未超过80万。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这组数字对协约国或其他同盟国而言，可谓相形见绌。1914年，奥地利征募了350万士兵，但仍在随后的战争中长期处于人员紧缺的状态。德国在一战中召集了约1320万士兵，占该国17岁到50岁男子总数的85%。俄国军队数量达1400万至1550万；法国集结了840万人，其中50万人来自法属殖民地；英国动员了540万人加入陆军与皇家海军，占该国战前男性劳力的三分之一。这也难怪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军队的力量不屑一顾了。

迅速扩充的军队给帝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参军动员使帝国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民、商人和工人都被迫丢下工作，曾经为政府创造收入的纳税人都成了领政府津贴的士兵。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及战争对海运造成的威胁已使港口完全停运。成千上万的士兵与战争物资的运输堵塞了公路及铁路干道，国内外贸易停摆，导致帝国上下食物与消费品均供给不足。通货膨胀接踵而至，各个城市都面临着断粮危险，紧张的市民开始私囤货物。

这一切极大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生产力，进而减少了帝国的财政收入。据现代研究者估计，1914年上半年帝国的财政收入为5020万美元，与1913年同期的6320万美元相比骤降了20%。如此的入不敷出使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据领事馆人员预测，1914年帝国财政赤字会超过1亿美元——基本上瞬间抵消了1914年5月法国贷款给帝国带来的利好。

在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前，国际社会就已对其经济状况信心不足。帝国宣布参军动员令后，欧洲各银行便随即撤回向帝国金融机构的贷款。1914年8月的第一周，土耳其与阿拉伯行省的巴黎银行家要求即刻以黄金支付的方式还清剩余贷款。这种突如其来的黄金流失在帝国上下引发商业流通危机，民众纷纷想要取回存款，导致银行发生挤兑。8月，仅首都伊斯坦布尔一地的银行，便已兑出900万美金存款。

为防止资金流失，帝国中央政府于8月3日起暂停银行交易业务一个月，但后来一直按季度延续这项措施，直至战争结束。暂停期间，借贷人每月只需偿还其应还数额的25%，而银行每月只允许储蓄者提取其储蓄总额的5%。这些措施虽减少了借贷者的还款压力，却使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经济彻底陷入瘫痪，银行开始只向政府放贷。据美国驻阿勒颇、贝鲁特、哈尔普特、伊兹密尔及伊斯坦布尔等地的领事馆人员称，禁令还使这些帝国商业中心“几乎所有的工商业”都停摆。

在这种背景下，奥斯曼政府开始以帝国参战为条件，向其德国盟友寻求经济援助。德国为使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已承诺向其提供折合约200万土耳其镑的黄金，另有300万在帝国参战后的8个月内分期支付。这笔资金帮助奥斯曼帝国回笼了储备金，并使政府能够印发纸币确保黄金价格平稳。除此之外，德国还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军需援助，价值共计约2900万土耳其镑。

为了增加收入，以缓解战争给帝国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奥斯曼帝国财政部启用了战时特殊手段。9月9日，奥斯曼帝国宣布，单方面废止其曾经授予欧洲列强的各项贸易特权，重获经济独立——这也是“高门”的战争原目标之一。帝国此举引发了欧洲各国的强烈谴责，而国民则在家门及店面前悬挂国旗与横幅，庆祝政府终于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废除贸易特权是土耳其在这起欧洲冲突中获得的第一个切实利益，9月9日因此被定为国家节日。民众纷纷涌向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与屈塔希亚的公共广场，为庆祝国家经济独立举行盛大的爱国游行。

贸易特权一经废止，奥斯曼帝国便于1914年10月1日颁布实施了一项法令，不仅对在帝国境内的外国居民及企业征税，还要求数千名曾在欧洲列强庇护下免于缴税的奥斯曼国民重新纳税。据报道，这项措施为奥斯曼帝国筹得了“数百万美元”。

征用令是另一项特殊征税手段，对帝国臣民与外国侨民同样适用。该法令规定，帝国政府应为其征用的所有财产向原所有人提供一定的补偿。然而事实上，政府对这些被征用财产采用了固定标价并打白条的处理方法，而非现金补偿。所有者可以认定他们已丧失了一切被征用的财产。帝国子民被迫给奥斯曼军队送去自己的马匹、牲口与粮食，充当军队的坐骑与食物。

帝国的官员随意闯进店铺，现场征收其认为对战争有用的任何食品与商品。征收令成了勒索工具，商店老板被命令缴纳他们没有的物品，因而不得不从政府供应商那里以政府定价购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外国企业也同样被征收令弄得苦不堪言。叙利亚的一位地方官员没收了美国胜牌缝纫机，并将其“贡献”给行省兵团的军服制造厂。而在阿达纳与巴格达，官员向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征用了几百箱煤油。据领事馆人员估计，在参军动员的前6个月内，奥斯曼帝国政府通过强征获得了5000万美元。

帝国的民众仍然是新税收政策的主要对象。基督徒与犹太人同样受到征兵令的约束，却又得不到奥斯曼穆斯林的完全信任。因此，政府向符合参军要求的基督徒与犹太人提出条件，凡能额外支付43土耳其镑（约合189.2美元）的人便能免除兵役。1915年4月，帝国政府又将这笔金额提高到50土耳其镑（约合220美元）。这项法令为帝国在参军动员后的9个月里创收1200万美元。政府还新增了对诸如糖、咖啡、茶叶、香烟及酒精饮料等常用非必需品的税收，并在战争期间不时上调税率。农业什一税税率从原先的10%增加至12.5%，且原有税目的税额以战争之名增加了70%之多。此外，个人与企业还时常被迫向爱国或军事援助机构“自发捐款捐物”。

上述特殊税收手段在短期内为奥斯曼帝国参战筹得了数千万美元，其代价则是，帝国的经济受到了长期不可修复的创伤。然而，1914年的奥斯曼帝国根本无暇顾及长远利益。正如其他参战国在战争开始时一样，他们也希望速战速决并得到预期的战果。如若获胜，他们便能重振经济；倘若战败，则必将面临瓜分，届时占领帝国领土的列强也将一并接手其窘迫的经济。奥斯曼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未来之战事关帝国存亡，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确保胜利。

1914年8月初，正当奥斯曼帝国积极动员全民参军，英法两国也在他们的殖民帝国内号召民众为母国的战争作出贡献。应法国号召，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及印度支那半岛的士兵纷纷登上轮船赶赴西线。响应号召所成立的殖民地军队中，规模最大的要数非洲军团。来自北非殖民地的士兵先被派往西线作战，之后将被调往奥斯曼帝国战线，这导致北非殖民地士兵与敌方同样来自北非的士兵相互厮杀。

非洲军团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等殖民地的军团。动员被殖民者参军是极其微妙的事。法国使其北非殖民地居民沦为了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而此次却要说服他们为殖民帝国效力，攻打与之素未交恶的德国。另一边，德国大力宣传伊斯兰政治，而奥斯曼帝国也宣布了圣战，号召法属北非的穆斯林忠于伊斯兰教起义。这使得法国在殖民地的动员变得更为艰难。

第一支北非殖民军团于19世纪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组建。这些以柏柏尔人祖瓦瓦部落（Berber Zuwawa tribe）命名的“佐阿夫”轻步兵服装艳丽，他们身着蓝长衫和松垮的红裤子，头戴红色土耳其毡帽，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19世纪中叶欧美军队里精锐佐阿夫军团的奇装异服便是由此得来。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与北方联邦军中都有这样的佐阿夫部队。整个19世纪，法国逐渐用欧洲士兵替换了佐阿夫部队中的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使其最终成为一支欧洲部队。到20世纪，共有5个佐阿夫兵团分布在阿尔及利亚境内，另有一个位于突尼斯。其他隶属于非洲军团的欧洲部队包括非洲猎骑兵团，以及著名的法国外籍兵团。

未能进入“佐阿夫”军团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兵，则被编入本土军中，即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步兵团，以及西帕希骑兵。这些部队的士兵几乎全是本地人，而长官则清一色是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最高只能获得中尉军衔，且人数在任何时期均不得超过中尉总数的一半（事实上，阿尔及利亚籍中尉人数从未能与法籍中尉持平）。此外，同级军衔的法国人比阿尔及利亚人地位更高。

鉴于参军动员的殖民地背景，以及法国人对本地士兵军衔的限制，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能应征入伍实属不易。据一位阿尔及利亚老兵称，在当时就业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人们把当兵看做一个稳定的职业。举例来说，穆斯塔法·塔布提来自内陆奥兰地区的阿拉伯部落，他从未受过正统教育，16岁时（即1892年）便加入阿尔及利亚步兵团，理由仅仅是为了“玩火药”。复员后，他便回归平民生活做起了杂货生意。17年来，他一直以经营杂货店和务农为生，直到37岁时再次参军，成为阿尔及利亚第二步兵团的一位下士。随着20世纪头十年欧洲各国之间矛盾的愈演愈烈，法国开始在北非大量募集士兵，并向当地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承诺提供应征奖金和薪水。除了食物、住房以及定期发放的工资之外，当兵还意味着能拥有比小商小贩或佃农更高的社会地位。

1910年代之前，非洲军团完全是志愿兵，成员来自欧洲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摩洛哥当地。1912年，法国政府面临军队扩招的压力，于是开始在北非地区招募新兵。许多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人对此都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此举会激发当地的阿尔及利亚人起义，或更有甚者，要求与法国人同等的公民权益作为参军条件。法国军方一度置殖民地说客的反对于不顾，拟定了征兵草案。1912年2月3日颁布的征兵令规定，采用抽签的方式征兵，且人数仅限于2400人。为确保穆斯林显贵的支持，法国当局还规定，富裕的阿尔及利亚家庭可上交一笔费用免除家中男子的兵役。这项规定使阿尔及利亚的中等家庭更加剧烈反对，打破沉默抗议该草案的实施。他们称：“我们宁可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被夺走。”然而，尽管民众如此反感，征兵抽签自1912年起仍每年定期举行。截止1914年战争前夕，共有2.9万名阿尔及利亚士兵效力于法国军队，其中有3900位由抽签募集。

1914年8月3日，当德国向法国宣战的消息传至阿尔及利亚时，一腔热血的法国人涌上阿尔及尔的街道，举行了大型的爱国示威运动。他们高唱《马赛曲》与另一首法国大革命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出征曲》，其歌词这样写道：

共和国在召唤我们，

让我们征服或消亡。

为了她（共和国），法国人必须生存，

为了她，法国人必须牺牲。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把最后一句歌词改成了“为了她法国人必须生存，为了她阿拉伯人必须牺牲”，借此暗指当地阿尔及利亚人也应为法国做出牺牲。特莱姆森省的梅萨利·哈吉在热血沸腾过后，称这些“爱国基调的歌曲给（阿拉伯阿尔及利亚人）造成了极大困扰”。

德国“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炮轰港口城市波尼和菲利普维尔（今属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与斯基克达），打响了向法国开战的第一枪。8月4日黎明前，打着英军旗帜的“布雷斯劳”号向波尼开炮140次，击中了火车站、城市主要干道、港口设施，以及停泊在港口内的一艘蒸汽船。一位名叫安德烈·加里奥内的男子在该轮袭击中丧生，成为第一位死于一战的法国人。一小时后，“戈本”号挂着俄国旗帜出现在滨海城市菲利普维尔，并对该城市进行了20次炮击，摧毁了当地火车站、营房以及一个煤气厂，造成16人死亡。随后这两艘战舰撤离了北非沿岸，在英法舰队的追赶下一路驶向了奥斯曼帝国海域，这在迫使土耳其参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并未给出袭击这两座城市的缘由，但许多人认为它是想阻挠北非往法国输送部队，并借此打击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的信心。

德国此番攻击激起了公愤，促使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当地百姓自发参军。因战争爆发时正值斋月，穆斯林从日出禁食到日落，所以对当地穆斯林的招募工作实际上从8月底斋月结束时才开始。集市日里，由法国与阿拉伯士兵组成的征兵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城乡间来回游走，伴着鼓点的节奏与摩洛哥双簧管尖锐的声音在公共场所游行。音乐的律动与艳丽的服饰引来群众的围观，不过征兵官着重招收无业游民与农民。梅萨利·哈吉回忆道：“一旦音乐聚集了足够多的人，士官长便命乐队停止演奏，一位阿拉伯中士便会走上台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陈述应征者可获得的福利。他开出的条件对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而另一边，他们的父母却为儿子要去外地打仗而“痛苦不堪”。

许多北非家长最担心的事，在短短数周之后便成为现实。非洲军团在一战开始没多久即遭受重大伤亡。穆斯塔法·塔布提下士1913年重新入伍后，便第一时间被派往法国作战。他把经历写成诗，它们在其受伤住院时为一位阿尔及利亚军的翻译官所录。这些反映1914年9月战况的诗句后来在西线的北非士兵中广为流传，他本可跻身首批一战诗人之列。

塔布提所在的阿尔及利亚步兵团，从奥兰市穿过地中海去往赛特港，在那里登岸并乘火车继续向战场进发。塔布提在诗中赞颂了步兵团的威武之势，他跟其余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如此看待战场：

我们暗自想着：“别怕，就让我们展示一下有多幸运吧，

那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阿拉伯人生来胸怀天下，征战四方！”

北非军团被派往比利时边境，首先见识了8月21日爆发于沙勒罗瓦的战役。这位北非诗人从未想到紧接而来的战争竟是如此暴力。

请聆听我的故事，朋友们：今日是我们兄弟多么糟糕的一天，

在沙勒罗瓦！

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枪林弹雨啊

从午后晡礼到日落昏礼把我们击打。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战事一直在持续，双方死伤人数不断增加。“死者成堆，”塔布提回忆道，“他们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葬在了一块。”

炮火从远处射来，泥土和石块火光四起，主啊！

我们成群地死在刺刀和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子弹之下

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他们一直追寻我们的踪迹

接连六天，主啊！

他们向我们发起攻击，犹如激流般凶猛，主啊！

他们在比利时也不给我们片刻的喘息。

法国及其北非军队在德军撤退之前成功重创敌人。“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塔布提夸耀道，“无论你走向何方，你都能见到他们（德国人）的葬身之地。”尽管如此，他的战争诗中也体现出了对北非军中“奥兰、突尼斯、摩洛哥及撒哈拉地区”阵亡将士的无限哀思。

看着众将士成批牺牲，我的心儿已碎。

主啊！死后，这些英雄仍徘徊

在乡村荒野之中。

他们就这样消逝，没有任何人为他们吟诵信仰的表白，

主啊！他们就这样暴露在野兽、飞鹰

与猛禽的啃食之下。

我悲凉地唱着关于他们的记忆，主啊！若您并非铁石心肠，

您就应当为他们流下泪来。

沙勒罗瓦之战有大量北非军团以及法国正规军的士兵阵亡。1200人编制的步兵营仅战斗了一天便只剩500人——而土耳其人最初的伤亡率达60%。老兵倒下，就轮到稚嫩的新兵上前线。他们训练不足，面对战火惊慌失措，伤亡率也因此创下新高。当法军撤出沙勒罗瓦，为保卫巴黎重新整顿时，北非军团便被调往马恩河，它在拖延德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代价是又一次的重大伤亡。光在1914年8月到12月间便有6500名北非士兵牺牲，另有数千名受伤。

北非军团在西线遭受重大伤亡的消息不胫而走，陆续传回家乡。惨烈的阵亡使得流言四起，称北非士兵被人利用，专门替法国士兵打恶仗当炮灰。1914年9月与10月之间，阿尔及利亚乡村各地爆发了反对征兵的自发抗议。家长拒绝让孩子上前线，征兵队只得将还没去军营报到的志愿兵员放回家中。

这些抗议为法国敲响了警钟，似在提醒着一场由奥斯曼帝国发起圣战所激起的宗教起义将有何种威力。为应对阿尔及利亚遍地的征兵抵抗，法国当局不得不从欧洲战场调回1600名士兵赴阿尔及利亚重整秩序，数名士兵在暴动中遇害，直到军队重新控制住局面，继续募集赴西线作战的新兵。尽管当地人起义抵抗，但征兵队仍收获颇丰。一战期间，有超过30万北非士兵在法军服役—18万阿尔及利亚人，8万突尼斯人，以及4万摩洛哥人，包括西线和与奥斯曼帝国对峙的东线。

英国亦号召其帝国子民为战争尽一份力。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3个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加拿大与新西兰——在当天就加入了战争。它们各自展开动员，憧憬着自己将在欧洲大地上为英国浴血奋战。绝大多数加拿大士兵确实去到西线（除一小部分参加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或在萨洛尼卡的医疗队服役），但大部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志愿兵被派往奥斯曼帝国一线。此时奥斯曼帝国也正在呼吁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北非人民积极参战。来自世界各地的士兵使一场欧洲冲突演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在远离冲突的世界另一端，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对这场爆发于欧洲的战争，反应之积极丝毫不亚于任何英国人。澳大利亚当时的在野党工党领袖安德鲁·费希尔，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承诺，澳大利亚将支持英国作战“直至耗尽最后一兵一卒、一分一厘”。1914年8月初，澳大利亚联邦动员了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新西兰亦召集了新西兰远征军。他们共同组建的军队被人称作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军团，简称澳新军团。

早在布尔战争（1899至1902年）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曾派遣军队支援英军。然而，那次异国作战的经历丝毫未能帮助澳新士兵直面一战的血雨腥风。布尔战争时，共有1.6万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派往南非，只有251人阵亡；更多（总共也只有267人）死于疾病等非战斗减员。新西兰军的死伤率也基本相同：6500名战士中只有70人死于战斗，23人死于意外，另有133人死于疾病。布尔战争的经历使两国人民踊跃报名参军，他们对未来的探险和异国之旅充满期待，并笃定地认为最后都能衣锦还乡。

澳新军团包括骑兵队与步兵团，大部分骑兵队的志愿兵都来自乡村，骑着自家马匹前来报到——一战中约使用了1600多万匹马。这些士兵可以选择登记自家马匹入伍，一旦马匹通过检验便能得到30镑报酬。此后，这匹马就为军队所有，它们被烙上政府标识，其中不少印在马蹄上。一匹被骑兵称为“替补”（remount）的战马必须达到严格的标准：阉马或母马，年龄在4到7岁之间，肌肉发达，不高于15.2掌宽，状态良好，且不惧战火。澳大利亚一种名叫“新南威尔士”的马是纯种马与挽车马的混血后代，符合上述标准。

新西兰远征军士兵来自全国各地，背景也是五花八门。他们之中有农民、手艺工匠、牧羊人、丛林居民、文职人员、教师、股票经纪人以及银行家等，不胜枚举。他们参军是因为朋友都来了。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战争不过是一场大冒险；而另一些人参战却是出于对英国的热爱。他们之中没人了解未来即将面临的战斗是多么凶险，在经过6周的训练后便纷纷准备启程。特雷沃·霍尔姆登，一位来自奥克兰的年轻律师，记得他与同伴从位于一树山（One Tree Hill）的训练营行军至港口等待渡船的情形：

大批奥克兰人都来目送我们离去。尽管多数看客是高兴他们终于可以摆脱眼中的一些混混了，但我们都觉得自己天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我对行军非常自豪，也乐在其中。整个过程当然很戏剧性也很令人斗志昂扬，一路上乐队敲锣打鼓，彩旗飘飘，我们……从自己所熟知的世界而来，登上了船，穿过女皇码头的那道铁门，驶向了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彼岸。

由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人口较少，因此参战的军队规模也有限。1914年时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约500万，新西兰则只有100万。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澳大利亚男子，或21至40岁的新西兰男子，身高5英尺6英寸及以上，体格健硕者方有资格参军。截至8月，澳大利亚已招募到19500人（17400名步兵，2100名骑兵），由将近900名军官统领。新西兰远征军共有约8600名士兵与3800多匹马，除了1400人被派去占领德属萨摩亚，其余的士兵都在3周之内整装待发。

由于报道称有德国海上部队在南太平洋一带活动，运兵船只受其影响也延误了到港时间。虽然志愿兵在9月底就已训练完毕，但10艘运兵船直到10月16日才从惠灵顿起航，中途由一艘日本战船与两艘英国舰船护送。弗兰克·霍尔姆登与1500人及600匹战马同在“瓦伊马纳”号船上，“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他们先驶往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汇合，11月1日再从澳大利亚西南港口城市荷巴特出发，当时目的地尚不明确。奥斯曼帝国在11月2日才加入一战，而那时澳新军团已经出发了。这些澳新士兵并非驶往英国，而是将在埃及登陆，投入中东战场。

当英法两国动员自己的帝国投入欧洲战争时，他们也不得不细细考量其治下的穆斯林臣民是否忠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及柏柏尔人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公民待遇，早已怨声载道。另一边，几十年来英国在印度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后者愈发效忠于有全球穆斯林哈里发之称的奥斯曼苏丹。而在埃及，英国长达30年的占领已促使其境内爆发了以独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运动，只是之前他们的行动都被挫败了。鉴于上述情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英属印度和北非的殖民地政策已让当地穆斯林渐行渐远，现在可能转投英法的敌人——德国的怀抱，通过后者的胜利获取自身独立。

对于处在关键时刻的大英帝国而言，埃及极为重要。苏伊士运河是连通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要道。位于埃及的军事基地在供皇家军队训练的同时，也充当着中东军事行动的据点。倘若埃及民族主义者利用欧洲战乱，或虔诚的穆斯林响应圣战，将会给英国的战争大局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战火于1914年8月在欧洲点燃之时，埃及政府正值夏季休会，时任埃及总督的阿拔斯·希里米二世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休假，立法议会也处于休会状态。面对急转直下的危机，首相侯赛因·鲁西迪帕夏不得不在未请示总督的情况下当机立断。8月5日，英国对鲁西迪帕夏施压，迫使其签订了保证埃及向同盟国宣战的文件。然而此举并未能确保埃及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相反，消息一经传开，埃及人民便义愤填膺。据一位当时在埃及工作的英国官员回忆：“各个阶层的埃及人都对殖民者（例如英国）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现在这种不信任升级成了——即使他们仍保持沉默——赤裸裸的仇恨。埃及本就不愿，也不齿其与英国有关联，它现在更让埃及陷入毫无缘由也毫无目的的斗争。”

8月至10月期间，英国新闻审查人员对埃及民众屏蔽了所有最不利的前线报道，而从伊斯坦布尔发回的报道也同样受到英国的审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14年11月2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虽然埃及早在1882年便被英国占领并由其实际治理，但它仍然是奥斯曼帝国自1517年以来的法定固有领土。埃及总督是奥斯曼帝国的封疆大吏，由奥斯曼苏丹钦点，并享受奥斯曼中央财政发放的年俸。然而，当下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成了英国的敌人。埃及也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知是该继续当帝国忠实的附属行省，还是根据8月5日签订的文件与英国一起对抗帝国。相比之下，英国的处境很清楚：奥斯曼帝国已正式参战，这意味着英国占领着敌人的土地，而1300万埃及百姓现在成了对其充满敌意的外人。

在奥斯曼帝国参战的当天，英国宣布在埃及戒严。埃及民众并未对帝国参战公开作出任何反应，但英国当局仍对埃及人的忠诚有所顾虑。他们不愿让埃及士兵加入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因为宗教的纽带定会远胜于被殖民者对殖民当局的敬畏。因此，英国决定彻底免除埃及人的兵役。11月6日，英军驻埃及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爵士作出如下承诺：“鉴于埃及穆斯林对奥斯曼苏丹的崇敬之情，（英国）将独自承担当下战争的重负，不要求埃及人民（向英国）提供支援。”

埃及政界资深人物艾哈迈德·沙菲克称，麦斯威尔的这番表态在埃及民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受英国统治30余年的埃及民众对此举的目的深表怀疑。英国虽然承诺免除埃及人的兵役，却对其采取了严格的禁令，埃及人不得妨碍英军在埃及修筑工事，亦不得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帮助。其实，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人就会发现没有埃及不行，他们根本无法像承诺的那样独立应付战争。埃及士兵可以把守苏伊士运河，西线与中东战线的修筑工事也需要埃及工人的投入。

尽管英国维持了埃及的公共秩序，但仍未解决埃及在法理上所面临的困境。12月18日，英国单方面颁布法令，将埃及作为英国的保护国从奥斯曼帝国中分离出来，结束了土耳其对其长达397年的统治。第二天，英国废黜了亲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委任侯赛因·卡米勒（Husayn Kamil）接管埃及，他是埃及统治家族内部尚且健在的成员中最年长的王子。既然埃及现已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属行省，英国便将原先的总督头衔改为“苏丹”，使这位新任埃及统治者与奥斯曼苏丹平起平坐。扶植了亲英政权后，英国便集中精力防止埃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攻击。当时驻埃英军不少已被调往西线，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的士兵很快便来到，巩固了协约国在此的实力。

印度自1858年起归属英国皇室，是大英帝国的重要领地。英属印度共由约175个土邦组成，其领主接受英籍总督的管理并效忠于英王，承认英王享有领地的宗主权。英属印度拥有自己的民政部门与军队，是英联邦的一员。印度总人口达2.55亿，其中穆斯林有6500万人，占总人口的1/4。德国情报部门已把心怀不满的印度穆斯林视为英国的软肋，并希望能利用奥斯曼苏丹发起的圣战，在英属印度兴风作浪，从而破坏当地秩序，使英国在西线受挫。

1914年战争伊始，英国在南亚有两大目标：一是招募尽可能多的印度士兵为英国效力，二是确保印度穆斯林对其效忠，以挫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圣战图谋。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为达成这两个目标，于8月4日向“印度诸王侯与印度人民”发布宣告，阐述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理由，并号召印度对战事的支持。让英国政府宽慰的是，印度统治阶层的精英积极响应了英王的号召，并纷纷向其表示忠诚。阿迦汗（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支系尼查理派伊玛目的尊称）说：“印度穆斯林对英王忠心耿耿，纵然德国外交官为了支持德国的武力威胁，而在近东和其他地方毫无合法性地煽动泛伊斯兰感情，我们也绝不会受其影响。”在公开声明中印度诸王侯再次重申了他们效忠英王的决心。

奥斯曼帝国参战，苏丹号召圣战，均对英属印度的公共秩序造成威胁。民众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苏丹哈里发，另一派则效忠于英国。为确保得到印度穆斯林的支持，乔治五世作出保证，称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将确保麦加与麦地那这两座阿拉伯半岛上的圣地、红海港口城市吉达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些圣城免遭袭击。然而，就像英国免除埃及人兵役的承诺，未来他们将会发现汉志的安全也难以保证。

英王宣布保护穆斯林圣地后，印度穆斯林权贵支持英国战事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博帕尔、兰布尔、穆希达巴德以及达卡的地方行政长官，与海得拉巴的尼扎姆（1713—1950年间统治海得拉巴土邦的君主称号）都声称奥斯曼苏丹不应发动圣战误导穆斯林，并坚称印度穆斯林有义务支持英国。阿迦汗甚至不再视奥斯曼苏丹为哈里发：“现在的土耳其已可悲地沦为了德国手中的一颗棋子，它不但毁了自己，更丧失了其伊斯兰托管者的地位，不幸将降临于它。”

1914年11月，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土耳其参加当下的战争”不会影响印度穆斯林对英国的“忠诚与专一”。该会议坚称对印度穆斯林有信心，并断言“没有任何一位印度穆斯林会对其君主（英王）所负有的最重要职责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背弃”。同月，印度各地的穆斯林权贵举行了大型会议并通过了类似决议。

在确保印度穆斯林对其效忠后，英国开始动员印度士兵参战。印度积极响应英王乔治五世的号召，志愿军人数比其他殖民地参军人数的总和还要多。1914年至1919年底，约有95万印度人应征入伍，另有45万非战斗人员，共计达140万印度人以士兵、工人、医务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的身份赴国外参加战争。几乎每条战线都能看到印度士兵的身影，仅在西线就超过13万人。然而，他们对英国在一战中的最大贡献是在中东战场。将近80%的印度士兵在中东战场作战——加里波利9400人，亚丁与波斯湾5万人，埃及11.6万人，而在美索不达米亚更是有将近59万人。

英属印度的穆斯林领袖言辞凿凿地公开抵制奥斯曼苏丹的圣战号召，这为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树立了榜样。法国试图效仿英属印度，竭力说服亲法穆斯林权贵从宗教的层面谴责奥斯曼帝国的参战行为。法国先从上层统治者着手，成功得到了突尼斯贝伊与摩洛哥苏丹的支持。这两位地区首领敦促其士兵为法国英勇作战，并要求人民听命于法国殖民当局。阿尔及利亚的马立克与哈乃菲教法学派的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对居住在印度、高加索地区以及埃及的穆斯林做了明确论述。其他宗教领袖——兄弟会领导、法官及其他显贵——宣布支持协约国，谴责德国及追随其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并申明不承认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权威，撤销其代表穆斯林社会发起圣战的权力。殖民当局用阿拉伯语出版了数十本此类宣言，其法文译本经由法国学者审慎编译。英、法、德这三个欧洲国家都十分重视东方，这场支持或反对奥斯曼帝国圣战的宣传战，也正是在它们之间爆发。

德国人在煽动协约国治下穆斯林参加圣战的行动中也有所斩获。他们成功唆使伊斯兰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萨利赫·谢里夫（Shaykh Salih al-Sharif）等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此人是一名学者，同时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出生于突尼斯，但在1900年为抗议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而离开了他的故土。1911年的利比亚战争使突尼斯激进分子进入了青年土耳其党领袖的视线。在此期间，萨利赫·谢里夫曾为恩维尔效力，据说正是他建议对意大利发起圣战，让这场战争染上宗教色彩。恩维尔此前已对伊斯兰教抵抗欧洲侵略的动员力量深有感触。因此，他将萨利赫·谢里夫收入麾下，令其在名为“特别组织”的情报机构工作。

1914年，萨利赫·谢里夫搬到柏林，并加入德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新宣传部门——东方情报处。这位突尼斯激进分子直接前往西线，煽动那些正在战壕中为英法两国作战的穆斯林士兵。他撰写了多本以阿拉伯语与柏柏尔语双语出版的小册子，将其分发给敌军中的北非士兵，同时也将奥斯曼苏丹宣布圣战的消息一并播散开来。面对伊斯兰教的公开呼吁，有不少法军中的北非士兵倒戈。

至1914年末，德国已在西线俘获约800名敌军穆斯林士兵。因此，德国人在邻近柏林的温斯道夫——佐森（Wünsdorf-Zossen）地区建立了一个叫新月营（Halbmondlager）的特别机构。该机构的德国指挥官与战俘用阿拉伯语交流，营内饮食完全按照伊斯兰的进食要求准备。德皇威廉二世甚至还自掏腰包，在营中修建了一座装饰华丽的清真寺，以表德皇对穆斯林世界的诚意。

艾哈迈德·本·侯赛因是一位来自马拉喀什的年迈农民。他是比利时之战中向德军投降的8名摩洛哥士兵中的一员。据他叙述，一旦这些穆斯林向德军表明身份，德军便“给予我们足够的尊重……每个德国人都拍拍我们的肩膀，还给我们提供食物和饮料”。他被送往为穆斯林战俘专门建造的新月营。“他们甚至帮我们弄了一个厨房，尊重我们不吃猪肉的习惯，好肉好饭地招待我们。他们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三条毯子、内衣，还有一双新鞋，每三天带我们洗一次澡，还给我们剪头发。”据他而言，新月营中的条件比他在法军与前线时要好得多。

一批穆斯林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游走于佐森的新月营内，在穆斯林战俘中间大力宣传圣战。萨利赫·谢里夫频频造访该营地，并编辑了一份阿拉伯语报纸供俘虏阅读。该报纸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圣战组织》。北非激进民族主义者与显贵到访新月营，探望了那里的战俘，并不断劝说他们归顺同盟国。这些人对战俘循循善诱，一再耐心劝诫，称与协约国为伍是与其信仰相悖的行为，而加入奥斯曼帝国发起的圣战，与之共同消灭伊斯兰的敌人（例如英法两国）是一种宗教义务。

数百名穆斯林战俘被成功策反，志愿加入了奥斯曼军队——其中就包括艾哈迈德·本·侯赛因这位摩洛哥农民。他在这个为穆斯林战俘专门建造的新月营中待了6个月后，有位德国军官到访，身边还跟随着一位奥斯曼军官，名叫希克梅特的埃芬迪（埃芬迪是土耳其的一种尊称）。此二人对战俘说：“愿意去伊斯坦布尔的，举手。”12名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士兵当即表示同意。“其他人还是害怕。”艾哈迈德·本·侯赛因补充道。这12名士兵拿到便服以及护照，随后即被送往伊斯坦布尔，加入奥斯曼帝国的战斗行列。

我们无法得知那些志愿加入奥斯曼帝国阵营的穆斯林战俘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出于真正的信服，又有多少人只是为了逃离新月营。无论他们的动机为何，印度与北非士兵陆续离开德国，奔赴伊斯坦布尔加入奥斯曼苏丹的麾下。这一次，他们已不再是殖民地士兵，而是以穆斯林的身份重返中东战线，继续投身到这场迅速扩大的世界大战中。

奥斯曼帝国正式宣战之时，未来将在中东战场一决胜负的各路人马早已响应号召，分头奔赴奥斯曼帝国防守薄弱的前线阵地。北非士兵已在西线战役折损数千人，另有一部分被德军俘获后投靠了奥斯曼帝国。澳新军团骑兵与步兵团正穿越印度洋驶向埃及；一部分印度士兵经波斯湾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而其他人则取道奥斯曼也门行省前往埃及。奥斯曼士兵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与叙利亚地区集结，防止驻高加索地区的俄军以及驻埃及英军的进犯。欧洲的这场战事已经波及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