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研究”一词在中国沿用已久，但内涵究竟为何，似乎并没有一定的说法。迄今冠名“日本研究”的数种学术史著作其侧重均不同。

1997年出版的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前置《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一文。该文由“古代中国的日本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新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的日语研究与日语教育”“中国日本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五部分构成，概述了先秦至1996年的日本研究史，其中设专章突出“日语研究与教育”，对其他领域大多一笔带过，对经济与外交领域则完全无视。2009年出版的中华日本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合编《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1997～2007）》（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紧接前著概述了1997～2007年的日本研究史。该书较为详细地评述了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文化、社会和文学领域的研究状况，但漏掉了日语语言和日语教育方面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梳理了新时期以来的日本研究，内容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宗教、历史领域，却缺少文学和语言的内容。

概括起来，上述学术史著作对“日本研究”的理解有两种：一是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为代表，突出“日语研究与日语教育”；二是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为代表，注重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忽略语言与教育。这样的反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日语教育体制和日本研究体制的状况。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教育部与日本文部省共同创办的一个集教育与研究为一体的机构，脱胎于早期培养日语教师的“大平班”，因此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师资配备和工作重心上自然关注日语语言研究和日语教育。这也是当时中国大多数大学日语专业教师所关注的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社会文化，不包含语言教学。当然，大学日语专业和日本研究机构在研究方向上分工不同、各有所专并非坏事，但编撰冠名“日本研究”的学术史著作或突出或抹掉“语言教学”并不妥当。表面上看这是囿于学科体制乃至机构藩篱的结果，细究起来有其历史渊源。

中国有关日本的记载可以上溯至《魏志》，但较为系统的研究还是始于近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5年刊行）。该书凡五十余万字，第一次全面记录了日本的国情。黄遵宪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巨变，认识到中国若要富国强兵，远法欧美不如近学日本。同时，国力增强后的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也引起他的高度警惕。这样的对日认识影响了《日本国志》的篇章结构，即“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1]该书虽然通纪日本历史，但将明治维新史作为记叙的重点，意在借镜而观。

《日本国志》的编撰策略简言之是通过对明治维新史和文物制度的详细叙述，一是吸收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经验，二是探究抵御日本侵略的方略。即黄遵宪的“日本研究”是迫于拯救中国的现实，将日本作为观照中国的镜子和了解西洋的窗户。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改造中国自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过分囿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对日本的客观把握上存在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这种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日本研究”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随着中日关系的起伏，在三四十年代侧重后者，在七八十年代侧重前者，并催生了一批专门的日本研究机构。

戴季陶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曾抱有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2]这是他的《日本论》（1928）开篇中的一段话，但从成书来看，其三分之二的内容关注的仍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问题，对日本的整体文化仅是蜻蜓点水。他自谦“力不从心”，实则为紧迫的社会现实所不容许。

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外语教学政策从一开始就提倡“工具论”。大学日语专业本科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均注重“读写听说译”的语言技能学习，而文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课程也是为掌握语言技能服务的。^[3]因此，文学和社会文化课程的专业性往往被忽略。可以说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由此形成的这种日语教育体制和日本研究机构的格局，长期制约着中国的“日本研究”。因此，前述学术史著作对“日本研究”呈现正好相反的两种偏差理解绝非偶然。

然而也要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教育和研究体制以及研究层面上已经悄然出现一些变化。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研究对象“日本”发生了变化。首先，近代以来中国研究日本是将其当作现代化成功的榜样学习，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进入持续的经济低迷期，榜样的光环消退了。其次，中日围绕历史认识和领土问题争执不断，2000年以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往依然密切，至2017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最后，民间交流显著扩大。这主要体现在日本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以及赴日旅游的持续升温。不经意间曾经的“经济大国日本”变身为“文化输出大国日本”。

（2）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由二元对立的结构朝着多极化的、变动不居的格局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中日双方各自都不断调整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新角色，也在探索适应对方的新角色，因此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先行的思维模式或一对一的两国关系把握方式难以应付急剧变化的中日关系及其所牵带的地区平衡乃至世界格局。

（3）教育体制、研究体制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学的专业日语教育主要是本科，侧重语言技能教学，从90年代开始随着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的广泛开设，文学、社会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得到显著加强。加之，相关的日本研究机构也招收社会文化方向的研究生。随着这些研究生的毕业和留学人员的归国，大学日语专业研究方向的结构得到很大改善，不仅有语言教学的教师，也有文学、社会文化方向的教师。当然，受编制所限，每所大学所拥有的专业方向并不齐全，但本科阶段社会文化方向的教学逐步受到重视。

这些变化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问题意识上影响着中国的“日本研究”，并在21世纪逐步显露出新的倾向。这种新倾向的具体情况，请参看本书各位专家的评述。从编者的角度看，感受最深的是，中国的“日本研究”正逐步淡化以往的功利主义色彩，即不再仅仅把日本作为镜子和窗户，而是也作为“他者”看待。因为无论作为镜子还是作为窗户，日本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他者”看待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承认日本的“异文化性”和“主体性”。这样的态度转变有利于更为客观地把握日本，不会因为与之不同而拒绝，也不会因为不再是“榜样”便弃之不理，采取超然于一时之现实性的态度，将眼光放得更宽，综合更多的学科探究问题；把眼光拉得更长，历史辩证地思考问题。语言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的阻隔自然消弭于其间，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中日近代借用词方面的研究。^[4]但这种“客观化”，并不意味着将日本当作与中国无关的对象。这就是其二，将日本作为中国的“他者”，恰好是认为中日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性。无论在东亚的现代化转型中，还是在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中日双方都深刻地相互既促进又制约对方。这种深刻的关联性，既是日本研究的重要动机，也会影响研究者的立场及其对日本的形塑。研究者们意识到这种立场的现实意义，也自觉其局限性。编者个人以为，新的研究正努力在这两个维度——超然性和现实性——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本书将学术史范围重点放在21世纪之后，内容涵盖语言、教育、文艺、社会和文化，就是希望及时总结这些新的动向，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略尽微薄之力。

本书的编撰有些偶然性。以编者本人的学识本来难以胜任这项工作。最初只是想编一本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材。本人长期从事本科生毕业论文课教学工作，近年来发现选做社会文化研究的学生越来越多，但受教师研究方向的限制，许多选题无法得到指导。因此打算编写一本教材，上编介绍论文写作格式，下编介绍各研究领域的学术史，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考这些学术史，把握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学习研究方法。为了不误人子弟，在计划之初就决定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来执笔下编。从2016年开始约请专家，得到大家的积极支持。参加者既有大学教师，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不想当初的这一念头，竟无意之中促成了语言、文学、社会和文化学术史写作的一个合作。

因是教材，每个领域的学术史篇幅不宜过长，最初请大家写五千至八千字。然而在执笔过程中，不断有专家反映五千字的篇幅太少，八千字也打不住。于是决定与教材切割，不再限制篇幅，索性放开写，并于2017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当代日本学学术史（2000～2016）高端论坛”。会上专家们各抒己见，相互质疑，讨论场面十分热烈。本书便是在这次专题会议论文的基础之上修改、编辑而成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在各位专家的热情推动下完成的。或许这本身也是日本研究新倾向的现象之一。如果本书有什么可取之处，功劳全在各位专家。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端论坛”虽然获得学校的经费支持，但绝不是那种可以填入年终业绩表格的项目。也就是说，专家们是在没有任何项目名头的情况下慨然参加撰写工作的，并倾注了巨大精力，令人动容。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超越了“功利主义”。在此，向各位专家致以崇高的敬礼和诚挚的谢意！

编者：王志松

2018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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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7页。

[2]戴季陶、蒋百里：《日本论 日本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1页。

[3]戴炜栋、胡文仲主编《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1949—200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第233～269页。

[4]比如李运博著《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冯天瑜、刘建辉、聂长顺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