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休闲满意度研究进展

西方社会很早就认识到，“休闲是一切事务环绕的中心”（亚里士多德），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而获得理想的休闲满意度自然成为人类生活的核心目标之一。休闲满意度指的是休闲体验对休闲需要的满足程度，它是休闲社会心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变量。在国外休闲研究领域，休闲的体验本质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如伊索阿霍拉（Isoahola）认为，休闲从根本上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健康发展的内心体验；奇克森特米哈伊（Csikszentmihalyi）则进一步指出，“休闲能够为人们实现自我、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获得畅爽（flow）或心醉神迷（ecstasy）的心灵体验提供机会”。正是基于与休闲体验本质存在关联的共同特征，休闲满意度跟休闲需要、休闲动机、休闲态度及休闲限制和协商策略等共同构成了休闲行为研究的社会心理基础，受到休闲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一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和学术热点。

值得欣喜的是，现如今休闲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逐渐转化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欧美发达国家或已于2015年前后步入休闲社会；在我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的颁布实施将极大刺激国民的休闲需求，“大众旅游时代”即将到来。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开展休闲满意度的研究，探讨休闲对于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国内休闲满意度的现有文献，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于休闲满意度的关注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如楼嘉军等从休闲环境和休闲活动两个层面对上海、武汉和成都城市居民的休闲满意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李享等针对北京城市空巢老人群体，研究了其休闲方式和休闲生活的满意情况；蒋艳通过访谈和问卷调研，分析了杭州市小河直街历史街区居民社区休闲的满意度。二是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探析。宋瑞构造了时间、收入、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休闲活动参与和休闲消费支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宋子千和蒋艳基于对休闲满意度与休闲生活满意度的概念辨析，以杭州为案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其影响机制；宋瑞基于2013年“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休闲动机、休闲活动参与、休闲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休闲满意度问题的关注度在逐步提高，并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性分析，然而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框架和理论建构。鉴于此，本研究拟对国外休闲满意度文献进行研究述评，汲取相关学术成果和经验，以期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我们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以“leisure satisfaction”进行题名检索，共检索到论文45篇（截至2016年2月29日）。进一步，我们还对该45篇文献的参考文献以及施引文献进行了追踪分析。基于上述研究文献，从休闲满意度的概念着手，梳理了休闲满意度量表的发展及其应用，重点总结了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休闲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关系。

一、休闲满意度的概念与测量

（一）休闲满意度概念的提出

国外关于休闲满意度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如哈维奥·莫妮卡（Haavio-Monnika）当时即探讨了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工作、休闲和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异同。彼尔德和罗吉德（Beard & Raghed）将休闲满意度明确定义为“从事休闲活动和进行休闲选择时形成或获得的一种积极的感知结果”。他们认为，休闲满意度是个体对察觉或未察觉的需要，以及自身休闲体验和境况的满足程度。通过休闲满意度的测量，了解个体是否从他们参与的休闲活动中获得了期望的效益，考察休闲活动是否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可以判断和预测他们是否乐意参与这些活动，或者使他们发展与满意度水平相当的休闲活动，甚至增强对休闲活动的选择。可以看出，国外学者眼中的休闲满意度，主要还是基于需要—动机—行为—满足需要逻辑的休闲活动满意度，衡量的是休闲活动和休闲体验满足休闲需要的程度，休闲满意度高的可能结果则是参与者对休闲活动的重复选择。

（二）休闲满意度量表及其应用

彼尔德和罗吉德（Beard & Raghed）在提出休闲满意度概念的同时，构造了休闲满意度量表（Leisure Satisfaction Scale，简称LSS），用以测量个体通过休闲活动使得特定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该量表涵盖了心理（psychological）、教育（education）、社会（social）、放松（relaxation）、生理（physiological）和审美（aesthetic）6个维度、51个题项。其中，心理维度13个题项，主要衡量感兴趣、自信心、成就感、不同技能的使用等方面；教育维度12个题项，主要衡量增加知识、尝试新事物的机会、了解自己、向他人学习等方面；社会维度11个题项，主要衡量社会互动、发展亲密关系、人们是友好的、与他人联系的加强等方面；放松维度4个题项，包含放松、缓解压力、幸福感、喜欢参与的衡量；生理维度6个题项，包含身体挑战、有益健康、恢复健康、保持健康等的衡量；审美维度5个题项，主要衡量休闲场所清新干净、有趣、漂亮、设计优良等内容。此外，彼尔德和罗吉德还设计了休闲满意度量表的减缩版，包含6个维度、24个题项。

彼尔德和罗吉德的休闲满意度量表一经提出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引用该量表进行的相关研究已有接近300项。休闲满意度量表首先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国家人群的研究，如美国、土耳其和法国等。不同的民族和种族、非西方国家以及跨国和跨文化的休闲满意度研究，也大多采用该量表。此外，休闲满意度量表也被应用于一些特定群体，如：老年人、向退休过渡的人群、身体残疾和智力疾病的成年人等。部分文献根据研究的具体内容对彼尔德和罗吉德的休闲满意度量表进行了改编。如：卡利（Karli）等人进行了休闲满意度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研究，他们针对土耳其的样本，设计了包含6个维度、39个题项的休闲满意度量表，其中，心理维度8个题项、教育维度9个题项、社会维度8个题项、放松维度4个题项、生理维度6个题项、审美维度4个题项。

二、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当个体在选择或参与的休闲活动中形成积极感知结果时，即获得了休闲满意度。尽管如此，这种积极的感知结果仍然会由于某些特定因素而产生差异，并随着个体对休闲体验和境况满足程度的改变而改变。纵观以往的研究文献，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热衷探讨的重要话题。总结来讲，影响休闲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体心理因素以及休闲参与3个方面。

（一）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如教育、收入、职业）和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等变量。一系列人口统计学变量相互关联，成为休闲活动形式和休闲满意度的重要影响指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伊索阿霍拉（Isoahola）等人即开展了对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休闲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体验相关和体验非相关因素。对于体验非相关因素，一个实证方法是在既定的时间和情境中（如教室、办公室或家中），询问不同群体的休闲满意等级，从而考察人口统计变量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不考虑任何特定休闲体验的前提下，单纯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不会对休闲满意度产生影响，然而纳入休闲体验因素之后，休闲满意度出现性别和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

以往文献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休闲满意度影响研究方面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年龄与休闲满意度的联系一般认为存在正向影响，但也可能是反向的，这依赖于每一种文化和经济状况的不同视角。然而布朗和弗兰克尔（Brown & Frankel）基于加拿大中等城市成年人随机样本的自我报告数据，考察了休闲活动参与、休闲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休闲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然而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但是却存在性别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女性休闲活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切利克（Celik）等人测量了残疾人游憩活动中人口统计变量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与上述结论不同的是，该研究发现休闲满意度量表的社会维度存在性别差异，而心理维度却存在年龄上的差异。拉帕（Lapa）对公园游憩参与者的研究则证实了性别对休闲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影响，而休闲满意度在年龄和收入上则存在差异。此外，拉帕（Lapa）等人还通过比较来自两所不同大学学生的休闲满意度，发现仅女生样本显示两组学生在休闲满意度总体水平及休闲满意度6个维度（心理、教育、社会、放松、生理和审美）之间存在差异。

关于职业和收入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卡波诺夫（Kabanoff）并未发现休闲满意度在职业上的不同；梁（Liang）等人通过中日韩休闲满意度的比较研究，认为收入、健康等对3个国家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均存在显著影响。此外，中西方关于休闲满意度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在某些方面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如在性别方面，西方学者认为，由于女性休闲时间经常受到家庭中社会期望角色的限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而宗教信仰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休闲满意度。不过在台湾，研究发现年龄和性别对休闲满意度几乎没有影响，这与上述结论截然不同，而高教育水平、已婚、健康和孩子较少的人群往往对休闲时间更为满意。

（二）个体心理因素

关于个体心理因素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国外大多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人格特质方面。侯（Han）等人通过考察在线游戏情境中的愉悦感和休闲满意度，认为人格特质（主要指愉悦感维度）对休闲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陆和胡（Lu & Hu）则研究了人格特质、休闲涉入、休闲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关系，发现外倾性显著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而神经质则对休闲满意度具有负向效应。路和考（Lu&Kao）基于台湾随机抽样的数据，讨论了人格特质对休闲满意度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结果发现，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特质对休闲满意度均具有直接影响，并且外倾性人格特质对休闲参与—休闲满意度关系具有显著干扰效应。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由于休闲满意度与休闲需要、休闲体验直接相关，这必然引起个体异质性的存在，而人格特质正是区别个体间差异的主要因素，因此将会对休闲满意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休闲参与因素

在休闲满意度研究的早期文献中，学者们认为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存在双向关系。有研究发现休闲满意度影响休闲参与，而有的研究则认为休闲参与影响休闲满意度。最近的研究更倾向于探讨休闲参与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如：沃克（Walker）等人通过对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的研究，发现休闲参与对休闲满意度能够产生长期影响，也就是说，休闲参与不仅与目前的休闲满意度有关，而且会对将来的休闲满意度产生影响。

在国外休闲参与对休闲满意度影响的相关文献中，有学者专门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了实证研究。陈（Chen）等人检验了台湾青少年休闲动机和休闲涉入对休闲满意度影响的因果模型，研究发现，休闲涉入关乎对休闲或游憩的思考和认识，从而影响休闲参与行为。当休闲涉入存在于休闲动机—休闲满意度模型中时，其对两者关系产生干扰作用，具体而言，休闲涉入程度较高的青少年休闲满意度也高，并且能够就是休闲满意度92%的变异。申和游（Shin & You）则考察了休闲类型对青少年休闲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男生的积极休闲（如运动休闲）对休闲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而女生的积极休闲除了存在正向影响外，消极休闲（如案头休闲）和社会休闲（如和朋友在一起）对休闲满意度却发挥负面作用。

部分学者基于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理论，研究其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程（Cheng）以澳大利亚老年人的休闲园艺活动为例，探讨了深度休闲、业余爱好和随意休闲与休闲满意度的关系，结果发现，深度休闲水平的园艺参与者具有最大的满意度，休闲满意度6个维度的分析则认为，放松维度的满意度最高，同时随意休闲的审美满意度最高，而深度休闲和业余爱好的心理满意度最高。刘和于（Liu & Yu）基于对中国大学生的考察，发现在休闲满意度的每个层面和整体休闲满意度方面，深度休闲参与者满意度显著高于非深度休闲参与者。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深度休闲参与的社会维度满意度最高，而非深度休闲参与的放松维度满意度最高。此外，杨（Yang）等人通过研究在线游戏娱乐中认真（conscientiousness）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却发现，认真的休闲参与对休闲满意度的6个维度均具有显著影响。

另外，也有学者从其他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和分析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的关系。林（Lin）等人构建了基于“工作需求—控制—支持”理论的“工作—休闲”冲突中介模型，并实证检验了“工作—休闲”冲突对工作压力和休闲满意度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认为低工作负荷和灵活的休息时间有助于缓解“工作—休闲”冲突，从而提高休闲满意度，而更大的同事支持同样有利于休闲满意度的提高。平奎特和辛德勒（Pinquart & Schindler）运用潜分类方法研究了退休过渡群体休闲满意度的改变，结果发现，退休并未降低老年人的休闲满意度，甚至大多数人的休闲满意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由于退休环境和可得的个体资源的差异，休闲满意度的改变也出现不同的形式，那些退休前失业、身体状况不好、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休闲满意度相对较低。

三、休闲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关系

上述文献更多的是探讨影响休闲满意度大小和变化的诸多因素，而在国外有关休闲满意度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也将休闲满意度作为前因变量或中介变量、调节变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休闲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方面。

（一）休闲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休闲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休闲满意度也是生活满意度的一种测量。甚至可以说，休闲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中尤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在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中，休闲满意度更为重要”。现有文献中不乏休闲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许多研究主要针对不同的群体展开，如老年人（Chen, 2001; Hawkins, et al., 2004; Subasi & Hayran, 2005; Sener et al., 2007; Nimrod, 2007; Ekstrom, et al., 2011; Adams, et al., 2011）、病人（Ramírez-Marrero, et al., 2004; Edwards, et al., 2006）和孩子（Poulsen, et al., 2006, 2008）。

对于两者关系的考察，大多研究显示出休闲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这在不同国别的样本中均已得到证实，如：加拿大、美国、土耳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此外，部分学者还研究了休闲满意度对婚姻满意度，以及情侣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如伯格、施耐德和艾莉森（Berg, Schneider & Allison）构造了同伴效应模型，研究了性别、闲暇时间和休闲满意度对情侣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不过发现同伴效应模型并非是解释休闲满意度对关系满意度影响的最简洁工具，休闲满意度对情侣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并进一步指出，休闲满意度和情侣关系满意度更可能具有潜在的双向影响。

另外，针对特定的休闲活动类型，学者们探讨了休闲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艾格特（Agate）基于家庭休闲的两种基本类型：核心和平衡，研究了家庭休闲满意度对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核心家庭休闲，也就是一般性的、日常的、低成本、相对容易开展的基于家庭地点的休闲活动，其满意度与家庭生活满意度紧密相关。王（Wang）等人考察了热衷在线游戏的青少年群体休闲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发现休闲满意度的生理和审美维度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而教育维度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休闲满意度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休闲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也是国外学者热衷探讨的话题。斯皮尔斯和沃克（Spiers & Walker）指出，休闲满意度可能是主观幸福感或生活质量最好的解释指标。休闲对感知生活质量具有多层面的贡献，恩盖（Ngai）即证实了中国澳门城市居民的休闲满意度与生活质量显著相关。当然，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完全一致，梁（Liang）等人通过对中日韩3个国家休闲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探查了休闲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联系，结果却发现，只有南韩居民的休闲满意度正向影响生活质量。

心理健康是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以往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的不同层面与休闲满意度存在正相关。休闲通过提供应付工作压力的手段，对心理健康的诸多层面做出贡献。皮尔森（Pearson）研究了工作满意度、休闲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发现工作满意度和休闲满意度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工作满意度是心理健康较强的解释指标，然而工作满意度和休闲满意度的结合比单一的工作满意度对心理健康的解释力更强。皮尔森（Pearson）还针对职业女性群体进行了补充研究，同样证实了休闲满意度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此外，还有学者将休闲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其对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切利克（Celik）等人以台湾六个城市为例，验证了休闲满意度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评定健康关系的中介效应。春（Chun）等人则探讨了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对压力相关成长的影响，认为积极的休闲体验和休闲活动的特定类型（户外活动、身体活动、兴趣爱好和室内活动、文化活动和娱乐活动、家庭导向和社会活动、居民活动如社区服务和志愿活动）不但能够帮助人们适应各种压力，而且有助于相关成长（社会关系、个人资源、生活哲学和适应能力）的改变，进而影响生活质量的高低。

四、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外休闲满意度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概念入手，回顾了休闲满意度量表的发展和应用，并重点阐述了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休闲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关系，具体如下。

第一，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西方社会经济发达水平相适应，国外学者即开始关注休闲满意度问题的研究，给出了休闲满意度的概念，并构造了休闲满意度量表（LSS）。之后，大量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了检验和应用，相关研究涵盖了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种族、不同群体休闲满意度的测量。

第二，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体心理因素及休闲参与对休闲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①由于研究对象和样本选取等存在差异，人口统计学相关变量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②在国外相关研究中，个体心理层面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人格特质因素的探讨，并且一致认为人格特质显著影响休闲满意度；③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的双向关系在研究文献中均已得到验证，然而更多研究则关注休闲参与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基于多维理论视角，如深度休闲理论、休闲涉入理论、“工作—休闲”冲突模型等，实证检验了不同休闲参与类型和程度对休闲满意度的具体影响。

第三，休闲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指标和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生活质量关系紧密。大量研究文献表明，休闲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具有多层面的贡献，其中，休闲满意度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得到了证实。

可以看出，国外休闲满意度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但是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上略显单一，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一定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