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怒哀乐之未发：情绪性刺激注意力与记忆的中庸思维体现

汪曼颖东吴大学心理学系

林淑菁淘宝网用户体验

叶怡玉台湾大学心理学系

摘要：中庸思维的一个重要核心是对情绪的调控与追求情感的理想境界，强调在处理具体生活事件时，要先静观其变，做全局思考与后果推衍后，再找出优化的方案，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和谐安宁的状态（杨中芳，2010）。但中庸思维是如何透过时时刻刻运作的注意力、记忆与情绪的机制来体现呢？这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假设刺激的情绪性促发中庸思维，进而促发维持“中”的情绪调节目标与“正向/低激发”的情绪目标。实验采用空间线索提示作业，对不同年龄的参与者操控线索的情绪效价与激发，并在空间线索提示作业之后进行情绪性图片的再认记忆测验。预期中庸思维促发的维持“中”的情绪调节目标与正向/低激发的情绪目标，使高中庸思维者的注意力表现不受刺激的情绪性影响，但他们的记忆表现却在低激发刺激上出现正向情绪偏误。结果支持对高中庸思维者的预期，而低中庸思维者在注意力表现上出现对低激发负向（相对正向）刺激的注意力脱离困难。就正向情绪效应（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les, 1999）而言，低激发刺激的注意力脱离产生正向情绪效应，记忆表现不但没有正向情绪效应，反而在低激发刺激下出现相反的“负向”情绪效应，注意力与记忆的这些效应都来自低中庸思维者。另外，老年参与者的情绪偏误表现形态近似低中庸思维者，年轻参与者的表现形态则近似高中庸思维者。这些结果显示，高中庸思维者可能透过避免对负向情绪刺激的注意力选择来达到“中”的情绪调节状态，也借以获得对低激发正向情绪刺激的较佳记忆，达到中庸思维的情绪目标。

关键词：中庸思维 情绪效价 情绪激发 正向情绪效应选择性注意力 再认记忆

一 绪论

中庸是华人代代相传的行为准则，古籍中的儒释道思想都以“中”为至道，“中庸之道”至今仍具体地影响华人的日常思维与行为（杨中芳、林升栋，2014），这是因为中庸的心理效应落实在一个处理日常生活事件的监控系统之中（杨中芳、赵志裕，1997），影响个体的心理思维及心理健康（杨中芳，2010）。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现代华人社会仍然有高度认同温和、亲切、不轻易论定人与事、设法在解决问题时求同存异等合乎中庸思维价值的人际表现。本研究关切的重点是如何由认知与情绪的机制，来说明中庸思维体现的途径。

过去对中庸的研究，较少触及它在机制上如何影响以及如何受到认知与情绪的影响的问题。根据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的观点，文化透过一系列历程去影响认知、情绪与动机：任何情境都有一些伴随特征（incidental feature），它们可能促发文化的征兆（syndromes），后者又促发与当下任务相关的知识表征及历程（Oyserman ＆ Lee, 2008）。在这个看法之下，重要而有趣的问题是探讨哪些情境特征会促发哪些文化征兆，而文化征兆又会促发什么样的认知历程。

中庸的子构念包括重视静观其变、以和为贵、两极思维、大局为重、合情合理、以退为进、着重后果、不走极端（杨中芳、赵志裕，1997）。在生活哲学层面追求“中”的生活目标，在内心及人际均保持相对和谐、安宁的状态；在具体事件处理上采取关照全局的行为策略，包括静观其变、审时度势、多方权衡、换位思考、后果推衍等；事后反思则注重提升自我修养并重新认识中庸之道（杨中芳，2010）。这些子构念与行为策略的一个主轴其实是以合宜的情绪反应支持具有弹性的认知思考。所以可以合理地假设，凡是能引发情绪性反应的刺激似乎就足以构成Oyserman和Lee（2008）所称的伴随特征，会促发中庸思维的子构念，后者再进而促发相关的认知历程。以下就从这个观点出发回顾相关的文献，并分析可能的认知与情绪的机制。

（一）促发中庸思维的情境特征：刺激的情绪性

中庸思维提供情绪生活与行为的指导方针，情境中的情绪性信息可能是促发中庸思维的重要线索，黄金兰、林以正、钟育君（2009）发现，高中庸思维者比较倾向于采取整体知觉的反应，但发生在情绪促发之后。认知历程如何处理具有情绪性的刺激，这是认知与情绪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有着相当庞大的文献基础，以下将选择性地做一些回顾。

有一个与年龄有关的现象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对正、负向情绪刺激会表现出不同的偏误（bias）：老年人倾向于展现正向情绪偏误（positivity bias），对正向情绪刺激的注意力与记忆表现（performance）比负向情绪刺激好；年轻人则倾向于展现负向情绪偏误（negativity bias），对负向情绪刺激的注意力与记忆表现比正向情绪刺激好。这项对正、负向情绪刺激的记忆或注意力表现的年龄差异被称为正向情绪效应（positivity effect）（Carstensen ＆ Mikels, 2005; Mather ＆ Carstensen, 2005）。正向情绪效应有三种可能的表现形态（Langeslag ＆ van Strien, 2009）: ①老年人表现正向情绪偏误，年轻人表现负向情绪偏误；②老年人没有表现情绪偏误，年轻人表现负向情绪偏误；③老年人表现正向情绪偏误，年轻人则没有表现情绪偏误。

研究发现，老年人和年轻人在记忆与注意力表现上都有正向情绪效应。Charles、Mather和Carstensen（2003）采用自由回忆和再认作业测量不同年龄组对不同情绪性图片的记忆表现差异，在学习阶段参与者自由观看图片。结果发现，在自由回忆作业上，年轻组比老年组回忆了较多的负向情绪图片，而老年组则相对回忆了较多的正向情绪图片。在再认作业上，记忆表现（命中率 - 虚报率）也具有同样的效应。Mather和Knight（2005）发现，认知控制能力与注意力投注状况影响自由回忆表现的正向情绪效应，只有高认知控制能力的参与者，才有正向情绪效应的表现；在低认知控制能力组，不论年轻参与者还是老年参与者，负向情绪刺激的回忆量均比正向情绪刺激大。而且当学习阶段是完全注意力（full attention）投注时，测验阶段出现自由回忆的正向情绪效应；当学习阶段是分散注意力（divided attention）投注时，则会造成不分年龄的负向情绪偏误。

也有研究不支持记忆表现的正向情绪效应（Grühn, Scheibe, ＆ Baltes, 2007; Grühn, Smith, ＆ Baltes, 2005），刺激的激发程度似乎是重要影响因素。Mickley-Steinmetz和Kensinger（2009）以负向/高激发情绪、负向/低激发情绪、正向/高激发情绪、正向/低激发情绪及中性情绪图片为材料，在学习阶段对图片做想要接近（approach）或后退（back away）的判断，在测验阶段测量再认记忆。结果发现，图片为高激发时，情绪效价不影响再认（命中率-虚报率）表现；当图片为低激发时，年轻组表现正向情绪偏误，老年组则表现负向情绪偏误。记忆特征问卷分析（Johnson, Foley, Suengas, ＆ Raye, 1988）也发现年轻组记得较多观看正向情绪图片时发生的事件，老年组则记得较多观看负向情绪图片时发生的事件，并未出现正向情绪效应。不过，如果提供回忆线索，则可以使对低激发情绪性图片的回忆内容在老年组出现正向情绪偏误，在年轻组出现负向情绪偏误。有趣的是，Kensinger（2008）也发现高激发刺激的记忆表现不受情绪效价影响，她要求参与者在学习阶段判断给出的情绪字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之后测量自由回忆或再认记忆。结果发现，面对高激发字时两组没有任何情绪偏误，面对低激发字时年轻组出现负向情绪偏误、老年组出现正向情绪偏误的正向情绪效应。

注意力表现的正向情绪效应的研究结果较不一致（Isaacowitz, Wadlinger, Goren, ＆ Wilson, 2006a）。Mather和Carstensen（2003）采用情绪性面孔（高兴、悲伤和生气）图与中性面孔图配对呈现的方式，让参与者完成点侦测（dot probe）作业。结果发现，年轻组对正、负向情绪面孔的注意力偏误没有差异，但是老年组对正向情绪面孔产生了比负向情绪面孔更大的注意力偏误。支持证据也来自眼动研究，通常情绪性刺激与情绪性或中性刺激配对呈现，让参与者进行愉快程度判断，记录与自动注意力导向（orienting）有关的第一凝视次数（或持续时间）以及和主动注意力介入有关的剩余凝视次数（或持续时间）。Isaacowitz、Wadlinger、Goren和Wilson（2006a; 2006b）以情绪性面孔图为实验刺激发现，老年组偏好注视快乐面孔，而避免注视生气或悲伤面孔，年轻组则偏好注意害怕面孔或避免注意悲伤面孔，整体呈现注意力偏好的正向情绪效应。

Knight、Seymour、Gaunt、Baker等（2007）发现，不同注意力投入程度（完全vs．分散）影响眼动表现的正向情绪效应。当情绪性与中性情绪图片配对时，虽然两个年龄组第一凝视次数比例显示他们都将注意力放在情绪性图片上，不过对正、负向情绪图片的第一凝视次数没有差异。但剩余凝视次数则在注意力完全投入时产生正向情绪效应：年轻组对负向情绪图片的剩余凝视次数较对正向情绪图片的多，老年组则相反。当注意力条件为分散注意力时，老年组对负向情绪图片的剩余凝视次数比对正向情绪图片的多，年轻组在正、负向情绪图片上无差异。这些结果显示，注意力促发的正向情绪效应要在注意力资源不受限制下才会出现。

也有一些研究并未发现正向情绪效应。Leclerc和Kensinger（2008）采用视觉搜寻作业，让参与者搜寻数组中是否有不同类别的刺激。结果发现，情绪激发不是情绪效价的整体效应，就不同情绪类别而言，年轻组搜寻正向/高激发刺激比其他情绪类别刺激快，老年人则搜寻情绪性图片比中性图片快。Mickley-Steinmetz、Muscatell和Kensinger（2010）采用注意力瞬盲范式（attentional-blink paradigm）将刺激快速序列呈现（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RSVP），研究参与者报告序列第2个目标项时正确率偏低的注意力瞬盲表现，发现注意力尚未能脱离第1个目标项，而降低对第2个目标项的搜寻表现。Mickley-Steinmetz等（2010）发现不论第1个目标项是正向还是负向字，中性的第2个目标项的搜寻表现都相同，也没有发现注意力瞬盲表现的年龄差异，不支持产生正向情绪效应的假设。

Thomas和Hasher（2006）也没有发现注意力的正向情绪效应，但记忆表现仍然出现正向情绪效应。在学习阶段，参与者对数字做判断，而情绪字作为干扰刺激，结果干扰字的情绪效价不影响老年组的数字判断反应时间，而负向情绪字对年轻组判断反应时间的干扰比正向或中性情绪字强。在后续的再认测验表现（命中率-虚报率）中则发现正向情绪效应，老年组对正向情绪字的再认记忆表现较佳，而年轻组则对负向情绪字的再认记忆表现较佳。

前述的回顾支持正向情绪效应还算是一个稳定的现象（Charles ＆Carstensen, 2010），但受到情绪性刺激的激发程度、认知控制的个体差异以及注意力资源是否受限等因子的共同影响。

（二）中庸思维设定的情绪调节目标

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可被视为个体在所处环境中趋吉避凶的适应性反应与行为，由于可以被快速解读，所以个体在适应社会活动时，往往需要调节情绪，以展现合乎社会尺度的情绪反应，乃至于借此影响或主控其周遭的社会资源（Shariff ＆ Tracy, 2011）。这种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的历程与机制常常自动化或内隐地（implicit）进行（Gyurak, Gross, ＆ Etkin, 2011），其中一种方式是透过个体设定情绪调节的目标与价值来达成内隐的情绪调节。当目标与价值在日常生活中被反复实践时，情绪调节也逐渐自动化（Schweiger-Gallo, Keil, McCulloch, Rockstroh, ＆ Gollwitzer, 2009）。中庸思维可能就是透过情绪调节目标的设定，去影响个体的情绪表达与反应。情境中的情绪性刺激促发中庸思维，由中庸思维设定情绪调节目标，以内隐的方式运作而不过度占用认知资源，所以能长期地、无时无刻地被高中庸思维个体运用与展现。

中庸思维的构念（杨中芳，2010）是在信念、后设认知乃至行为层次对极端情绪的控制给出指导方针和策略。中庸思维的情绪调节目标追求的是中道，可以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来说明，要在不断波动的日常情绪生活中，追求“中”的位置。不过，个体是采用何种认知处理机制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呢？中庸对实践中道所陈述的“执两用中”并非是在个体认知层次去阐述，但是孔子对仁的实践倒是提出了偏向心理行为层面的策略，例如，“克己复礼为仁”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避免接触不合乎礼的事，可以动用自我控制的机制。但如果已经知觉到了不合乎礼的事，要避免进一步影响个体的情绪，则可以动用注意力机制，把注意力由不当的内容或对象脱离（disengagement），能够视而不见与听而不闻，以实践外在的礼与内在的仁。在此，注意力可能是达成中庸情绪调节目标的重要认知机制。

再者，内隐情绪调节的研究也发现，实验情境中提供的情绪调节目标，经过练习可以呈现接近自动化的表现（Schweiger-Gallo et al., 2009），显示情绪调节目标的实践可以学习。中庸思维设定的情绪调节目标，也可能随着个体年龄增长累积运作体验而实践得更加有效率。“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一个人到了六十的耳顺之年，听到各式各样的好坏话语，都不动心，不生气，这种耳顺的境界就是一种维持“中”的高效能表现。年轻人比较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可能是中道的实践也需要经过练习才能炉火纯青，也有可能是认知老化过程的认知改变使中道的实践变得逐渐容易。

（三）中庸思维设定的情绪目标

中庸的情绪调节目标说明的是遇到情绪性刺激时应该维持何种情绪状态，但情绪目标说明的是在较长的时间架构下，对个体而言，理想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这个理想目标可能受文化影响，Tsai、Knutson和Fung（2006）发现，东亚文化背景下的理想情感为正向/低激发，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理想情感为正向/高激发。在中庸思维的生活哲学层次，对于生活目标追求的是内心与人际的安宁祥和状态，这种状态接近正向/低激发的理想情绪，研究也发现中庸与正向/低激发的理想情绪倾向有显著正相关（黄金兰、林以正、杨中芳，2012）。如果中庸思维促发了正向/低激发的情绪目标，那么符合这个目标的正向/低激发刺激可能也因此得到较为深入的加工，而产生较佳之记忆表现。由于对合乎中庸情绪目标的事件有较佳的记忆，个体有较大概率提取这些事件，并重复体验正向/低激发的理想情绪状态。

那么，华人（或东亚）文化中的研究，是否发现正向/低激发刺激的优势呢？特别是正向情绪效应，由于它与情绪目标有关，应该也容易受中庸思维的影响。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Carstensen, 1992; 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les, 1999），年轻人有较高的追求新知的动机为未来做准备，赋予负向情绪刺激较高的价值，而年老时体认来日渐稀，追求情感性满足的重要性提升，给予情绪调节动机较高的优先级。为使正向情绪刺激获得较佳的认知处理，年长者倾向于投入较多资源处理正向情绪刺激。相对地，选择、优化与补偿模式（model of selection, optimization, and compensation，简称SOC模式）（Baltes, 1987; Baltes ＆ Baltes, 1990）则认为老化带来情绪威胁，老年人使用补偿的机制（Baltes, 1987; Baltes ＆ Baltes, 1990）面对，避免注意或处理负向情绪刺激，因此记忆和注意力表现的负向情绪偏误随年龄增长而减退（Kisley, Wood, ＆ Burrows, 2007; Wood ＆ Kisley, 2006）。这两种理论观点以略有差异的情绪目标操作（追求正向vs．避免负向）来解释正向情绪效应，但不论何种操作方式，由于正向/低激发才是理想的情绪，华人文化预期应在低激发刺激上发现正向情绪效应，但过去研究并没有办法对正向情绪效应得到一致的发现。

Kwon、Scheibe、Samanez-Larkin、Tsai和Carstensen（2009）发现，韩国参与者在对情绪图片的自由回忆与再认记忆上都出现正向情绪效应：年轻人回忆与再认较多的负向情绪图片、较少的正向情绪图片；老年人对正向与负向情绪图片的自由回忆量并无差异，但再认表现则是正向情绪图片较佳。Fung等（2008）则未在香港参与者中观察到正向情绪效应，老年参与者在眼动数据上出现负向而非正向的情绪偏误，情绪类别影响老年组自由观看情绪性面孔的凝视持续时间（害怕脸＞高兴脸），但未影响年轻人。Fung、Isaacowitz、Lu和Li（2010）解释老年华人没有出现对正向情绪面孔的偏误，甚至不愿持续凝视正向情绪面孔，原因可能与华人的相依性（Interdependence）有关：为避免负向体验影响团体的和谐，相依性较高者对正向与负向情绪刺激同等重视。Fung等（2010）通过测量自由回忆发现，年轻人不论相依性高低，回忆表现都没有情绪偏误，但老年参与者对正向情绪刺激的回忆量比中性情绪刺激大。低相依性老人对负向情绪刺激的回忆量比中性情绪刺激小，凝视负向情绪面孔的时间少于年轻组；高相依性老人对负向和中性情绪刺激的回忆量没有差异，他们对这两类刺激的凝视时间也与年轻组无差异。

这些看来不太一致的发现，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研究并未系统操弄或控制刺激的激发程度，而负向情绪刺激的激发程度平均来说比正向情绪刺激高，而激发程度是会影响正向情绪效应的，所以难以厘清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研究没有处理中庸思维的角色，容易呈现不一致的结果。

（四）研究范式与预期结果

综合以上的回顾与分析，情境中的情绪性可能促发处理个别事件中庸思维的“虑”的面向：保持冷静、不冲动，先按兵不动，仔细观察事态后，进行后果推衍。这种构念设定了情绪调节的目标，个体采取减少或者避免立即处理情绪性信息的视觉注意力策略来实践这个目标，可望使高中庸思维者避免刺激的情绪性去影响他的注意力表现。另一方面，中庸思维也可能促发安宁祥和或者正向/低激发的情绪目标，对具有这种情绪属性的事件做出精致的加工并产生较佳之记忆，使个体可以透过记忆提取，而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体验理想的情绪状态。预期高中庸思维者对正向/低激发情绪类别的记忆优于其他情绪类别。

更具体的预测需要以注意力与记忆的研究范式去说明。用空间注意力投注的历程可区分注意力介入（engagement）与注意力脱离（disengagement）（Posner, Petersen, ＆ Raichle, 1988），过去研究使用空间线索提示作业（spatial cueing task）探讨选择性注意力在空间中的转移与选择，该作业在目标项呈现前，先给出提示线索提示目标项即将出现的位置，此举可促进对目标项的侦测（Posner ＆ Cohen, 1984; Posner, Cohen, ＆ Rafal, 1982;Posner, Snyder, ＆ Davidson, 1980）。而空间线索提示作业中的提示线索可分为有效与无效两种，有效线索在目标项出现前，将注意力引导至目标项即将出现的位置，促进对目标项的侦测，引发较短的反应时间，反映的是注意力介入的历程特性。呈现于与目标项不同位置的提示线索则为无效线索，将注意力引导至与目标项不一致的位置，使注意力必须先脱离并转移后，才能介入至目标项出现的空间位置，无效线索尝试的反应时间较长，反映的是注意力脱离与转移的历程特性。过去研究发现刺激的情绪性往往不影响注意力介入（Tipples ＆ Sharma, 2000），但是影响注意力脱离（Fox, Russo, ＆ Dutton, 2002; Vogt, De Houwer, Koster, Van Damme, ＆Crombez, 2008）。例如Vogt、De Houwer、Koster和Van Damme等（2008）采用空间线索提示作业，以情绪性图片作为提示线索，发现当线索为有效的时，刺激的激发程度不影响反应时间；而当线索为无效的时，高激发刺激的反应时间比低激发刺激短，显示注意力较慢地脱离高激发刺激，不过刺激的激发程度不影响注意力介入。

本研究以情绪性刺激作为线索提示作业的线索，预期高中庸思维者设定“中”的情绪调节目标，使他们的注意力介入与脱离表现都不受情绪性刺激的影响，但是低中庸思维者的表现则出现正向情绪效应：老年参与者有正向情绪偏误，年轻参与者没有情绪偏误或有负向情绪偏误，刺激的激发程度也可能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对符合中庸情绪目标的刺激预期参与者有较佳之记忆表现，所以高中庸思维者应该对低激发刺激出现记忆的正向情绪偏误，而低中庸思维者可能不分激发程度出现记忆的正向情绪偏误。如果老年参与者对中庸的实践比年轻参与者更在行，则这些预期的表现差异可能在老年参与者（相对年轻参与者）身上更为明显。

二 方法

（一）参与者

我们通过网站及士林长青大学公告信息招募参与者，年轻参与者与老年参与者各30人。年轻参与者为台北地区的大学生，年龄在19～25岁（M＝21.67, SD＝1.69）；老年参与者为居住在大台北地区健康的社区居民，年龄在55～81岁（M＝62.93, SD＝5.76）。

（二）设计与材料

注意力作业为四因子混合设计，提示线索的情绪效价（正向/负向）、激发（高激发/低激发）和线索类型（有效/无效）为被试内因子，年龄变量（老年/年轻）为被试间因子。再认记忆作业则为三因子混合设计，线索的情绪效价和激发为被试内因子，年龄为被试间因子。

材料主要选自林淑菁（2011）情绪性图片常模以及国际情绪性图片系统的本地常模（Kuo, Yeh, Chan, ＆ Wang, 2007），选取图片的原则为：①同一情绪效价类别（正向/负向）图片的情绪效价分数必须尽可能地接近；②同一情绪激发类别（高激发/低激发）图片的情绪激发分数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共选出负向/高激发、负向/低激发、正向/高激发及正向/低激发情绪图片各16张，中性情绪图片32张，各组图片被平均分为列表1与列表2，并且平衡两列表的情绪效价与情绪激发分数（各组图片的情绪效价与情绪激发分数）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1。在学习阶段呈现的是列表1或2的其中之一，一半参与者以列表1为学习材料，另一半参与者则以列表2为学习材料，每张情绪性图片重复呈现4次，3次为有效试次（trial）, 1次为无效试次，使各情绪类别图片的有效和无效试次的比例均为3∶1。所以每个情绪类别组各有（8×4＝）32试次，中性情绪组有64试次，共（32×2×2+64＝）192试次，加上4次数字试次以及20次侦错试次，形成学习阶段的216试次。

所有刺激以1024×768的分辨率呈现，在每一试次，三个高5°和长6°的白色矩形呈现于黑色屏幕的中央，左右两侧白色矩形的中心点与中间白色矩阵的黑色十字中心的距离各为8.8°，凝视点为0.5°×0.5°的黑色。提示线索和目标出现在左侧或右侧矩形中央，提示线索为高4.6°和长5.9°的全彩图片，目标项为长、高各0.8°和长0.8°的黑色正方形（参见图1）。在测验阶段，四个情绪类别组各有16试次，中性情绪组有32试次，共（16×2×2+32＝）96试次，每一试次中，刺激以高4.6°和长5.9°的大小呈现于黑色背景中央。

注意力网络测验（Attention Network Test，简称ANT）由Fan、McCandliss、Sommer、Raz和Posner等（2002）发展，测量警觉（alerting）、导向（orienting）、执行（executive）注意力。警觉注意力指完成并且维持警觉状态，导向注意力为自感官输入选择信息，执行注意力指在许多反应里解决冲突（Posner ＆ Petersen, 1990）。原版ANT包含无线索、中央线索、双重线索和空间线索四种提示线索，目标类型则包含中性、一致和不一致三种。本研究采用Fan等（2005）的简版ANT，简版ANT删减原版中提示线索为双重线索和目标类型为中性的试次。注意力效能的计算方式为各条件的平均反应时间相减：警觉注意力为无线索 -中央线索，导向注意力为中央线索-空间线索，执行注意力为目标不一致-目标一致。

在ANT中，每一试次有五个指向左侧或右侧的黑色箭头水平地呈现于灰色背景，目标刺激为位于这五个箭头中央的指向左侧或右侧的黑色箭头，中央箭头的左右侧同时伴随两个黑色箭头，左右伴随的黑色箭头与中央箭头指向相同方向为一致试次，左右伴随的黑色箭头与中央箭头指向相反方向为不一致试次，参与者被要求判断中央箭头指向的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在65厘米的观察距离，每一个黑色箭头大小为0.55°，每个黑色箭头之间的距离为0.06°，五个黑色箭头的大小为3.08°，呈现于中央凝视点上方或下方，二者之间的距离为1.06°。

ANT的每一试次，凝视点持续呈现于屏幕中央，经过400～1600毫秒的随机间距（D1）后，一个星形提示线索呈现于凝视点上方或下方100毫秒（在无线索试次中，则没有出现星形提示线索），提示线索消失，400毫秒之后，呈现侦测目标直至参与者做反应或呈现时间达1700毫秒。参与者做反应后，侦测目标立即消失。试次间距为（3500毫秒 - D1- 反应时间）。简版ANT也包含12次练习试次和3个区组（block）。每一区组有48试次，提示线索类型（无线索、中央线索和空间线索）×目标类型（一致/不一致）×目标位置（上方/下方）×目标位置（左/右）随机呈现并且重复2次，此注意力网络测验总计有156试次。

另外，参与者填写基本数据表，接受简易智能量表（MMSE）、中文版正负向情感量表（Wu ＆ Hu, 2009）、中庸信念/价值量表（黄金兰、林以正、杨中芳，2012）及中文版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的测量。基本数据表含性别、年龄、视力、受教育程度、自我健康状况等个人基本资料，其中自我健康状况由参与者以5点量表评分，1分代表非常不健康，5分代表非常健康。正/负向情感量表为Watson、Clark和Tellegen（1988）正/负向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的中文翻译版本，量表中包含描述正向和负向情绪状态的形容词各10个，以4点量表对各种情绪状态的感受程度评分，1分代表并无此感觉，4分代表有强烈感觉。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的分数为各自10个形容词的评分分数加总。

中庸信念/价值量表包含9组问题，每一组问题由两个符合中庸和不符合中庸的陈述句组成（例如：陈述一“自我反省是很重要的”和陈述二“事情做完就不要回头想它”），填答方式为强迫二选一，参与者必须从两组陈述句中选择一个较为同意的陈述句，并且以7点量表对每题选出的陈述句进行同意程度评分，1分表示同意程度为“非常不同意”, 7分表示同意程度为“非常同意”。参与者若选择不符合中庸的陈述句，对其同意程度评分反向计分，最后的量表分数为所有分数加总的总分。中文版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的测量采用其中词汇、记忆广度、数符替代三项分测验，分测验分数作为评估参与者认知表现的指标。

（三）设备与程序

本实验采用Intel Core 2 Quad（2.40GHz）个人计算机，以19寸ViewSonic G90fB映像管显示器（刷新频率85Hz）呈现所有刺激，用E-Prime 2.0实验软件控制刺激呈现及进行数据搜集。

学习阶段每一试次如图1所示，三个白色矩形与黑色十字先呈现500毫秒，提示图片随机呈现于左侧或右侧白色矩形位置200毫秒，侦测目标接着立即呈现于与情绪图片同侧或异侧的白色矩形中央。参与者用左手食指按F键表示目标出现于左侧，用右手食指按J键表示目标出现于右侧。目标项在参与者反应或者呈现持续时间达到1500毫秒后消失，500毫秒之后开始另一新的试次。除情绪性图片提示试次之外，为了确保参与者保持注视屏幕中央，在作业中增加数字试次，凝视十字后并不出现情绪性图片线索，仅有白色矩形呈现在两侧，但中间矩形中的黑色十字以阿拉伯数字取代，参与者被要求报告屏幕中所呈现之数字。除此之外，为确保参与者针对侦测目标做反应，而非对提示线索做反应，另外增加侦错试次，在情绪性图片线索出现后，没有出现侦测目标，参与者在侦错试次中不应做反应。

实验在安静的房间单独施测，主试先说明研究目的与程序，请参与者填写基本数据表并且请参与者填答中文版正负向情感量表，接着进入学习阶段（空间线索提示作业）。作业的指导语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参与者被要求尽快并且正确地反应侦测目标出现的位置，并且被告知侦测目标之前出现的提示线索大多数可以预测侦测目标可能出现的位置，但并非完全预测。所有参与者被要求保持注视屏幕中央的黑色十字，并且在数字试次中，要报告屏幕上所呈现的数字。在确认参与者完全了解操作方式与程序后，参与者先进行12次练习试次再完成正式作业。参与者并未被告知后续有情绪性图片的记忆测验。

考虑到老年组体力可能无法支持较长时间的测验，所以学习阶段前半呈现一半的情绪线索试次、数字试次和侦错试次，参与者完成前半短暂休息后，继续完成后半。学习阶段后，参与者休息片刻，接着填答中庸信念/价值量表，再进入测验阶段（再认记忆作业）。再认记忆作业中，情绪性图片以随机顺序呈现于屏幕中央，参与者判断图片是否在学习阶段出现过，用左手食指按D键表示图片为旧刺激，用右手食指按K键表示图片为新刺激，图片呈现至参与者反应，接着开始另一试次。测验阶段之后，对参与者进行简版ANT、MMSE与WAIS的词汇、数符替代与记忆广度分测验。

三 结果

（一）参与者基本资料

对参与者基本资料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年轻组中有三位参与者熟悉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验内容，所以这三位年轻参与者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验分数不列入计算。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老年组和年轻组在各测量之间的差异后发现，年轻组的健康自评分数比老年组高［t（58）＝-2.07, p＜0.05］，比老年组报告较高程度的负向情绪［t（58）＝-2.07, p＜0.05］，年轻组在MMSE上的平均得分比老年组高［t（55）＝-2.19，p＜0.05］。ANT没有发现两个年龄组在警觉、导向和执行注意力三项测量上的表现有显著差异。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分测验的分析结果方面，发现老年组的词汇分测验分数比年轻组高［t（55）＝3.12, p ＜0.05］，两个年龄组在数符替代和记忆广度分测验中的分数则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些结果与过去研究年龄差异的发现一致（Emery ＆ Hess, 2008），而两个年龄组的分测验分数显示，参与者在其年龄族群中的认知表现为中等表现。

高、低中庸思维组则以两个年龄组的中庸信念/价值量表分数的中位数作为切分点（老年组为51.5分，年轻组为49.5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年轻组和老年组的高、低中庸思维组之间的注意力效能、认知功能及受教育程度等是否有差异后发现，除中庸分数之外，其他测量分数都没有显著的差异（各组的基本数据见表3）。

（二）选择性注意力

整体分析以年龄为被试间变量，情绪效价和线索类型为被试内变量，采用年龄（年轻/老年）×中庸思维（高/低）×情绪效价（正向/负向）×激发（高激发/低激发）×线索有效性（有效/无效）混合设计方差分析。在对反应时间数据进行变异分析之前，均剔除错误反应，低于100毫秒或高于平均数加3个标准差的反应予以剔除。平均错误率为0.5%，离散值比例为1.12%。

结果显示，年龄有主效应，F（1, 56）＝42.4, p ＜0.0001，年轻参与者的反应时间平均比年长者快86毫秒，而年龄与情绪效价、激发产生交互作用［F（1, 56）＝5.22, p ＜0.05］（见图2），计划比较（planned comparison）显示，对低激发刺激，年轻参与者没有情绪偏误（正＝356毫秒vs．负＝357毫秒），老年参与者则对正向情绪刺激反应较快（正＝441毫秒vs．负＝449毫秒，计划比较，p ＜0.05），但是对高激发刺激，老年与年轻参与者都没有情绪偏误。换言之，在低激发刺激下会出现正向情绪效应，高激发刺激则没有年龄相关的情绪偏误。

接着分别以两个年龄组的中庸信念/价值量表分数的中位数作为切分点，按高、低中庸思维分组。加入中庸高、低思维组的分析发现中庸没有主效应，F ＜1，但中庸与情绪效价、激发有显著三阶交互作用［F（1, 56）＝5.45, p＜0.05］（见图3），计划比较显示，高中庸思维参与者不论情绪效价或激发的高低，反应时间都没有差异，但是低中庸参与者在低激发刺激下出现正向情绪偏误（正＝402毫秒vs．负＝409毫秒，计划比较，p＜0.05），而在高激发刺激下出现负向情绪偏误（正＝409毫秒vs.负＝404毫秒，计划比较，p＜0.05）。换言之，高中庸参与者的注意力处理不受情绪效价或激发的影响，而低中庸参与者受到刺激的情绪性影响。

不过这个分析也发现很多与线索有效性相关的效应，包括线索有效性的主效应〔F（1, 56）＝47.04, p＜0.0001，有效线索试次平均比无效线索试次快32毫秒〕、线索有效性与年龄交互作用〔F（1, 56）＝7.30, p＜0.01，老年参与者的线索有效性效应是显著的50毫秒，p ＜0.0001，但这个效应在年轻参与者身上为不显著的15毫秒，p＞0.15〕、线索有效性与情绪效价交互作用〔F（1, 56）＝7.30, p ＜0.01，在有效线索试次，正向与负向情绪刺激无差异，但在无效线索试次时，正向情绪刺激比负向情绪刺激快〕。有效与无效线索试次分别代表注意力的介入与脱离历程，所以接下来分别对有效与无效线索试次进行年龄（年轻/老年）×中庸思维（高/低）×情绪效价（正向/负向）×激发（高激发/低激发）混合设计方差分析。

对有效线索的分析发现，除年龄的主效应〔F（1, 56）＝27.38, p＜0.0001，年轻参与者反应较老年参与者快68毫秒〕之外，并无任何显著效应。但是在无效线索试次的分析中，年龄、情绪效价与激发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6）＝5.87, p＜0.05，见图4。计划比较发现，老年参与者对低激发刺激，出现正向情绪刺激比负向情绪刺激快的情绪偏误（正＝462毫秒vs．负＝479毫秒），但是对高激发刺激则并无偏误，年轻参与者则无论高低激发刺激，都没有任何情绪偏误。所以整体的正向情绪效应其实来自注意力脱离与转移时，也就是老年参与者在低激发刺激下的注意力处理，出现对负向情绪刺激脱离的困难。

无效线索试次的分析也发现中庸思维和情绪效价与激发的交互作用（见图5）, F（1, 56）＝4.72, p＜0.05，高中庸思维者并无情绪偏误，只有低中庸思维者在低激发刺激时，出现正向情绪刺激较快的效应（正＝412毫秒vs．负＝429毫秒）。无效线索试次分析中另外两个显著效应是情绪效价〔F（1, 56）＝4.09, p＜0.05，正向情绪刺激比负向情绪刺激快5毫秒〕与年龄〔F（1, 56）＝48.49, p＜0.0001，年轻参与者比老年参与者快105毫秒〕。

综合来看，高激发刺激没有发现情绪偏误，低激发刺激则出现了正向情绪效应，但这是来自参与者对正向情绪刺激的注意力脱离与转移（而非介入）比负向情绪刺激容易。但这些对低激发刺激的偏误发现并不适用于高中庸思维参与者或年轻参与者，他们对情绪刺激都没有偏误，只有低中庸思维参与者或者老年参与者才出现这些与注意力脱离与转移有关的情绪偏误。

（三）再认记忆

再认正确率分析显示，年轻参与者的正确再认率比老年参与者高，F（1, 56）＝10.84, p＜0.005（年轻参与者＝.56vs．老年参与者＝0.52），而且年轻参与者对情绪性图片的再认显著高于猜测概率50%, t（29）＝5.59, p＜0.0001，但是老年参与者并没有，t（29）＝1.46, p＝0.15。

高激发刺激平均有较佳的再认正确率，F（1, 56）＝4.17, p ＜0.05（高激发＝0.55 vs．低激发＝0.52），年龄与激发有交互作用，F（1, 56）＝4.06, p＜0.05，年轻参与者对高激发刺激有较佳的再认正确率（高激发＝0.58 vs．低激发＝0.53），老年参与者则无差异（高激发＝0.51 vs．低激发＝0.51）。注意力作业阶段发现注意力的正向情绪效应局限于低激发刺激，但记忆表现上的年龄、情绪效价与激发的三阶交互作用并不显著（p＞0.15），计划比较发现，老年参与者不论激发程度如何，记忆表现都没有情绪偏误，而年轻参与者在低激发刺激下出现正向情绪偏误，即正向情绪刺激的再认正确率高于负向情绪刺激（正向＝0.56 vs．负向＝0.50）（见图6）。

年轻参与者对低激发刺激在注意力作业阶段没有出现情绪偏误，却在记忆表现上有情绪偏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注意力作业阶段的反应时间与参与者当下动用的机制有关。参与者对无效试次动用抑制的机制来促成注意力的脱离，但是低激发刺激会进入精致化处理过程做关联性评估，使生态关联性较高的负向情绪刺激需要被施以更强的抑制，才能产生注意力的脱离。年轻参与者有效运用抑制机制，使他们对不同情绪刺激的表现并无差异，但仍然对记忆表征产生后果，造成他们后来对低激发负向情绪刺激的记忆表现最差，也就出现了低激发刺激的正向情绪偏误。相对地，老年参与者的抑制功能不佳，所以在注意力作业阶段出现面对负向无效线索时注意力脱离的困难（或正向情绪偏误），但因为并没有特别对负向情绪刺激施以更强的抑制，反而后来的再认表现不产生情绪偏误。

中庸思维与情绪效价也产生交互作用，F（1, 56）＝7.23, p ＜0.01。高中庸思维组：正向＝0.55 vs．负向＝0.51（事后比较不显著）；低中庸思维组：正向＝0.53 vs．负向＝0.56（事后比较不显著）。中庸思维、情绪效价与激发的三阶交互作用并不显著（p ＞0.2）。计划比较发现，低中庸思维组没有情绪偏误，高中庸思维组在高激发刺激下也没有情绪偏误，但对低激发刺激出现正向情绪偏误，即正向情绪刺激的正确再认率高于负向情绪刺激（正向＝0.56 vs．负向＝0.47）。记忆表现与学习阶段的偏误相反：高中庸思维参与者没有注意力表现上的情绪偏误，但是在记忆表现上有情绪偏误；低中庸思维参与者在注意力表现上有情绪偏误，但在记忆表现上反而没有情绪偏误。注意力与记忆结果呈相反形态的原因可能也是高中庸思维参与者在线索提示作业阶段，对低激发的负向无效线索图片做出较强的抑制，以有效维持注意力表现不受情绪影响，但是记忆表征的抑制造成对低激发负向无效线索图片较差的记忆表现，也就是正向情绪偏误。相对地，低中庸思维参与者没有对哪一个情绪类别施以更多的抑制，所以记忆表现反而没有情绪偏误（见图7）。

以上分析显示，老年参与者与年轻参与者的再认表现有落差，所以再个别分析：老年组的分析发现中庸与情绪效价有交互作用，F（1, 28）＝6.99, p＜0.05，中庸、情绪效价与激发有三阶交互作用，F（1, 28）＝4.45, p＜0.05。计划比较发现，对低激发刺激，高中庸老年组对正向情绪图片的再认正确率高于负向情绪图片（正向＝0.56 vs．负向＝0.47），但低中庸老年组却相反，对负向情绪图片的再认正确率高于正向情绪图片（正向＝0.47 vs．负向＝0.55），对高激发刺激则均无任何情绪偏误。事实上，即使老年组整体并未对情绪性图片产生再认记忆，但高中庸思维参与者对正向/低激发情绪图片的再认记忆却显著地好于猜测表现［t（13）＝2.75, p＜0.05］，低中庸思维参与者对负向/低激发情绪图片的再认记忆也达到边缘显著［t（15）＝2.04, p＝0.059］。是否高中庸思维参与者在低激发刺激下出现记忆表现的正向情绪效应？答案却是否定的。将高中庸思维参与者在低激发刺激的数据进行分析，年龄并不与情绪效价产生交互作用，F＜1，仅有情绪效价的主效应，F（1, 25）＝6.98, p＜0.05，也就是不分年龄都出现正向情绪偏误。另一方面，对年轻参与者的分析显示，高激发刺激的再认正确率高于低激发刺激，F（1, 28）＝6.61, p＜0.05，情绪效价与情绪激发呈交互作用，F（1, 28）＝6.34, p＜0.05，这种交互作用来自年轻参与者对负向/低激发刺激偏低的再认正确率（M＝0.50），虽然年轻参与者整体表现好于猜测的再认正确率表现，他们却唯独对负向/低激发这个类别的情绪性图片没有可靠的再认表现［t（29）＝0.22, p＞0.8］。

接着进行再认记忆的反应决策分析，试图厘清以上再认正确率的表现是否与决策标准有关。采用C为因变量进行与以上相同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情绪效价与激发产生三阶交互作用，F（1, 56）＝5.66, p＜0.05，对老年参与者，不论激发的高低，正向情绪刺激的标准比负向情绪刺激宽松，年轻参与者对低激发刺激亦是如此，但对高激发刺激的正、负项目的标准并无差异。另外，年龄与激发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6）＝14.7, p＜0.0005（年轻参与者对低激发刺激采取比高激发刺激及老年参与者更为严格的标准），正向（vs．负向）刺激或高激发（vs．低激发）刺激获得较宽松的标准，F（1, 56）＝22.68, p ＜ 0.0001, F（1, 56）＝5.88, p＜0.05，这些效应与前述三阶交互作用有关。决策标准上并没有任何与中庸相关的显著效应。反应偏误的分析显示，老年与年轻参与者均对正向情绪刺激采取较为宽松的标准，情绪效价与激发共同影响年轻参与者的标准，但老年参与者的决策标准仅受情绪效价影响。但这些决策标准的相关效应并不能解释再认正确率上的年龄、情绪效价与激发的交互作用或是中庸思维、情绪效价与激发的交互作用。

四 综合讨论

本研究利用空间线索提示与再认记忆作业检验中庸思维对情绪性信息的注意力与记忆处理，发现线索的情绪性一如预期地不影响高中庸思维者的选择性注意力（空间线索提示作业）表现，他们的（再认）记忆表现则不分年龄呈现对低激发情绪图片的正向情绪偏误，但他们没有在注意力或记忆表现上出现正向情绪效应。另一方面，线索的情绪性也如预期影响低中庸思维者的选择性注意力表现，他们对低激发的负向情绪线索产生注意力脱离的困难从而出现正向情绪偏误，他们在再认记忆表现上整体没有出现情绪偏误，但老年参与者为负向情绪偏误而年轻参与者为正向情绪偏误。除此之外，老年参与者的情绪偏误形态比较接近低中庸思维者的形态，注意力表现在低激发刺激下有正向情绪偏误，但记忆表现没有情绪偏误。年轻参与者的情绪偏误形态与高中庸思维者的形态近似，注意力表现没有情绪偏误，但记忆表现在低激发刺激下有正向情绪偏误。

就正向情绪效应而言，注意力表现的正向情绪效应出现在低激发刺激上，记忆表现没有正向情绪效应，但在低激发刺激上出现“负向”情绪效应，高激发刺激没有任何情绪偏误。注意力整体的正向情绪效应来自注意力脱离（无效线索试次），老年参与者有正向情绪偏误，而年轻参与者没有情绪偏误，并且这主要来自低中庸思维组的表现，高中庸思维组不论年轻还有年老都没有情绪偏误。在记忆表现上，高中庸思维组不论年龄大小都出现正向情绪偏误，低中庸思维组则出现与正向情绪效应相反的现象，年轻参与者出现正向情绪偏误，而老年参与者则为负向情绪偏误，也就是负向情绪效应。

本研究假设刺激的情绪性促发中庸思维，中庸思维协助个体设定情绪调节的目标与情绪目标，后者再引出对情绪性信息的注意力与记忆处理策略。以上研究结果支持这个观点。高中庸思维者的注意力表现果然不受刺激的情绪性（情绪效价与激发）影响，注意力表现没有情绪偏误，成功地维持“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的状态。相对地，低中庸思维者是对负向/低激发（相对正向/低激发）刺激有注意力脱离困难，负向情绪刺激因其在生存上比较重要的意涵而获得较为优先的地位，并主导低中庸思维者的注意力反应。不过低中庸思维者在刺激的激发程度高的时候，其注意力表现也不受情绪性影响，或许他们对高激发刺激有着与高中庸思维者相似的情绪调节目标，即避免注意力受情绪刺激引导。不过，本研究整体上也发现注意力与记忆的情绪偏误表现只出现在低激发刺激上，高激发刺激并无任何情绪偏误表现，Kensinger（2008）认为高与低的激发刺激在处理历程上有自动化与精致化（elaborative）处理的差异，低激发刺激影响的是精致化处理，与情绪性信息的关联性评估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可能只有低激发刺激受到中庸思维所设定的情绪调节目标的影响。

高中庸思维者的表现不仅在注意力表现上符合预期，其记忆表现也符合中庸思维设定的情绪目标，表现为对低激发刺激产生再认正确率高的正向情绪偏误。有趣的是，这种记忆表现可以由上游的注意力机制来解释，高中庸思维者在接触情绪刺激时可能采用抑制的机制，来避免负向情绪刺激造成注意力脱离困难，他们的注意力表现因此不出现情绪偏误，也维持了“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注意力策略可能造成记忆上的后果，低激发负向情绪刺激的表征受抑制而降低后来的回忆表现，造成低激发刺激的再认记忆出现正向情绪偏误。这种记忆偏误是试图维持情绪调节目标的注意力机制间接造成的，但它却一箭双雕地与中庸思维促发的情绪目标吻合，说明正向低激发的情绪是中庸所追求的理想情感目标（Tsai, 2007; Tsai et al., 2006；杨中芳，2010；杨中芳、赵志裕，1997）。中庸思维处理个别事件的择前思考构念与生活目标构念，有可能是透过同一组认知机制加以实践。不过另一方面，这种解释也显示，高中庸思维者日常生活的意识回忆可能是以低激发正向情绪内涵为主的，他们透过合理化与诠释的过程而重视正向/低激发的情感并非个体透过中庸思维去具体实践的情绪目标，有可能只是以注意力机制实践中庸思维的附带后果。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高中庸思维者的注意力与记忆情绪偏误的表现形态与年轻参与者接近，而低中庸思维者的表现与老年参与者接近，这是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发现。由于中庸思维与儒家思想及历史文化的联结，一般人对高中庸思维者的印象往往偏向老成、有修养，但是本研究发现，高中庸思维的老年参与者对情绪性信息的偏误及其处理模式与年轻参与者近似，他们可能都是在注意力处理时有能力去抑制负向情绪刺激，避免其造成注意力脱离困难，而对正向情绪刺激有较佳的记忆。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观点，我们检视了中庸思维、年龄、情绪效价与激发在再认正确率上的四阶交互作用，虽然这一交互作用是边缘显著［F（1, 56）＝3.68, p＝0.06］，但利用计划比较去检查低激发状态下的情绪偏误，发现高中庸思维的老年参与者与年轻参与者都对正向情绪刺激有较高的再认正确率（老年参与者：正向＝0.56 vs．负向＝0.47, p ＜0.05；年轻参与者：正向＝0.55 vs．负向＝0.48, p ＜0.05）。低中庸思维的老年参与者对低激发刺激呈现负向情绪偏误（正向＝0.47 vs．负向＝0.55, p ＜0.05），低中庸思维的年轻参与者则没有情绪偏误（正向＝0.57 vs．负向＝0.53）。这些情绪偏误的形态支持高中庸思维者或年轻人对低激发负向的无效线索有较强的注意力抑制，并导致后续的记忆缺损观点。

不过，认知老化研究提供的很强的证据显示，抑制机制受到老化的显著影响。为何高中庸思维的老年参与者能够像年轻人一样避免负向情绪刺激影响其注意力处理，并对正向情绪刺激形成较佳的记忆？一种可能是中庸思维透过不同的回路去启动抑制的脑机制，而相对不受老化的影响。也可能是低激发刺激接受关联性评估（Kensinger, 2008）时，中庸思维显著降低了负向情绪刺激的关联性，从而降低了负向情绪刺激在注意力脱离上的困难。不过，不论如何解释，目前的发现比较符合SOC模式（Baltes, 1987; Baltes ＆ Baltes, 1990）对正向情绪效应的解释，也就是年龄造成负向情绪偏误的降低，年长者运用补偿的机制（Ebner, Freund, ＆ Baltes, 2006）来面对老化带来的情绪威胁，以避免注意负向情绪刺激。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中庸思维似乎形成了一个情绪注意力与记忆老化的保健因子，高中庸思维者从年轻开始就实践与维持的情绪偏误形态不受老化的影响，但是低中庸思维者却在注意力表现上出现受老化影响的正向情绪效应。情绪偏误能否展现年龄差异？中庸思维似乎是一个调节因子。过去经常不能一致地在东亚文化中发现正向情绪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本研究发现，低中庸思维者的记忆表现还产生与正向情绪效应相反的“负向”情绪效应，这个与西方文献相反的结果，可能并非没有理由，Fung等（2010）也曾发现低相依性的香港老人在记忆表现上有负向情绪偏误，中庸与相依性的概念有显著相关（吴佳辉、林以正，2005），低中庸思维年长者的负向情绪偏误，与Fung等的发现很可能有相同的基础。

由于过去相关研究相当有限，所以本研究中很多解释是基于既有的认知与情绪研究文献所做的揣测，但也描述了许多有趣的研究问题与方向，期盼能引发更多研究去关注文化底蕴对心理行为的影响。“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个抽象的情绪表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被很多学者加以论述、批判与重新阐释。本研究透过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勾勒出中庸思维的具体实践机制，认为刺激的情绪性引发中庸思维择前慎思的构念（杨中芳，2010），促发维持“中”的情绪调节目标以及对负向情绪刺激的避免注意来协助注意力的脱离，并造成记忆的正向情绪偏误。中庸思维的情绪性信息处理模式接近年轻人，而非年长者，显示中庸对认知情绪老化的可能的保护角色，也难怪经典里的中庸代言人孔子以正向情绪描述自己，并十足表现出年轻人的样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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