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方自治改革之前俄国的国民教育状况

一 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国国民教育

在实施地方自治之前，俄国的国民教育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固定的教育体系开始形成。政府开办的既有第一批世俗学校，也有教会学校。前者主要包括3种：包括海军学校、炮兵学校、矿业学校、工程学校、医务学校、航海学校在内的职业学校，主要是为当时的军事服务；以国立小学（主要学习算术和几何）、警备学校为代表的面向贵族、军人和官员子女的初等教育学校，学生数量最多时达到2000多人；以接受国家资助的私立格柳克中学为代表的讲授地理、政治、外语（德语、法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哲学、骑术的普遍教育学校。[1]世俗学校的建立，使文化教育摆脱了宗教的控制，这无疑是一项重要变革。与此同时，在东正教主教公会成立之后，政府对于宗教教育给予了很大支持，于是在4年之内成立了13所主教区学校（архиерейская школа）。这些主教区学校由教会部门提供经费，向神职人员子女免费提供义务教育，以帮助他们出任宗教职位。[2]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的1775年，各省成立了“社会救济衙门”（Приказ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призрения），其任务除了进行管理慈善组织以外，还负责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办和监督国民学校。但是该衙门的资金很少，没有人才，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因此在它的管理之下学校的建设非常缓慢。[3]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782年政府设立了“创建学校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об учреждения училищ），为建设国民学校编制规划、制定章程、编写教材，并对全国的学校进行管理。1786年8月5日政府出台了《国民学校章程》，这是针对全俄国的第一个国民教育法令。该法令规定，在省城开办四年制的中心学校（главное народное училище），其类型近似于中学；在县城开办两年制的县立小学（малое народное училище），讲授阅读、书写、语法、算术等课程。在农村地区出现了一级制学校（однокласская школа），作为县级学校的补充。此外，还出现了统一的教学规划和班级课堂教学制，将这两级学校衔接起来。这些学校与已经存在的等级学校（如贵族中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大学一起，首次构成了一种完善的教育体系。[4]据文献记载，到1789年末已经成立了170所国民学校，其中有中心学校43所；1793年共有学校311所，学生18297人；到18世纪末，全国共有学校550所，学生人数达6万～7万。[5]

二 亚历山大一世对国民教育的改革

1802年亚历山大一世设立国民教育部，作为全国管理文化、教育、书刊审查等方面的中央机构，而原来的“创建学校委员会”被“学校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правление училищ）所取代。1803年在全国建设学校的计划得以批准，并且设立了六大教学区（учебный округ）：莫斯科教学区、维尔诺教学区、捷尔普茨克教学区、哈尔科夫教学区、喀山教学区和圣彼得堡教学区。其中莫斯科教学区包括11个省，圣彼得堡教学区包括8个省，每一个教学区都会建立起一所大学和若干所学校。[6]1804年10月5日，政府又制定了一项章程，规定当时的国民教育体制包括四个递进的等级：教区学校（приходская школа，以教区为单位，城乡均可设置，学制为一年），县级学校（уездное училище，设置在每个县城，学制为二年），专门中学（гимназия，又称为“省级中学”，位于省城，学制为四年），大学（位于省城，学制为三年）。在这里，教区学校和县级学校来源于以前的县立小学和中心学校的低年级，而原先中心学校的三、四年级则转变为专门中学的一、二年级，所以专门中学的课程相对较为高级。[7]科学院为高等学校培养教师，大学开设有师范学院，为中等学校培养教师（但是大学生数量很少而且素质也比较差）；而县级学校的教师一般是中等教会学校或者专门中学的毕业生。[8]与此同时，学校事业的管理体系也是被分为四等：教区学校由县级学校监督员管理，县级学校由省级中学的校长管理，省级中学则服从于大学的领导（大学要负责创办中小学，为它们提供教材和教师等），而大学则由教学区的督学 （попечитель）直接监管，督学则是学校管理总局的成员，总局负责管理和监督国内所有的学校。[9]1804年的学校章程还标志着独立而有计划性的中等学校的正式诞生。[10]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县级学校、省级中学和大学完全由国家提供资金，而教区学校则由城市公社、农村公社和地主提供经费，但是地主和农民根本不关心学校事务，所以教区学校的建设基本上依靠当地的神职人员，其数量的增长极其缓慢，经常被迫关闭。[11]根据《俄罗斯帝国1825年城市和市镇统计状况》这一资料，在总共533个县级行政中心的城镇（штатный город）、102个非县级行政中心的城镇（заштатный город）、51个村镇（местечко）和市镇（посад）中，没有建一所学校的有131个县级行政中心的城镇、81个非县级行政中心的城镇、47个村镇和市镇；在总人口超过350万的全部686个城市居民点中，各类学校只有1095所。[12]

三 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的发展

尼古拉一世上台之后，对教育事业较为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教育状况。他首先是在1826年成立“学校建设委员会”（Комитет устройства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专门负责全国从教区学校到大学等各类学校的建设，并任命国民教育部部长为委员会主席。同年，为了使教学区能够更为便利地监督下辖的省份，沙皇政府做出了变更教学区设置的决定，全国被分为八大教学区：圣彼得堡教学区、白俄罗斯教学区、莫斯科教学区、哈尔科夫教学区、喀山教学区、敖德萨教学区、捷尔普茨克教学区、维尔诺教学区。每个教学区所管辖的省份与之前都有变化。此外，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地区、西伯利亚各省、波兰王国的学校都由当地的政府部门管理。[13]1828年12月8日颁布《中学、县级学校和教区学校章程》，该章程重申将学校划分为中学、县级学校和教区学校三种类型，但是废除了它们之间的递进性，而是改为按照等级分类，即每个等级创办的学校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并拥有完整的课程设置。[14]1828年章程强化了这三种学校的等级色彩，导致它们的存在都是为某种等级服务的：中学招收的是贵族和官员子弟，县级学校面向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的子女，而教区学校则面向下等阶层（包括农村居民在内），也就是说地主和农民子女被禁止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学习，只能接受教区学校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三种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也不一样：中学的课程为七年制，有教师11人（教授希腊语的中学有12人）；县级学校为三年制，有教师5人；教区学校为一年制（课程仅包括神学、阅读、四则运算），有教师2人。[15]此外，三种学校的经费供给还延续之前的制度：中学和县级学校都是由国家提供经费，因而发展迅速；教区学校由下等阶层提供经费，发展则慢得多，有些地主为了免于政府的束缚，甚至关闭了自己建设的学校。在三类学校的管理上，也基本延续1804年章程中的学校管理模式。

为了给中小学校培养教师，1828年政府重建了中心师范学院（Глав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该学院几经变革，到1859年被废除时，已经培养了接近700名学生，其中大部分进入国民教育部的下属各单位工作。[16]1835年的教学区章程废除了之前通过大学来监督中学和县级学校的制度，而将这一职责直接交给教学区的督学（попечитель），并成立了以督学为主席的监督委员会，大学则专注于科学研究。[17]

除了国民教育部之外，从19世纪30年代起，政府各机关纷纷开办本部门的初等学校，特别是国家财产部，较为热衷于在国有农村开办学校，以培养乡里和村里的文书。在教会部门的协助下，国家财产部的农村学校数量迅速增长，1836年时国有农村的学校不超过60所，学生为1880人；到1848年全国已有1654所，学生为49248人；到1855年增长到2642所，学生达到139320人（其中包括19653名女生）；到地方自治改革之前，国家财产部所建的学校大约有3000所，学生为15万人左右。[18]国家财产部对于教学条件也做出了相关规定：一名教师教授的学生不能超过50名，如果超过了这一人数就应当为其配备助手。教师的薪水从每年85卢布到115卢布不等，读完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可以获得1.5倍的薪水。[19]除此之外，内务部、份地、教会、军事、矿产、财政等部门也都开设了自己的农村学校，但是数量相对较少。这些学校与国民教育部的教区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它们也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即培养农村的文员、土地测量员和医士等。

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末期，俄国共有8所大学、4所贵族法政学校（лицей）、接近40所男子和女子学院、59所中学、43所士官武备学校（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45所中等教会学校（духовная семинария）和各类机关部门创办的中小学校大约1万所。[20]到1856年，官方的中央统计委员会对各种部门开办的初等学校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统计，结果查明，包括波兰和芬兰在内，俄罗斯帝国共有初等国民学校8227所，学生总数为450002人，而当时的全国人口大约为6400万。[21]

四 亚历山大二世初期国民教育的状况

亚历山大二世上任之初，开始对教育管理机构进行某些变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856年恢复于1831年废除的学者委员会（Уч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将其作为学校管理总局的下属单位。学者委员会的任务是为学校编写教材、制定教学大纲、提出审查报告和方案等。在它的促动下，俄国的大批学者、教育家、教师都加入编写教材、教辅资料、阅读材料的活动之中。当时著名的教育家К.Д.乌申斯基、Д.И.季霍米洛夫、Н.И.皮罗格夫、Н.А.考尔夫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教育学著作，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这对于后来的教育进步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2]特别是К.Д.乌申斯基，他在1860年和1862年分别出版了《儿童世界》（《Детский мир》）和《祖国语言》（《Родное слово》），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教科书，激发了一股教育研究热潮，他本人也被后人誉为“人民教育家”[23]。

资料显示，到1863年，俄国的各类学校共有3.556万所，学生达上百万人[24]，虽然这项数据明显有夸大之嫌，与当时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并不相符，但即便如此，相对于俄国的庞大人口来说，这仍然是很小的数字。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俄国受过初等学校教育的人数只占0.7%，在城市里稍多一些，为3%～5%[25]。但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学校仅仅存在于政府和教会部门的报告中，并不发挥实际作用。在有些地方，虽然班级名单上显示有50名学生，但实际上只有3～6人在上课。[26]而那些真实存在的学校，无论是教学方面，还是经营管理方面和卫生方面，都无法达到应有的标准。例如莫斯科省，“在地方自治机构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学校，管理非常混乱，没有应有的领导者，优秀教师非常缺乏，教学成果也并不显著”。而赫尔松省，“在国民学校教师中根本没有受过师范教育的人，任何识字者，只要他愿意在学校里给孩子们授课，都可以充当教师”。[27]总的来说，在实行地方自治改革之前，俄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另外，随着学校数量的增长，政府对于国民教育的多头管理越来越无法适应农奴制废除之后的实际形势。当时只有城市教区学校以及某些市镇和农村的学校由国民教育部直接管理，其余的大部分学校在教会部门、国家财产部、份地部门的管理之下，而国民教育部只能间接地对其进行监督。在国民教育方面，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无法制定统一的教育规划。在地方自治机构成立之后，这种情况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才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