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

2018年卷 总第6期

第15~25页

©SSAP, 2018

海洋社会事实与中国海洋社会学

刘敏刘敏,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海洋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海洋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孕育着对海洋社会事实的知识需求,中国海洋社会学应运而生。为解决学科范畴偏离与学科理论匮乏等制约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近年来,中国海洋社会学在海洋社会事实呈现、海洋治理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有利于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及学科意识培养。作为一门正在建构中的本土分支社会学学科,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道不在于介绍与借鉴西方相关科学的理论,而在于对海洋社会事实进行经验研究和理论阐释,达到对海洋与社会关系的整体理解的目的,进而实现海洋社会学的知识增长和学科发展。

关键词:中国海洋社会学 海洋与社会 海洋社会事实 学科建设

一 社会转型与中国海洋社会学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农耕历史与乡土文明的农业大国,中国的海洋文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发展等问题,一直似乎都是离我们很远的命题,关于海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一直是一个脱离国家政治话语的边缘学科。然而,中国是地球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自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以来,海洋不仅为沿岸渔村和渔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也为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运作做出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贡献,人类逐渐迈入海洋时代。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裹挟之下,中国的海疆大门洞开、海洋开发程度日渐加深、蓝色发展空间不断拓展,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不断纳入大量海洋元素。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基本上位于沿海地区。然而,在实现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沿海地区普遍面临过度捕捞与近海渔业资源退化、海洋污染与海岸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海洋与社会的关系逐渐恶化。因此,近年来,中央意识到了海洋蓝色发展空间的重要性,要求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并确立了通过推进制度建设和强化政府引导,来加快构建人海和谐关系的海洋发展新思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要求。

现代中国孕育着对海洋社会事实的知识需求。无论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当下迫切的海洋环境问题来看,超越乡土文化观念和呈现海洋社会事实都是相当重要的。我们需要运用一种更为历史的、多元的视野去看待海洋,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依附于陆地的客体化或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存在。随着中国的海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日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解决海洋问题不仅需要海洋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强势介入,还需要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积极干预,需要对海洋社会事实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和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海洋问题随之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21世纪以来,在社会学领域,以崔凤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积极主动参与海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的知识生产,中国海洋社会学应运而生。正是基于渔民生计转型、渔业过度捕捞、渔村发展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等问题的经验分析与理论研究的不断积累,海洋社会学迅速在全国各地得到发展。崔凤:《海洋与社会——海洋社会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崔凤等:《海洋社会学的建构——基本概念与体系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崔凤:《海洋发展与沿海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作为对“社会事实”的关注,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之中,海洋社会学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海洋问题,去呈现海洋社会事实,从海洋与社会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海洋问题的社会机制,并围绕海洋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建构等展开深入交流。

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之中,中国海洋社会学既关注海洋与社会之间具体的、局部的互动,如过度捕捞所带来的渔业资源退化与传统渔民生计困境;同时,更关注海洋与社会之间综合性、整体性的互动,进而在探索海洋与社会互动的社会机制基础之上,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促进海洋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社会学超越了传统农村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在基础概念的内涵阐释和学科建设的体系架构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其经验研究则在战略构想、海洋管理、环境治理、群体分化、渔民生活等方面展现了其特有的实践价值。唐国建:《建构与脱嵌——中国海洋社会学10年发展评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近年来,因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的支撑,海洋社会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应该承认,海洋社会学总体而言还是一门十分年轻、亟待发展的学科,目前还处于知识积累和学科建设阶段。这个学科对海洋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对海洋生态治理与海洋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还十分有限,亟待在厘清其学科属性与特性的基础之上,重视海洋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促进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与研究拓展,从而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创新。

二 海洋社会的特性及其事实呈现

当前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与学科分化大多从地域(territorialization)或“陆地”而来,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或者是对以“陆地”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分析,如教育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女性社会学等;或者是以所谓“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为特征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社会学研究等。基于一种陆地本位的视角,人们关于海洋的传统认识多将海洋看作陆地的附属、边缘和终结。杨国桢:《人海和谐:新海洋观与21世纪的社会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陆地”社会学假设社会关系结构的演变场域在“陆地”,而不在“海洋”。在经典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诸多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超越这些二元对立的学科范式被广泛运用,如时间-空间、个体-集体、农村-城市等,但对“陆地-海洋”的二元关系结构却缺乏相应的讨论和研究。“海洋”与“陆地”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相对于陆地社会,海洋社会又有什么样的独特属性?

草场、渔场作为典型的公地资源,同时也是陆地社会与海洋社会的问题重点及治理难点,治理不当会带来公地悲剧。在陆地社会,草原作为一种公地,公共的不是牲畜,也不是土地,而是生长在土地上的草。通常,草原上的战争不完全是为了争地、争牲畜,而是为了争肥沃的草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草原上一种常见的自然形态,沙漠通常被认为没有价值或者价值很低,因此,我们很难见到有为争夺沙漠而发生的部落战争。张五常谈道,牧民在草地上不植树而畜牧,并不是因为草地共有,而是因为牲畜可以在晚上赶回家,而种在草地上的树晚上不可以带回家。这样一来,如果种树,不被他人砍下烧火取暖才怪。当然,张五常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谈租金与资源竞争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指出公地资源的特性。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2,第115页。游牧社会中的牧民通常视草原上的大树为神圣之物。例如,中国北方草原的蒙古族有“神树崇拜”的观念,非洲的班图人部落也有“大树下的政治”。这不仅因为草原上自然环境恶劣(如干旱少雨)不利于大树生长,同时,作为公共物品的代表,草原上的大树需得到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特殊保护,才能够得以继续存在。否则,作为共有草地上的活物,早如同在上面活动的其他活物(如黄羊、野兔等)被直接带回家了。

与草地类似,渔场作为一种“公地”,公共的不是所谓的“海洋国土”,也不是活动在上面的渔船,更不是满眼可见的海水。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海洋公地,主要是指生活在其中的渔业资源。在传统的渔场争斗中,争的不完全是海洋疆土,更不是私人拥有的渔船,而是在海洋中游动的鱼。与荒漠草原类似,渔业资源很少的地方,如缺少大型鱼群的公海及渔业资源枯竭的中国近海,在渔民眼里,通常被认为是没有价值或者价值很低的。然而,渔场与同样作为公共资源的池塘虽有共通之处,但相比草场,渔场的管理更复杂。虽然草场存在管理上的诸多困难,但总体而言,草场资源的稀缺状况是可以被觉察的,而且也可以进行产权边界设定与明晰化建设。这意味着,草场的公共性特征能够得到管理和控制。由于流动性,渔业资源的管理就复杂多了。

渔业资源不仅流动,而且藏匿在海洋中,即使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也很难被直接观察。这使得近海渔业资源问题的公共性特征更加明显和不确定。用张五常的话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草场可以被私有化并有业主管理,而渔场没有业主,没有人收租。〔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30页。虽然渔民能够大概掌握渔场的位置与鱼群的游动,但即使是在现代科技条件之下,渔民对于鱼的数量和种类的把握还是不确定的。按照道格拉斯·诺思的理解,渔业资源的这种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可以理解为“源于人类互动过程中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张五常:《公海渔业、私产替代、利益团体》,张五常新浪博客,2012年8月7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2dyuv.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4日。为此,渔民能够做的,便是尽可能地多打鱼回家。因为渔民不能够确定在第二天,同样的鱼群还停留在同样的地方。此外,即使能够确认鱼群还停留在同样的地方,也不能够确定该鱼群会不会被路过的其他渔船捕捞了,而这就是海洋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事实”。

从迪尔凯姆开始,社会学研究强调对社会事实的呈现,并强调“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因此,海洋社会学研究需要准确理解以海洋知识为基础的“海洋社会事实”。然而,在陆地社会,有着固定的社区和居民,因此,他们会注意到环境问题的发生,使之问题化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然而,在海洋社会,并不存在固定的社区和居民,因此没有一种可被视为“社会监察者”的群体来关注正在发生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缺少对基本的海洋社会事实的呈现理解,在海洋问题研究及海洋环境治理的过程之中,我们只能依靠许多抽象的知识或信息,从而导致不知道如何动员社会关心海洋,这也导致在海洋领域的环境关心、环境抗争与环境政策等方面,与陆地社会的环境治理途径有很大不同。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海洋社会与陆地社会的不同,摩尔(Arthur P. J. Mol)认为,未来十年内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将从森林退化、河流污染、空气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或开发等陆地社会问题,转向海洋渔业退化、海洋能源(石油、风能、潮汐能)及海洋矿藏开发等问题。他还认为,在海洋研究领域,不同的社会力量正在发生碰撞,并已经成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其他学者研究的焦点,并尝试着如何正确地解决海洋问题与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荷〕阿瑟·摩尔、邢一新:《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探索》,载陈阿江编《环境社会学是什么——中外学者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56页。

当前,缺少对海洋社会事实的研究、呈现和理解,导致海洋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常常成为海洋社会学研究重要的参考文献部分。海洋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基本的海洋社会事实,因此,与组织社会学、分层研究等其他社会学分支学科相比,海洋社会学的交叉特性更加明显,这构成了海洋社会学的发展优势。但是,过度依赖由自然科学研究来提供基本的海洋社会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社会的学科普及与知识增长。例如,目前海洋社会学研究主要在海洋科学知识相对积累较为深厚的涉海院校开展。海洋社会学不仅没能在绝大多数的非涉海院校中开展,同时也没有能够及时地与其他社会学分支学科开展学科对话和交流,从而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为此,笔者认为,认识到“海洋社会事实”的研究对于海洋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和科学意识培育的重要性,并深刻认识到当前海洋社会学研究的不足,将有利于海洋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创新做出应有贡献。

三 海洋社会事实与海洋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就学科属性而言,海洋社会学是以海洋生态系统和渔村社会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核心研究对象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一方面关注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社会机制,重视渔业资源退化与海洋生态破坏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关注传统渔民转型和渔村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而探讨渔业作为一种生计方式和生活形态所不同于乡土社会的地方,继而对以陆地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学进行对话和反思,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自觉。也正是因为主要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相关学者不仅容易将相关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归纳到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同时也容易将渔民、渔村问题归纳到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之中。与此同时,正是因为面临这样的学术争议或争鸣,我们必须正视海洋社会事实的研究和呈现。

汉尼根(John Hannigan)认为,未来环境问题和冲突将围绕海洋而不断增加。为此,他认为,对海洋问题的思考,不能将其留给地理学家和法律学者,社会学应该主动介入海洋退化、海洋资源开发、过度捕捞等问题,去认识海洋生物多样性破坏的社会成因和后果。〔加〕约翰·汉尼根、刘丹:《社会建构主义与环境》,载陈阿江编《环境社会学是什么——中外学者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41页。崔凤也认为,海洋社会学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学科意识,应该体现社会学的学科特性。为了避免被边缘化,其研究应该能够与主流社会学进行交流与对话,应该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学,在主流社会学研究中形成具有海洋特色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观点。崔凤:《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笔者认为,只有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基本海洋社会事实,只有深入地把握海洋与社会互动的社会机制,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海洋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和理论建构,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海洋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对话。

海洋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是发现、呈现与研究海洋社会事实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海洋开发力度加大与人类海洋实践加深的时代产物,海洋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理论、范畴、方法等对海洋社会进行分析、研究,是社会学在海洋领域应用研究的一项新探索。庞玉珍、蔡勤禹:《关于海洋社会学理论建构几个问题的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崔凤:《海洋社会学: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一项新探索》,《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8期。在崔凤看来,所谓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问题,主要是解决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以及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问题。如果以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来划分社会学的话,海洋社会学则属于应用社会学,因为它将人类海洋开发行为确定为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围绕人类海洋开发行为开展大力的经验研究,进而探讨影响和制约人类海洋开发行为的社会因素以及人类海洋开发行为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崔凤:《再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同春芬等也认为,海洋社会学作为应用社会学的一项新探索,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海洋与社会的关系、人类海洋开发活动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他们将运用海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来实证研究海洋渔民何以被边缘化,认为海洋渔民作为一个不同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特殊群体,由于受到社会变迁和社会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其在社会系统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越来越趋于“边缘化”。同春芬、张曦兮、黄艺:《海洋渔民何以边缘化——海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3期。

以费孝通、郑杭生等学者为代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有着经世济用与分析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优良传统,而海洋社会学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海洋社会学以解释海洋问题的社会机制、提供公共政策建议与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应用传统为特色,这些特色也是海洋社会学的立身之本。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实用品格”在一定程度上虽然难以避免学科范畴的偏离和学科理论的匮乏无谓辩争,但作为一门正在建构中的本土学科,在日益变化的人海关系中获得海洋社会知识、把握海洋与社会互动的复杂社会机制,的确是学科发展的有效路径。事实上,缘于对海洋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现实关怀,以及基于海洋社会事实的不断研究积累,中国海洋社会学自诞生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并在近些年展现出理论建构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发展新面貌。例如,近年来,崔凤及其团队在海洋社会学理论体系框架及基本概念界定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理论体系框架的理念上实现了从移植西方到本土创新,在基本概念的界定过程中表达了学科自信和理论自觉。崔凤、宋宁而:《海洋社会学英文译名辨析——以人类海洋开发活动变迁为视角的考察》,《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3期。正是大量相关海洋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为今后中国海洋社会学的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知识的增长与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海洋社会学是中国转型时期海洋发展问题不断凸显的社会产物。由于西方海洋社会学的已有研究成果较为缺乏,以实地研究为基础和应用研究为导向的海洋社会学在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面临学科范畴偏离与学科理论匮乏的局面。因此,有学者指出,海洋社会学需要加强学科意识和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化,而学科理论建设需要学科共同体走出宏大叙事、走向田野、走向理论演绎,并建议海洋社会学重在研究海洋开发的社会机制、社会过程与社会后果,同时需要关注文化因素。陈涛:《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突破》,《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从理顺海洋与陆地的关系来说,中国社会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对象的内敛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代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范式创新。无论是从陆地社会学还是从海洋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出发,研究者都必须直面两个基本议题:一是如何认识海洋社会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共通与差异;二是如何理解沿海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海洋生态危机与海洋发展问题日益加深这一社会事实。关于第二个议题,相关研究基本是在总结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不忘指出渔民生计与海洋生态等各方面存在的各种深层问题或矛盾,认为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海洋生态问题是海洋社会的一体两面。然而关于第一个问题却发生了较大分歧,论者大多在海洋社会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走上了极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海洋社会学,发展出一种海洋社会学“偏重于应用研究”的学科偏见。事实上,应用研究和理论建构是海洋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体两面,并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之中呈现了与其他分支社会学所不同的、丰富的学科特性。

本土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应深耕于本土社会的实际问题,应深耕于海洋问题的社会机制解释,然后形成相关海洋社会的核心理念和关键概念,并通过相关核心理念和关键概念自觉地、创造性运用的过程,形成相应的学术共同体,进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之中,将相关理念或概念进行深化和拓展,从而推进一个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机制解释就是理论解释。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随着海洋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不断发展,海洋社会学对于海洋问题的社会机制的解释也越来越深入,从而在合理地理解和解释海洋社会问题的同时,不断地建构其学科的合法性,并逐步完成学科从应用研究向理论建构的创造性发展。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海洋社会学应强调而非消解其应用属性,应加强与涉海政府部门的合作,努力探索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以实现海洋与社会和谐共处为目标的政策制定与海洋管理的现实意义,当然,正如洪大用所提及的,我们要注意避免政策导向的社会学研究中的种种不良倾向,特别是要端正研究者的观念和态度,使政策研究和设计更加完善,不断提升政策研究水平。参见洪大用《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从而在解释海洋问题的社会机制的基础之上,不断彰显海洋社会学的海洋特性。

如何理解海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海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海洋生态系统。因此,全面地理解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对解决特定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或海洋社会发展问题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海洋社会学研究离不开以“海洋”这一具体的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涉及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海洋保育等海洋科学问题,因此,海洋社会学研究对象包含太多相关海洋科学的要素或变量,它不仅需要将海洋学、生态学、渔业学等列为必修科目,而且在研究具体的海洋社会或环境问题的时候,还要充分借鉴海洋科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相关渔业资源退化的相关数据统计和分析等,从而把握仅凭参与观察和实地访谈难以感知的渔业资源退化与海洋污染等问题,了解相应的海洋环境和社会问题所带来的连锁效应,进而对海洋与社会关系形成有效的社会学研究。换言之,虽然海洋社会学最终是对海洋社会的理解,但海洋社会学对海洋社会的研究是建立在对海洋特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需要较为丰富的海洋科学知识。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科学看待近海渔业资源问题,就需要对渔业知识及海洋渔业生态系统有基本的理解。

在重构乡土中国的海洋文化特性的同时,解释海洋问题背后的社会机制,以及诠释海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无疑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以中国近海的过度捕捞和渔业资源退化为例,人海关系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过度捕捞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涉及传统渔民等相关海洋社会主体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的变迁过程。这意味着要将近海渔业资源退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联系起来,一方面,因为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工业发展与渔业技术进步,传统渔民的捕捞能力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也带来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合理的海洋开发带来了海水污染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过量的海鲜消费需求则带来了过度捕捞问题。因此,在面对过度捕捞等海洋社会学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局限于某个小渔村,也不能简单地局限于问题的描述分析之中,从而陷于自说自话的境地,而应将这些海洋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置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分析,置于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中去谈,从而形成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和交流,唐国建:《海洋渔村的“终结”——海洋开发资源再配置与渔村的变迁》,海洋出版社,2012。进而摆脱海洋社会学研究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

五 结论与反思

整体而言,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当前研究仍停留在概念定义、范围界定、海洋文化梳理等研究范畴之上,能够以海洋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实地研究还相对较少,能够提供给学界的海洋社会事实更是少之又少,这也使得近年来海洋社会学饱受知识界和政策研究者的质疑和批判。笔者认为,与其停留在学科名称的坚持与概念的辨析,倒不如去直面海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去做踏实的实地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去为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留下真实的观察与真切的思考,从而将一种有别于陆地社会的海洋社会及海洋社会事实呈现给学界,并借此提供一种反思中国社会、理性看待世界的新颖研究视角,进而拓展内生于乡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的比较社会学想象力。

作为一门正在建构中的本土分支社会学学科,中国海洋社会学重申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性,海洋社会事实的呈现也有利于促使学界从方法论重新思考“乡土中国”这一文化概念,并在沿海地区的海洋实践基础之上,去重新审视海洋社会的文化特性及族群互动。整体而言,学科范畴的不确定与学科理论的匮乏是任何社会学分支学科在创建初期都会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不是中国海洋社会学所面临的独特问题。总之,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学科特色彰显与理论体系建构是一个呈现并理解海洋社会事实的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海洋社会学学科意识和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化,相反,透过一个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海洋社会学有能力理解海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问题或现象。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根本之道不在于介绍与借鉴西方相关科学的理论,而在于对海洋社会事实进行经验研究和理论阐释,达到对海洋与社会关系的整体理解的目的,进而实现海洋社会学的知识增长和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