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综述

（一）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最初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社会学的重要概念提出的，1922年德国社会学家Simmel首先提出了“网络”的概念，“社会网络”一词则是1940年由英国人类学者Radcliffe Brown首次使用，Elizabeth Bott于1957年出版的《家庭与社会网络：城市百姓人家中的角色、规范、外界联系》被认为是研究社会网络的经典之作，直到60年代以后，社会网络的研究才被相关领域所认同并推广（马丁·奇达夫、蔡文斌，2007）。国内外研究社会网络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理论模式，包括网络结构论、嵌入性理论、社会资源论等，以及费孝通（1948）的“差序格局”、黄国光（1985）的“人情面子”等。Granovetter（1973, 1982, 1985）将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路径较短、行动者间相互信任高度互动、所传递信息深入，而弱关系范围较广、信息量大、易产生创新；Krackhardt（1992）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该观点，他认为强关系传递影响力和信任有利于组织变迁。Burt（1992）提出“结构空洞”概念，认为对信息传递影响的是网络整体而非网络中的关系。Lin（1999, 2001）从网络结构出发，认为网络成员社会地位、个人社会网络的不同构成、个人与网络其他成员的密切程度对个体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费孝通（1948）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中国是由无数私人关系网络组成的差序社会，并将此形象地比喻为以个人为中心的蜘蛛网，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就像是将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涟漪反应。通过研究中国社会交往的特点，黄光国（1985）发现中国人通过“人情”“面子”“关系”影响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形成了“人情与面子”理论。金耀基（1992, 1993）指出，中国市场目前尚不完善，关系在帮助人们实现某些正常途径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扮演了重要的工具性角色。而西方社会网络则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其应用也要建立在不抵触现存制度、不损坏全社会利益的基础上（Hwang, 1987）。

社会网络在经济学、管理学中的应用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包括社会网络对资源整合的影响（Wiklund and Shepherd, 2009; Wang and Zajac, 2007；李正风、张成岗，2005；沈宗庆、刘西林，2007；江蕾、蔡云、陈鸿鹰，2011；陈莉平、万迪，2006；刘苹、蔡鹏、蒋斌，2010）、对技术创新的影响（Ahuja, 2000; Berg Pekka, 2006；李庆东，2006；于全辉，2006；钱瑜，2008；王贤梅、胡汉辉，2009）等。尤其在近年来信息技术背景下，在线社会网络应用也应运而生，包括社交网站、博客、微博等（张宇，2009；马延妮、郭宇春，2009; Eeverted, 2010; Kumar et al. , 2006；胡海波，2010）。

（二）农户技术采用

有关农业高新技术采用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从静态（Rogers, 1962; Lee and Stewand, 1983; Doss, 2006）到动态（Leggesse et al. , 2004; Abdulai and Huffman, 2005; Price et al. , 2005）、从定性（杨大春，1990；黄季焜，1994；查世煜，1994；汤锦如，1995；孔祥智，2004）到定量（韩青、谭向勇，2004；王济文，1995；朱希刚、赵绪福，1995；奉公等，2005）等角度，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做了深入研究，现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Rogers（1962）定义了技术采用过程是“个体从第一次听说到最终采用一项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可大致分为家庭及个体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所采用技术的特征三个方面。实证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收入、耕地禀赋、土地规模、机会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可使用性、种植制度等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Feder et al. , 1985;Rogers, 1962；曹建民等，2005；方松海、孔祥智，2005；张兵、周彬，2006；唐博文等，2010; Yamamura, 2012；李想、穆月英，2013）。技术采用行为会因采用技术的类型而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率（戴思锐，2005）。农户节水灌溉技术因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表现出强个体行为（韩菁、谭向勇，2004）。除了影响技术采用共性因素外，水价、用水制度、初始资产、信贷约束、灌溉设备成本等因素也影响农户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纳行为（Wang et al. , 2008; Koundour et al. , 2006）。有些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将农户技术采用看作一次性采用过程，即采用或不采用，这种假设与事实并不符（Besley and Case, 1993; Conley and Udry, 2010）。现实中农户技术采用可能表现为一个连续的或“逐步的”过程。“绿色革命”高产品种的采用和转基因种子的采用表明，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地将全部土地都种植新品种，而是采取循序渐进过渡模式，首先部分采用，然后逐步调整采用决策。Barham等（2004）解释了驱动农户采用这种渐进式模式的原因，认为农业技术采用追求期望收益最大化，而未来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这要求农户通过风险管理、学习行为以及投资调整来降低收益的不确定性。由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转变是未来技术采用研究的方向。

（三）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

农户交流和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大部分农户处于不完全信息环境状态，通过社交网络交流和学习过程，可以有效地获取信息，改进农户知识积累，提高技术利用效率。社会网络具有高密集度和较短的传播路径，能够提高技术扩散速率（Watts and Strogatz, 1998），且社会网络中人际关系结构对技术扩散的速率分布有重要影响（曾明彬、周超文，2010），因而在农业技术采用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但社会网络规模与农业技术采用率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看法，通常认为一个更大的网络可能表明更多的信息交流，获得更多的技术信息（Fafchamps and Lund, 2000；韩菁，1995；付少平，2004），因此，可能会鼓励采用。然而，一个更大的网络也可能意味着从个人经验获得信息的成本是昂贵的，信息外部性存在使得农民可以依靠“搭便车”来获得网络中其他成员的经验，因此，鼓励推迟采用新技术（Behrman et al. , 2001）。当前，社会网络结构尚未纳入农业技术采用过程影响的研究中。

（四）政府推广与社会网络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政府推广服务在农业技术采用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朱希刚、赵绪福，1995）。但一直以来，我国政府技术推广服务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多样化的技术需求，导致了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凌远云、郭犹焕，1997）。以需求为中心的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开始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黄季焜等，1999；王玄文、胡瑞法，2003；吴敬学等，2008；卫龙宝等，2013；高强、孔祥智，2013）。Goyal和Netessine（2007）认为，通过建立“示范户”的方式，依赖一个核心成员传播信息，能够减少对技术采用的不确定性或促进局部创新。但是，政府推广服务和社会网络在技术采用中存在何种关系目前尚不能确定。Duflo等（2011）发现，当通过政府机构进行技术推广时，社会学习的证据不足；而Genius等（2014）通过农业灌溉技术采用的实证研究得出，推广服务和社会学习是技术采用和推广的强决定因素，而两种信息渠道的有效性因对方的存在而增强。

（五）文献述评

国内外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从静态到动态、从定性到定量地分析了社会网络和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本书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然而社会网络在农户技术采用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功能未能受到足够重视，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关系尚不清楚，社会网络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路径有待进一步验证，社会网络如何与政府推广服务交互影响作用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也有待深入研究，尤其是有关社会网络影响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研究相对薄弱（王金霞等，2009；王克强等，2006），关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社会网络效应缺乏系统和细致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书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索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社会网络效应，以期为我国农户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供制度创新思路和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