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角逐中艰难抉择

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同建造了一个结构，其中给中共预留了位置。但是，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等从一开始就对这个位置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准备为这个结构的延续和促使中共按照他们各自的理解最终到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方面，也是各有其算计、心口不一的。因此可以说中共中央是有纵横捭阖的空间的，从当时中共对外政策的角度看，中共中央的战略同这个结构仍然可以找到兼容之处。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研究比较倾向按照一个大过程的最终结局来发现和分析导致这种结果的逻辑和历史人物的动机，却容易忽视这个大过程在起点上本来就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及其给未来留下的想象空间。抗战八年是中共对外政策形成的时期，种种原因导致中共对外政策变化巨大而且起伏不定，远不是一成不变的和不可塑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观念也处在变化之中，有其需要深究之处。

从苏德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被全部卷入战争中，二战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这期间中共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的核心是认为世界已经形成了以美、英、苏等同盟国组成的民主阵营和德、意、日法西斯阵营，美、英、苏三大国关系已经根本改善，世界政治的潮流将遵循《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英美协定和美苏协定等历史文件规定的方向滚滚向前，“战后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新策略路线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一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正在袭击全人类的生存，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我们是处在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他们当时几乎不曾想到，世界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会产生共同的战略利益，特别是还能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直相信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当时国际政治潮流的论断，即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世界政治中再次形成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为中心的政治格局。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面临的严峻局势迫使斯大林迅速改变政策，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22日晨，斯大林紧急召见共产国际领导人，磋商如何组织各国共产党人牵制德国，以及如何采取措施保卫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随后召开会议，讨论德国进攻苏联后的国际形势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会后，他们陆续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明确地提出各国共产党目前应该集中全部力量，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和奴役的斗争，并且不要再谈论“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战争”，等等。中共领导人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以后，于23日开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声明全力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共中央在决定中向全党说明：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尽管发出了这样的指示，面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和美、英、苏之间的纵横捭阖，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仍然处于困惑和认识混乱之中。他们一面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断调整对外政策，同时却难以给出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造成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长期受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部分是因为缺乏经验和信息不足，以致对国际政治的运行规律和迅速变化所知有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2年初反法西斯同盟形成。

7月12日，苏英两国在莫斯科缔结协定，宣布将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对德国作战。14日，中共中央即在党内通告的政治情报中称该协定为“整个国际联合的枢纽和反法西斯胜利的保障”，并认为“今后世界政治将环绕这一协定而支配着一个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在专门向全党发布的指示中说明：“在目前的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宣布参战，苏联与美英终于宣布结成反法西斯同盟。1942年1月1日，美、英、苏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声明每一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保证互相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站协定或和约”。这导致中共领导人大幅度和长时间地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

美、英、苏三国结成同盟，以及它们为赢得战争而非常重视相互间的合作并为此做出很多努力，特别是它们都表示希望使战时合作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下去，等等，这一切导致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即很多人都相信美、英、苏等大国合作不仅仅是战争时期的现象，而且必将是战后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趋势，而大国合作的基础现在是、战后也是《联合国家宣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自决。中共领导人当时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美英苏三国合作很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他们说这被称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

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有一种从外向内的思考逻辑，即从“天下”、世界来看一国的国内政治。从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看，二战是一次将中国与世界真正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事件，中国的精英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国国内政局同世界政治已经很具体地连接在一起。中共领导人也不例外。如毛泽东在经历了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外政局动荡之后就这样总结道：“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苏德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争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根据这个逻辑，中共领导人将国共关系的发展与国际政治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认为国际上美、英、苏三大国关系已经根本改善，这一重大变化基本决定了中国政局的发展方向，国共关系不仅不会像前一阶段估计的那样发生逆转，而且经过积极的努力，甚至有可能促其好转。

此外，在苏联与美英结成同盟和世界政治潮流的影响下，中共就不能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国民党也不能继续长期推行一党统治和用武力消灭中共的政策。即使在战后，中国也只能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当然，当时中共力量比国民党要弱得多，这种形势其实是对中共有利。所以，中共中央在1942年7月7日发表公开宣言称：在世界反法西斯和民主的潮流的支配下，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统一、和平和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应是“民生幸福”“经济繁荣”，“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战后中国“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共中央还郑重声明：“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当时的政治现实是，人类社会只能在更具有普适性的“民主”“自由”和“民族自决”等主张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没有比民主和人权这些更具吸引力的思想能把人类社会动员起来，并为反法西斯主义而战斗，直至付出生命。这种感召力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是不可抗拒的，加之苏联也宣布在接受大西洋公约的原则基础上与以往的敌国结成同盟，中共中央大幅改变对外政策是必然的。

这个时期中共改变对外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对美政策的转变。分析这个时期中共对美政策和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是透彻了解中国当时局势走向及后来东亚冷战的走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从来都存在着尖锐的争论，而从中应该获取何种经验知识则是至为重要的。当时中共对美政策的转变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即美国在反对法西斯和实行民主方面至少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同中共中央的政策存在着很多重合之处。

中共同美国的对抗同它与苏联结盟一样，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可以追根溯源到建党之初。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早期中共领导人，当时更多的是根据列宁的理论，将美国定义为同其他列强差不多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共中央曾经提出过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日国际统一战线，认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如前所述，1939年间，中共中央开始再次将美国划到敌对阵营中。这首先因为他们受到苏联对外政策和斯大林为苏联对外政策杜撰的那套理论影响。中共领导人严厉地谴责美英等反对德、意、日是“好战”的政策，并表示支持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实行反对本国政府参加战争和使本国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他们甚至说“第二次世界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与酝酿，这是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唯一积极结果”。世界革命形势的出现和英、美、法变成了主要敌人，更有利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走向彻底的民族解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加入美、英、法阵线和与美、英、法结盟。

随着欧洲战争的发展和各种国际政治力量的不断重新改组，中国的政治家差不多都看到了欧洲在战争中衰落和美苏两个侧翼大国兴起，并将在战后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权势中心这一动向，美苏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世界政治的走向。就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而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政治精英都认识到，美国的作用在明显上升。1940年夏季，中共领导人曾经断定，列强之中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非美国莫属，即“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对抗德意日阵线的主要领导者，已经不是丘吉尔，而是罗斯福了”。面对这种急剧变动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调整政策，“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即在放弃“东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

问题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那套理论仍然很顽强地束缚着中共领导人的思路，1940年秋季，中共领导人开始将美国视为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当国共第二次危机发生后，中共中央即认为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导致了国民政府的“极速”转变，尽管苏联也在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他们认为目前国民党反苏反共是它“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因此，中共的任务应“是阻止国民党”加入英美同盟，反对“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政策”。1940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共危机的紧张时刻甚至预言：“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美国参战后迅速打败日本，然后“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中共领导人甚至认为曾帮助过中共的“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即都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执行者，“彼等政治态度依英、美政府对华政策为转移”，他们为适应英美政府策划“东方慕尼黑”的需要，“在报章杂志中发表挑拨国共关系和不利于我之言论”。从那时起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进入中共控制地区进行采访。

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后来在他的心底保留了多长时间和造成何种影响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因为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将美国视为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和威胁，以至于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个“美国威胁论”。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预言的前提是他确信美国在中国已经或者最终会取得支配地位。中共的对美国政策和与美国的关系之重要性将至少在一个时期大大超过苏联，这是中共中央必须面对的现实。从处理美苏关系的角度看，差不多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共中央对外政策开始发生潜在的转变，它的重点与其说是争取苏联的援助，不如说是限制或利用美国干涉。

事实表明，美国在第二次国共危机的表现同中共中央的分析出入甚大，特别是美国记者的报道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报道促使美国政府最终明确向国民政府表达了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告诉蒋介石：美国“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的斗争，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及其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非常关切”，“他们听了中国内部困难与摩擦后，自然非常关切，希望这困难能予克服”。罗斯福还派遣白宫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带信给蒋介石，希望国共“为抗日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并表示赞成中共“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美国政府的态度对约束国民政府当然是有作用的，中共领导人则因此开始认真地考虑美国在国共关系中到底可以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结论是，在遏制国民政府反共政策的各种国际力量中，苏联的影响力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真正能够而且有时也愿意约束蒋介石的，主要是美国政府，美国的政策可以使国民政府“难于反共”。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起草发出了一份题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以几个“区别”来论述中共中央改变对美政策的合理性。他说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即中共的对外政策与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要有区别，第一是区别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是区别英美于德意日；第三是区别英美政府与英美人民；第四是区别英美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和它们目前的政策。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就是“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毛泽东起草的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它实际上承认了以往的政策是简单化的，有必要进行重大的调整，当然首先是要解决认识水平问题，要在承认“区别”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另一方面，它基本上固定了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层次，在意识形态的框架里，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只能是彻底地相互利用即“利用矛盾”，合作也只能是“利益的汇合”，不仅不大可能有理念和价值的交集，最终还要“各个击破”。当然，从战略文化的层次上观察，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可以将国内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运用于处理对外关系，这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政治经验的依赖、坚持，以及对国际政治的独特解读和其认知逻辑的特殊和特别的内向。

中共中央在此后一个时期的对美政策仍然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当然，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变幻不定，充满了爆炸性，并没有给中共领导人留下多少潜心思考的时间。中共中央的对美政策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复和摆动，不过毛泽东毕竟已经在理论上为制定一项实用的对美政策提供了空间。作为这项实用政策的最初表现就是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地区又成了受欢迎的人。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发表《论政策》的同一天，专门就如何对待英美新闻记者等发布党内指示。指示按照“改错不认错”的一贯作风指出，美国记者等还是要“当做情报人员看待”，不过另一方面也将他们“当做外交人员看待”，“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共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出现大幅波动。是年7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说：“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从这个电报中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在苦苦思考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欣喜之情。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共领导人还不能确定的是美国是否会成为支配世界政治的力量，他们相信大英帝国在世界独占鳌头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曾经注意到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的领导地位。不过从后来一个时期的情况看，中共中央一直还没有确定这一变化是否是确定的和长久的，只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实际变化促使中共中央的对外联络越来越多地向美国转移。如前所述，7月12日，苏英两国在莫斯科缔结协定后，中共中央曾认为，“今后世界政治将环绕这一协定而支配着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评价则更高，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英苏协定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一年前做出的判断，即在与中国政局有关的列强中美国将居首要地位的局面这一看法已经过时了。这种分析显然是不合理的，它表明中共领导人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着认知倾向的影响，而且不稳定并起伏甚大。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同时参加到同德日作战的所有大战场之中，中共中央才终于确定美国才是中共必须给予首要关注的国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使中共领导人改变了对美国的评价，他们那些对美国的积极评价的背后未必都是出于所谓的“革命策略考虑”，它们部分地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另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是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迅速攀升，特别是这种攀升同苏联影响力下降同时发生，并主要表现在美国反对日本侵华的政策越来越明确和坚决。其他国家在这个阶段几乎都只是参与部分战区的战斗，苏联也还没有参加全部战争，特别是没有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甚至还从中国撤走了军事顾问，尽管它是欧洲对德作战的主力。更直接一些的原因是，1942年初，苏军派遣一个各兵种混合情报小组到延安，以便加强在中国收集日军情报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见苏军情报组成员时，提出情报工作由双方合作进行，苏方提供资金和技术，中共方面提供人力，所获情报共同使用。苏方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建议。此后苏军情报组成员大部分撤走。

这时，中共驻重庆的代表正通过各种方式接近和联络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以“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为名，争取与他们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的另一重要发展是，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党委或省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机关等，均需设立调查研究机构，以“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中共中央直属的调查研究局中专设国际问题研究组。这一系列涉及对外政策的制度建设表明，此前中共领导人在世界政治领域是多么依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判断，以及他们终于意识到这种依赖是有负面影响的，中共需要在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主要根据自己的分析做出结论并制定政策。

1943年夏季开始，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发展，到1944年夏季达到一个高潮，其标志就是美国政府向延安派出了一个代号为“迪克西”的军事观察组。有几个相继发生的事件推动这个进程。首先是苏联为了打赢战争，当时主要是为了促使美英尽早在欧洲开辟第二条战线，干脆解散了共产国际。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照例给出了一套理论阐述，但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共在内都知道，他们要靠自己干了，当然这未必不是好事。其次是在当年夏季发生的第三次国共危机中，美国再次积极干预国民政府的政策，导致中共中央更加相信，美国的确是很可以利用的。

1943年夏季发生的国共危机结束后，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开始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John S. Service)和戴维斯等人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应派遣美国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并在延安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他们相信与中共建立正式一些的关系对于维护美国战后在中国的战略利益，是一种有紧迫性的需要。1944年1月，戴维斯再次上书美国政府，指出：“我们需要在还能受到欢迎之际，立即派遣一个军事的和政治的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搜集敌情，帮助并准备从该区发动某种有限度的作战，获取关于中共实力的精确估计，在设若俄国人攻击日本的时候，报告俄方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和估量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分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或甚至成为俄国新卫星的可能性。”戴维斯的报告终于引起美国领导人的重视。罗斯福通过驻华盟军总指挥美国将军史迪威转告蒋介石，应允许美军立即向西北中共控制地区派遣代表。面对美国的压力，蒋介石在几番阻挠之后，终于同意美国政府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由18人组成，分两批于7月22日和8月7日到达延安。他们能够成行是因为美国政府一再要求蒋介石应准许驻华美军与中共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加强对日作战和了解中共的政策。美国政府的行动本身就会引起很多联想，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则标志着中共与美国之间终于建立起准官方关系。在美军观察组被允许访问延安之前，中共同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联络活动已经非常活跃。他们在3月间已经获知，罗斯福在要求蒋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目的是了解中共在“战时及战后态度”。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6月下旬访华之前，中共驻重庆代表就提出要努力争取单独会见华莱士，并获中共中央支持。他们甚至对华莱士访问延安抱有希望。在华莱士访华期间，中共代表已经获知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并告中共中央。毛泽东接电后当天就回复请林伯渠、董必武等代为转达欢迎，以及延安立刻开始修建机场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军观察组能够获准访问延安，同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的联络工作(也称国际统战工作)是有关系的。

在中共与美国驻华军政机构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推动下，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和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表明，各方面的情况都显示中共在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毫无疑问，对日作战是驻华美军首要的关注。关于这一点，有关的报告做了足够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代表与美军人员商谈的具体内容和深度，包括在华北、华中、东北等地收集情报、修建机场等。中共领导人对美军人员透露的一些拟议中的军事行动计划相当重视，并很积极地争取实现合作。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的同时，也有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两位代表前往湖北中部新四军五师驻地，提出要商谈以汉口、上海、广州等地为中心建立通信网，初步磋商美军在沿海登陆时与新四军配合作战，以及进行情报合作，等等。

中共代表对美国政府派遣军事观察组到中共地区的目的做了更深入的分析。他们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不仅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而且还要了解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以及中共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战后是否会同美国合作等，这些是很多美国人“心里的问题”。他们相信，如能使美国人了解中共七年来未得到苏联援助和所执行政策的实际情况，“更必有助于”今后双方的合作。中共代表已经相当敏感地注意到，美国最担心的是国共内战会“弄坏美苏关系”的逻辑中包含“美必援蒋，苏必援共之意”。换句话说，存在着发生内战时美国有援助国民政府的可能性。

8月中旬，在重庆直接从事对外联络的中共南方局提交了一份有关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内容相当详尽的报告，其中对美国政策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大胆预测，即美国有可能承认中共是中国政治的中心，如果中共的确能够名副其实地站在中心的话。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南方局的同志们按照党内政策报告的通例，通过“一方面”加上“另一方面”等的具体分析，论证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即一方面，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目标是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为此它需要联苏联共，这有利于中国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面临来自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保守分子及教会的阻力和实际困难，而且美国人民也有可能因为在战争中牺牲过大，以致产生消极情绪。报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罗斯福终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美国“决不放弃对中国政治经济的领导，决不放弃对于中国中央的影响力”；如果美国认为蒋介石不能适应它的需要，它有能力“扶植一个完全执行美国政策的政府”；即使蒋介石倒台，中共也不能幻想“美国会自然承认我们是中国政治核心”；但是，“在现实已经造成不能否认时，可能被迫承认”，尽管美国“不会自动赞成中共成为中国政治中心”。报告还认为，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建议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美军可能登陆的沿海地区。在随后不久提供的另一项报告中，南方局提出，美国很关注中共对苏联的态度，中共对苏“义务宣传太多”，需加以改进，并应对为什么继续使用“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做出解释，因为美国方面很难理解中共的政纲和党的名称之间并不一致。显然，为了加强和美国方面的合作，中共同苏联的关系将难免受到影响，其程度将取决于同美国合作的程度，两者关系肯定是负相关的。

除上述那些政治和政策性的分析，一些报告也包含对美国人的观感，它们反映了在一些几乎没有同美国人接触过的中共领导人心中，美国人形象这时基本上还是正面的，至少是好过英国人的，后者被认为是“狡猾”的。例如，新四军五师的报告称，美国人是“实际主义精神强，只求达到目的，采用一切方法”，“做事认真，重信”，有“绅士气”，感情上则“天真”。林伯渠详细描述了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前往延安的决心，报告后者说“要做到与中国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这种壮士断腕的形象当然会增加中共领导人的好感，包瑞德到延安后，中共领导人同他相交甚好。有趣的是当中共领导人决心同美国分道扬镳时，包瑞德又被毛泽东作为美国人“像流氓资产阶级”的典型，说他在延安有“流氓劲”。看来形象是有影响的，但作为一种影响政策的表层因素，其流动性和可塑性的确比较大。

上述各种报告的分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共领导人的判断和决定，从历史过程看，这也是中共中央首次完全依靠党的外事机构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并制定相关政策。中共领导人的反应几乎是全方位的。7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经在一份文件中说，国内外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这多少反映了中共中央内部的困惑，因此有必要提出一项明确的对外政策。8月18日，在收到南方局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一项关于外交的指示。从时间顺序和南方局报告的详尽程度看，该报告很有可能是应中共中央的指示起草的。中共中央在全面阐述中共对外政策后，前所未有地详细阐述了积极与美国发展合作的意义和方针。该指示说不要把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当做普通行动”，而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理解，“外交政策”是国际统战政策的表现形式；“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地也适用于国际统战”，所以也就应该是适用于外交政策的；当前国际统战的中心则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重点则是同美军的军事合作，并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双方更多方面的合作关系。“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且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可能实现。”

“8·18”指示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将国际统战实际上界定为位阶远高于外交政策的原则，而外交政策不过是“国际统战政策”在目前的最主要的内容。循着这个逻辑就可以理解，中共中央为什么能够将美国内部“也有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作为制定对美政策的依据，并提出应做相当细致的区分，而且还认为美国内部的顽固势力要弱于英国。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继续将美国的不同政治力量做认真的区分。他认为“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后来中共领导人又增加了要把美国当前的政策同将来可能改变的政策区分开来一条。总之，中共的政策应该建立在分析这些区别的基础之上。后来很长一个时期的发展表明，中共领导人的这种逻辑对他们调整对美国政策和寻求与美国的和解是相当重要的。

中共中央的上述论述明显地展示了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必定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所以他们只能将与美国的合作放在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内加以解释，以便获得政策的合法性。但是，一旦这种合作发展起来并提供实在的战略利益，中共的政策将走向何方并不是那么确定的，问题只是与美国的合作到底能走多远。后来美军放弃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原因同中共与美军的合作无关，是美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出的军事战略决定，其结果是历史没有为双方提供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机会，或者说是没有提供检验是否能发展进一步合作的机会。所以，那道“机会是否存在”的历史谜题按照历史研究的规范其实是无解的，因为历史学家不去研究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且笃信只有发生的才是合乎逻辑的，然后便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努力去找其合逻辑之处。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共与美军的合作大致揭示了双方未来是可以在利益会合的基础之上进行更多合作的，尽管那将是有限度的。

在“8·18”指示发布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积极推进与美军的合作，这时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的联系也在迅速加强。除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外，在华北中共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五师控制的地区和华南的东江纵队，均有美军人员在积极活动。在收集日军情报、提供空军作战用的气象资料、勘察登陆场、了解中共军队在沿海地区的分布情况、营救落难的美军飞行员等方面，中共军队与美军进行了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合作。为了与即将到达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联络，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担任组长。这个小组是中共中央首次成立的专职对外联络、情报汇集和咨询机构，而且是专为发展同美军的合作而设立，在当时协助中共领导人处理具体的联络和情报工作，从长期影响看则为处理同美欧国家关系聚集和培训了一批有专业素养和经验的人才，他们的重要作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即使在中美隔绝了20多年之后，一旦有需要，中共领导人总能找到同美国人打交道的干才。

“8·18”指示发布之后，中共中央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容从配合美军在中共能控制地区收集情报和建立机场、救护美军飞行员，发展到争取获得部分美国援华物资，特别是准备在美军登陆中国沿海作战之时与美军配合作战。中共领导人非常认真地进行了部署，因为他们开始认为美军与中共合作的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故应积极开展“广泛游击战”及“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为了能有效地与美合作，中共中央决定向美军积极活动区域加派部队，并指示各部队改进参谋、情报和通信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增设战略情报机关，定为联络部”，作为同美军进行情报合作的机关，师级和小军区增设联络处或联络科，以便“与美军取得联系”。中共领导人显然考虑过，与美军合作有可能引起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但他们认为与美军合作仍是利多而害少，所以提出各部队应“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

这期间，驻华美军表现出与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的积极愿望，包括在华中中共控制地区建立情报通讯网、获取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地区的情报资料，以及美军在华中地区登陆后中共军队能够提供何种援助，等等。他们也多次提出过在需要时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包括向中共军队提供训练及物资和协助建立情报网等。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直接同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过美军与中共军队在中国战场联合作战。到10月下旬，中共领导人一度认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一带登陆，而且“时间可能很快”。他们遂开始派遣有关部队和大批干部进入沪杭甬和华北指定地区，准备在美军登陆时配合作战，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包括夺取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中共领导人这时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可能在长江下游登陆，我们和他们合作”；美国在中国大陆上与日本作战，“那就不能不依靠中国大陆上的力量，那就不能不与我们合作，与我们合作就对我们有利”。

中共中央的另一目标是争取获得美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是1944年初夏开始在重庆外交圈和国际媒体中出现的一种议论。华莱士访华期间，中共代表从宋庆龄处获悉，华莱士在同后者的会见中对中共得不到援华物资表达了不满。随着同美军合作的逐步加强，中共中央相信美军基于作战的需要，有可能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在“8·18”指示中，中共中央已经将获得美国直接援助作为中共“半独立外交”的内容。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将“公平合理”分配美国援华物资作为同国民政府谈判的重要条件。到9月9日，中共中央要求在重庆的林伯渠等利用同赫尔利、纳尔逊等会谈的机会，直接提出中共军队应获得美国军事援助物资，而且“至少应得三分之一”。三天以后，毛泽东干脆提出，应将美国援华军事物资的“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即国共平分”。他后来又指示应该在国民参政会上直接向国民政府提出国共平分援华军事物资。

正是同美国驻华军政各方面的积极合作，以及为了接待美国的官方机构驻在延安，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发展自己的准外交关系，并开始建立起相关机构和队伍。这个时期，中共报刊对美国的赞扬也是空前的。当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弘扬民主思想，将美国称为民主的楷模之一，在中共媒体中并不少见。1943年4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短评说：“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还有诸如《祝盟邦美国国庆》的短评说：“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是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独立)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的示范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毛泽东本人参加了这场宣传，在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他曾经要求《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将美国国庆日称颂为“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对美国的这种看法是1944夏季中共中央大幅改变对美国政策的思想基础之一，尽管他们在具体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当时也是相当谨慎和严厉的。但是，毕竟中共当时还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夺取全国政权其路漫漫。

中共与美军合作的最大的影响是促使中共中央大大提高了在国共谈判中的要价。1944年春，中国正面战场的军事溃败给国民政府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蒋介石的地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中共中央认为这是重开与国民政府的谈判并能迫使对方做出让步的最好时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中共领导人断定蒋介石并没有在危机情况下让步的打算，他们同时获得的情报提示说，美国是有可能抛弃蒋介石的，如果后者实在是不争气的话。所以，他们在华莱士访华后认为，要想“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和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毛泽东的预期差距不大。中共与美国驻华军政单位的关系明显加强的同时，美国政府正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以便鼓舞军民的士气，从而有利于扭转战场上发生的溃败局面，并为国民政府维持在战后的统治奠定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为此，美国甚至直接介入国共谈判，希望能为国共找到妥协的空间，而且肯定是以民主的名义。美国的这一努力从夏季开始，也是反映了当时在欧洲出现的一股政治潮流。不少欧洲国家为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纷纷实行多党派合作并组织起了联合政府。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英国这类议会中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欧洲国家中共产党入阁参加联合政府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加。随着欧洲的战争走向结束，共产党人入阁的趋势还在发展，在那里组织多党联合政府成为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一股潮流。

9月中旬，中共军队与美军的合作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从两个方面推动中共中央下决心改变以往的战略，大幅提升国共达成协议的门槛，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由此导致的国共关系骤然变化促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直接介入国共谈判。中共中央本来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压力的，在做出上述决定前一直试图了解美方会做出何种反应，他们获得的信息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导致“中美商谈濒于破裂”。10月下旬，赫尔利多次会见中共驻重庆的谈判代表。他一方面强调要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同时亦承认中共军队力量很强大，甚至承认中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应取得合法地位”，并应该有中共代表参加军事领导机关。他并表示希望访问延安。

毛泽东根据上述赫尔利的谈话断定时机成熟了。10月18日，他在董必武等人关于与赫尔利会谈的报告上写道：“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蒋存在条件下，可以做出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毛泽东此时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他在一周后做的一次报告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竟然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感到多么不可思议。毛泽东说：“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起了大变化，马克思书本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变化，只能找出这种变化的原理，而找不出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毛泽东这种说法有些勉强，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不仅没有“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也没有“这种变化的原理”。完整解读出毛泽东这段话的含义并不容易，不过有两个内容是比较清楚的。其一是他认为美国也不反对中共中央9月4日的决定；其二是形势变化之大出乎他的意料。显然，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变化的确很乐观，很有信心。这是促使中共中央决心大幅度改变抗战以来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毛泽东是“国家主席”。1937年初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可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中央所在地从“苏区”被习惯地改称为“边区”，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转向主要是防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争取和维护中共控制地区的政权和中共军队的合法地位，以及推动国民党实施一些抗日和民主的政策，等等。与这段时期的政策相比，中共中央在1944年9月以后的政策显然激进了很多，不过即使这时，政策的上限也是很清楚的，并没有超出所谓“民主共和国”的范围。也就是说，在中共领导人看来，他们选择的政策没有超出《联合国家宣言》倡导的政治原则，从而也应该是在同盟国所有主要国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当然，他们的确说过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当时在追求民主政治方面是不真诚的。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后一段时间，中共领导人同国民政府和美国代表反反复复展开谈判，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能在“联合政府”这个政治纲领下使收获最大化。毛泽东希望知道所能追求到的最大限度在哪里。

11月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到达延安，毛泽东等获悉来者是美国驻华大使，便驱车亲往机场迎接。随后两天，毛泽东同赫尔利谈判签署了一个有五点内容的协议书，由赫尔利带回重庆，周恩来则同机前往。这时看来一切如毛泽东所料。赫尔利离开延安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感谢毛泽东“光辉的合作与领导”，“智慧和热忱”的毛泽东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胜利的贡献”。毛泽东则托赫尔利给罗斯福带了一封信，说他“很荣幸的接待”赫尔利，并且“融洽的商讨”了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的“大计”。他很感谢赫尔利“卓越的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并希望中美两国人民“永远携手前进”。五天后，毛泽东通过美军观察组收到罗斯福的回电，后者说“余期望与所有(一切)中国力量的强有力的合作”。董必武也从重庆发来电报说，罗斯福发电报让蒋介石“改组统帅部改变办法云云”。至此，一切都在按毛泽东的想象发展。

但是，赫尔利回到重庆面见蒋介石后就变脸了。赫尔利决定放弃同毛泽东达成的协议，进而要求中共做出让步，结果是断送了与中共的政治合作。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整肃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中的所谓亲共人士，彻底摧毁了美军与中共军队的军事合作。史家多将此归结为美国政府的阶级属性，但绝不可低估赫尔利的个性和他个人的政治能量在其中的作用。如果不是赫尔利这样的人物在重庆翻云覆雨，在美国使馆和驻华美军中清洗他的同胞，中共与美军的军事合作至少不至于如此不堪。

中共中央在谈判中断后，中共军队与驻华美军的军事合作尚未受到赫尔利调处受挫的影响。驻华美军各单位的代表仍在重庆与延安之间穿梭往返，他们积极寻求与中共军队进一步合作的可行方案。中共领导人同样对双方合作与日军作战的前景，抱有一定程度的希望。他们在延安继续同美军代表直接谈判军事合作问题，并直接向驻华美军领导人提出希望得到财政帮助，用于瓦解日伪军。中共领导人显然不希望政治谈判影响中共军队与美军之间正在发展的军事合作，他们甚至通过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致函赫尔利，表示愿意同美国进行抗日军事合作。12月下旬，中共领导人还制定了同美军合作和争取从美军获得21个旅的武器装备的军事计划。

但是，赫尔利竟将他调处国共谈判的失败归咎于驻华美军仍在与中共明来暗往，致使中共领导人以为可以不那么重视他的地位，从而经常无视或反对他的意见。他采取各种措施切断驻华美军各单位与中共的联系，并撤掉一些被他认为是对他不忠诚的美军军官和使馆官员。赫尔利的这些行动破坏了中共与美军合作的基础，对双方关系的影响是至关重大的。

中共领导人开始怀疑并警惕美国插手解决中国军队问题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极为强烈地表达了他对赫尔利的反感，他指责赫尔利关于由美国人指挥国共双方军队的建议是将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共军队“变成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他主张“要攻掉美政府之扶蒋主张”。毛泽东本人对赫尔利的反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同美军观察组合作和同赫尔利谈判是毛泽东第一次同美国官方打交道，而且他和他的同事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一开始就对美国疑心重重。赫尔利的政客特质使中共领导人从此对美国人缺少信任，直到很多年以后。

1945年2月，国共谈判中断后，赫尔利回国述职。4月2日，他在华盛顿的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篇讲话，目的是阐述他理解和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以便在美国人中统一思想。赫尔利回到重庆后也不再急于撮合国共谈判，而是静待中苏谈判的结果，因为他相信中共领导人知道无法得到苏联人的帮助后，自然会回到谈判桌前。他肯定没有想到此时在延安发生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中共中央将他4月2日的讲话视为美国政策出现逆转迹象的标志；二是中共中央为了向美国方面施加压力，决定中断同美国的军事合作。3月中旬，华南中共部队领导人曾经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请示配合盟军在广东沿海登陆作战的相关问题。中共中央在复电中说，美军有可能先在广东登陆，但美国以扶蒋为主，英国则注意拉拢地方实力派，对中共军队比较轻视，华南部队必须准备应付局势恶化，应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以立于不败之地。中共中央显然已经不再认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将对中国政治形势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也断定暂时不存在迫使美国放弃扶蒋政策的条件，因此开始对是否要配合想象中的美军登陆作战采取谨慎的态度。

赫尔利的言行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赫尔利在美、英、苏召开雅尔塔会议之际破坏了美国与中共的合作，这相当于是对罗斯福的政策釜底抽薪。美国政府需要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落实其对华政策，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与苏联共同解决东亚的各种问题。赫尔利却相信，可以依靠实际上很靠不住的美苏妥协来解决中国内部的极为复杂的国共问题。这种南辕北辙的设想是酿成后来中美对抗的一个祸根。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召开。大会政治报告的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报告中正式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作为中共的政治纲领。在大会的内部会议上，毛泽东对联合政府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并具体地分析了“联合政府”有可能呈现不同的形式，这反映了中共领导人思考的深度和他们认识到的各种前景。毛泽东说，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的形式。第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至于做官，中共不要宣传去做官，也不要拒绝，做官也有其好处。第二种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条件是“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而且要“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毛泽东强调第三种可能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是中共的建国目标，但从他当时设想的条件看，这还是相当遥远的，而且他显然认为前两种形式对于中共并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里要指出的是，其中第二种形式同当时美国的设想是相当接近的，即建立一个蒋介石为主要领导的、容纳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机会还是存在的。

上述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三种形式的分析表明，中共七大期间的决定给中共领导人后来的实践留下了宽泛的选择余地。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了形势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认识到国际形势中存在不确定性。毛泽东一直在试图把握那云诡波谲的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对华政策，希望至少能给全党一个确切的解释，但是他也承认这其实是件挺困难的事情。他在七大做结论报告时说：“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发展。”他告诉代表们，所以“要看大的东西”，即二十年来苏联比过去强大了，美国和英国也不可能联合起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会议结果不会被推翻，旧金山的联合国会议还是要成功，“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可能就是因为仍只能搞清楚这些“大的东西”，中共的战略才必须保持足够的回旋余地。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明确告诫要警惕战后美国军事干涉的危险，要警惕“斯科比式的人物”。他在内部报告中又一次提出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说战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以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中共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甚至已经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与美国的对抗。基于这种堪称严峻的判断，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具体措施，限制与美军的合作和限制美国军政人员在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中共中央向有关部队发布指示说：美国已经决心全力扶蒋，但为了对日作战和顾及苏联与我方的关系，暂时不愿贸然中断与我方的联系，并企图借双方已经建立的联系了解我们的政策。因此我方对美军可表示愿意合作，但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和予以地面救护，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如有未经许可之事发生，我方有权予以制止。

七大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即通知各根据地，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各抗日根据地间已经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活动，决定不再准许美军在各根据地建立通信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根据地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信和监视其行动。毛泽东在同包瑞德谈话时说，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为了抗战可以到中共各根据地去，但不准“偷偷摸摸到处乱跑”，因为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中共对他们不放心。驻华美军在此期间曾经提出在灵丘、阜平和沂水等中共控制的地区建立飞机场，在中共各军区、军分区建立通信网，在敌后增设地面救护站、气象台和侦查电台等要求，均被中共中央拒绝。中共中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其在敌后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亲自动笔写了两篇文章，痛斥赫尔利的斡旋是在同蒋介石表演双簧，意思就是欺骗中共和中国人民。他说赫尔利政策的最终结果将是“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把它自己放在”几亿中国人的“对立面”，而且给美国人“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两篇文章既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其用词之尖刻也透露了毛泽东对美国的厌恶之情，他心中的美国形象的确是十分恶劣的。可以说中共与美国对抗的态势在抗战后期已经基本形成了。

在中共七大期间，中共中央难以确定的国际因素也包括苏联的对华政策。现在还没有历史文献能确凿地证明中共领导人当时已经了解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毛泽东在他所看到的“大的东西”中，能确定的也就是苏联比过去强大了很多，而且他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比较主动，因为苏联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胜利，在亚洲是否参加对日作战则成了制约美英的重要因素。中共领导人确信，苏联强大即对中共有利，但他们这时的确不能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是否对中共有利，而能确定的只是苏联不大可能像在东欧国家那样，直接援助中共，尽管毛泽东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

从抗战后期的实际情况看，中共离获得苏联直接军事援助的目标不是更加接近，而是更加遥远。这既是因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些特点，包括试图在战后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来同美国维持在东亚的合作关系；也是因为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在抗战期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受到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首先是中共中央与苏联及共产国际在中共应如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出现分歧，其严重性一方面是关系到中共中央的战略与路线，另一方面也涉及在中共中央到底是谁说了算。

从1937年11月29日王明自莫斯科飞抵延安起，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分歧便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直至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这场斗争才基本结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度拒绝了苏军统帅部关于组织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的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为此指责了中共中央，但他们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驱使中共中央改变其决定。这一时期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是一概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有时甚至还给予支持，但这并没有改变双方分歧的实质，即中共中央考虑战略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维护中共党的利益；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出发点则是如何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

由不同的战略利益引起的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之间的政策分歧，使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不满逐步发展为对中共的性质产生了怀疑，这进一步导致维系双方关系的意识形态纽带被明显地削弱。1940年秋，斯大林向即将到中国赴任的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V. L Chuikov)陈述了他对中共的看法。他说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中共的“整风运动”加深了苏联领导人的上述成见。1944年4月间，斯大林在与美国官方代表的谈话中称，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忘掉这种(共产主义)政治倾向”。后来在赫尔利访问莫斯科时，莫洛托夫向前者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已经变成了一个爱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实力。

中共中央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一方面，中共领导人真诚地信仰列宁主义的理论，尊奉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权威，甚至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仰赖苏联的判断，并一直相信中共与苏共是命运攸关的。另一方面，他们从中国革命运动成败起伏的政治经验中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生搬硬套苏共夺权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将给中共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会遭遇彻底失败。在思想和理论的层面，如果不能将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中国化”，即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和一套可为之获得合法性的理论论述，中共就无法为中国革命运动找到走得通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从后来的发展看，中共领导人自己独创的理论如何能在国际共运中获得承认，从而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获得合法性，竟成为推动中共中央决心与苏联结盟的重要动力。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它的魅力。

在中共的组织层面，如果不比较彻底地清除如王明等一类苏联派来并代表苏联国家利益和按照苏共意图指导中共工作的人们的影响，中共中央与苏联的分歧就会不断引起党内斗争，如同过去反复发生过的那样，甚至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即导致中共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是中共与苏联关系中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共中央决心从根本上修正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即无论如何，中共中央必须将中共的战略利益放在首位，也就是说要超过苏联的利益。他指责王明的错误就是坐错了椅子：“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的太少了！对别人的事操心太多了！”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时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话语中已经反映出他们观念的重大变化。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共曾经的重要帮助，同时也表示苏联的经验是很不够用的，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是很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七大讨论中共的历史经验时，中共领导人很自然地就说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并不是或者不全是前者在指导和帮助后者，而是可能包括了彼此需要对方，即毛泽东所说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双方相互需要，如此而已。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1944年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其实已经相当冷淡，这一时期双方都在根据各自的判断和需要自行其是。1945年春，由于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和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在欧洲战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已经可以转向亚洲打击日本，从而获得了相当优越的战略地位。它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与美英就东亚问题达成协议，它的对华政策也基本明朗。在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框架中，与处理对美和对国民政府的关系相比，中共对于苏联领导人实在不能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只是在如何保持中国政局稳定和必要时可以被用来制约国民政府这个层次上才被考虑到，而且看上去是有些漫不经心的，并且苏联领导人似乎没有感到有同中共中央协商的必要，甚至都没有必要知会一下。

与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从1945年春季开始，中共中央的注意力开始更多地转向苏联的有关政策，并考虑如何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以便利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可能出现的局面。这当然同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出现恶化的征兆有关。4月18日，在苏联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两周后，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指示。该指示的主要内容是说明，苏联废除《日苏中立条约》表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经为期不远，东亚国际形势将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军队配合美、英、苏等盟军作战的主要方面将是配合苏军作战，战略发展方向是察哈尔北部和东北地区。为了完成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对指战员进行思想教育，包括克服对美国的盲目好感，以及相信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在宣传中则要强调苏联力量很强大。这个指示是针对接近东北地区的华北根据地的，中共中央批转它表明了对这种动向的关注。

如前所述，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中共领导人一如既往地热情赞扬苏联在二战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苏联才是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苏联，毫无疑问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云云。也就是在这次大会期间，毛泽东第一次告诉与会的高级干部，他想了很长时间的争取控制东北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本质就是要背靠苏联，打破中共根据地长期被分割包围的局面。

不过确切地说，七大期间中共中央至多是确定了或者说是在重申争取与苏联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而且这一重申在当时中共领导人心中有多大的实质意义值得推敲，因为他们也谈到要同其他盟国合作，甚至说“几个大国，同盟国，也要坚决地联合他们”。实际上正是在七大期间，中共领导人获知赫尔利访问莫斯科时同苏联领导人谈话的部分内容，包括苏联支持中国“民主团结”即不支持国民政府反共内战、中共是“最大的农民抗日武装”和苏联不会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等。因此，在涉及中共与苏联关系方面，除了更热情地赞扬苏联之外，七大的主调是谨慎观望并对得不到苏联援助要有思想准备。

七大期间及其以后，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苏谈判开始后，中共中央终于大致确定未来有可能争取到的与苏联合作的范围——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如果大国之间关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话。在抗战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已经基本断定，苏联是不会直接援助中共的。大致是在8月3日，曾作为中共代表在重庆长期谈判的王若飞在延安做了一个形势报告，从中可以部分了解到中共领导人对中苏谈判的前景的矛盾看法和对苏联政策的分析。这个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分析同中共领导人这个时期的看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包含着是否可能得到苏联援助的分析视角，并据此判断苏联政策的好坏，了解这一特点对于分析中共领导人的思考是重要的。显然，王若飞在报告的有关部分对中苏谈判的结果和影响做了十分谨慎的分析和估计。他告诉与会者，中苏谈判的前途有可能是签订条约，而且中苏条约必定要同时照顾美苏双方的利益，因此不会是一个苏联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条约，故中共对此不可心存侥幸，要准备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他说苏联肯定会与国民政府签约，宋子文去莫斯科是受美国人的指使，中苏条约将反映美苏之间的妥协，“不会订一个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不过他也劝“大家不要焦心”，因为苏联的妥协不会越过两个界限，即不会允许美国独占中国，不会允许战后出现一个美国支持下的法西斯中国；还有就是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也不会同国民政府订立限制中共的条约。谈到意识形态时，王若飞看来很激动，他说：“讲起马列主义来，斯大林是不是会定一个限制中国人民的条件呢？决不会的！决不会的！”这就是中共中央这时形成的一个宏观的判断，即苏联既不会援助中共，也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苏联这种政策对中共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权衡其利弊，取决于中共中央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重点。后来的发展表明，中共领导人也的确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做出判断和选择，这是中共与苏联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显然，在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共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对称的状态。一方面是苏联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将中共放在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如果不是基本上不主动加以考虑的话；另一方面是处理对苏关系在中共中央战略决策中的位置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中共领导人面临的现实是他们只能在既定的和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苏联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也还要经过相当的努力才能实现，包括合理的政策和展现足以影响中国政局的实力。

8月8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战争，抗战形势急转直下。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做有关苏军参战和抗战胜利后的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苏军参加对日作战意义重大，“外国共产党的军队来援助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打击法西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但是他在谈到中共是否会得国外援助时，却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有美国援助，中共至今还没有得到外国援助。纵观报告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评价苏联参战对中共的积极意义还是比较抽象的，苏军参战有可能成为一种制约因素，使“美国不一定援助中国内战”，暂时将内战限制在“若干地方性”的范围内。至于它是否会给中共直接或间接的援助，毛泽东未做任何解释或预言。他特别强调的倒是要自力更生，“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显然，中共中央已经断定不大可能直接从苏联得到援助，不过他们还是没有估计到，苏联对华政策相对于中共利益而言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此。

苏军宣布参战后，8月11日，中共中央便提出“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我军大部迅速集中”，“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同时也要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国共内战。8月14日，蒋介石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16日的回电内容不算抬头和署名共41个字，中心思想就是让蒋介石读一读由他起草、朱德署名并于当天发给后者的电报，以便了解中共中央的主要关切和他本人在忙些什么。那份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向蒋介石提出六点要求，包括中共军队正向日伪军进攻，他们有权接受日军投降，国民党应该召开国是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另外，还要求蒋介石“公开收回”因为他“私心”太重而发出的错误命令。从这一天毛泽东发出的诸多电报看，他的注意力都在中共军队如何扩大战果，直到收到斯大林那封具体日期不详的电报，才认真考虑蒋介石的来信。

日本宣布投降不久，斯大林便发电报给毛泽东敦促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谈判。斯大林这样做就是在履行苏联在与美国及国民党政府交涉中承担的义务，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共接受并帮助落实美苏之间的谅解。这时苏联对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上的条款变成现实的格局，以及如何维护自己在这个格局中的利益。这时中共中央正鞭策全军全力以赴地利用日本投降之机获得强大实力地位，毛泽东对蒋介石有关赴渝谈判之邀请没有兴趣，即使有美国人出面担保人身安全也没有用。根据毛泽东回忆，苏共中央电告中共中央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这段回忆是在10年以后了，毛泽东所谓“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是对电报内容形象的概括性的描述，苏联关于内战前途的悲观预言实际上就是指如果发生内战，存在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毕竟美军正在中国沿海地区陆续登陆，驻华军队人数最多时达到过11万之众。不仅苏联来电如此告诫中共中央，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苏军等，均相信美国极有可能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结果将是中共遭受毁灭性的失败。可以设想，苏联是绝不会为了中共与美国开战的。

中共中央固然对苏联领导人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感到不满，不过他们对战后美国是否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关注程度，实际上超过了对苏联政策的关注，这是苏联的判断能产生实质影响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在8月11日指示全党工作重心是向日伪军发动进攻和夺取合法受降权的同时，顺便也提到会恢复同国民党的谈判，延安会设法缓和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共领导人一开始就认为，抗战结束后会有一个“过渡阶段”。它何时结束，过渡到哪里去，是和平还是全面内战？都无从确定。究其原因，中共中央对国际环境中确实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难以把握。所以，当苏联明确指出美军有介入的可能和赞成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时，中共中央会重新考虑未来的战略。

8月23日，在延安枣园召开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共有高级干部50多人出席。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宣布他准备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周恩来先行一步。他接着宣布，“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而且全世界都是如此。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共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共的力量对比，他承认由于没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未能取得受降的合法性，“我们想力争的那一批胜利果实就得不到了”，“我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军队，没有合法地位”，而这些国民党都有，这就是中共面对的现实。当然国民党也有很多弱点，而且列强都不愿意看到国共大规模内战。

从中共七大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各种战略设想都包含着对美国和苏联对华政策的判断，即美国是否援助蒋介石内战和苏联是否会援助中共革命。这方面的判断显然是中共中央当时决定恢复国共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制约着中共中央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范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谈了他对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判断：“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中共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反之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所以，今后最有可能的前景是七大估计的第二种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毛泽东可以去重庆谈判，但何时出发还要见机行事。一天前，毛泽东曾给蒋介石发电报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复电赫尔利说，“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他让赫尔利先派飞机来接周恩来前往联络。

8月25日晚，中共政治局七人加上王若飞召开会议，最终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毛泽东即电魏德迈，表示愿意在延安见到赫尔利，然后他本人将和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一起早日协商一切大计”。当天，一大群著名中共将领搭乘美军飞机从延安前往山西太行山区机场，以便奔赴各地指挥作战。临行前毛泽东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他在重庆的安全，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国共两党积怨太深，彼此几乎没有任何信任，中共领导人相信重庆谈判会有结果，更多的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笃信中国的事情总是要受世界政治的影响，随着国际上大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了他决心亲往重庆谈判的决定。他说尽管存在出现险恶后果的可能性，如他被软禁等，但从各方面情况看，“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因为美、英、苏“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大内战”。中共中央随后发布通知，告知全党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由于美、英、苏“均不赞成中国内战”，谈判后国民党可能“有条件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承认国民党的地位”，从而使中国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8日，毛泽东等同以身家担保来延安的赫尔利一起飞往重庆，然后同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谈了很多天。

10月10日，国共代表在重庆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第二天下午，毛泽东飞回延安，当天即向中共政治局会议报告了谈判的经过，并对此次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做出积极评价。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等在重庆的行动和决定。

从毛泽东等参加重庆谈判的过程看，他们提出的谈判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七大的设想。中共在谈判中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是回到了1942年夏季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只是更为具体和完整。这再次反映了中共中央对美苏合作将对中国政局产生何种影响的分析和判断。中共领导人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逻辑是一贯的。根据中共领导人在七大期间的估计，首先是苏、美、英的合作关系还会继续下去，不可能爆发反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现在既然“苏美英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固然很难发动内战，中共也需要做重大让步。其次是美苏的对华政策，苏联不会援助中共，即“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尽管从理论上说那是“一定要来的”；以及还有可能“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即美国直接参加反共内战。合乎逻辑的是，既然美苏均承认蒋介石政权并要求和平解决国共矛盾，中共也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更何况中共是力量弱小的一方，尽可能避免或推迟内战是合理的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避免内战，做出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通观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和与之相关的行为，可以大致鉴别出中共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共领导人将立足点放在自己的组织力量之上，尽管它也渴望并从未放弃任何机会从国外也包括从美国人那里争取到支持和援助。这同中共的处境有直接的关系，与国民党相比，外交可以说是中共的最薄弱环节。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中共与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它与美国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关系濒临破裂；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冷淡，以致无法知道斯大林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议内容；当然，与亚洲其他国家更谈不上来往。面对抗战结束时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中共中央的反应则是特别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毛泽东在8月13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国民党有美国人的帮助，中共则没有得到外国的援助，至于将来如何，他未做任何预言，只是强调中共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当时不只是担心国际形势给中共造成的客观困难，而且特别担心它会给中共党内带来失败情绪。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了种种困难后强调说：“决定性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这种“内向”的倾向在当时对中共的战略是必要的，对后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