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内战走进冷战

1945年2月3日,罗斯福(F. D. Roosevelt)、斯大林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等世界巨头齐聚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准备于次日开会讨论美、英、苏在战后如何相处,包括谈妥如何安排战后中国的未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包括斯大林在内)都习惯性地相信,中国乃至东亚的未来既应该也可以照例地由大国来规划,尽管中国在名义上已经被列为“四强”了。不过,这时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都不知道,在遥远的陕北窑洞里,一群中国的精英正在开会讨论同他们三位在雅尔塔开会有关的问题,而且还在分析和预测三位巨头在雅尔塔会谈出什么结果。

在延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这天正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有一个重要的发言,其中提出了中共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接受三大国为中国战后政治做出的安排。罗斯福和丘吉尔甚至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是谁。斯大林即使知道毛泽东,此刻也未必真的就把他放在心上。不过恰恰是这个人会决定战后中国的前途,并在4年后就领导建立了一个将重新改造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国家,使美、英、苏在雅尔塔搞出来的有关决议成为废纸一堆。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已经在开会了,他认为几天就会有结果,而且那些结果至少不会对中共不利。可能是对自己的预测很有信心,他让周恩来干脆把中共的条件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党。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577页。从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大致看出他认为雅尔塔会议不会有不利于中共的结果的理由。他说,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党派“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统治”和改组中央政府等,“是一个原则的转变”。这以前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中共是“要人民”而没有要求参加政府,今后则是中共要改组并参加政府,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一股,造成了一种条件”。毛泽东的意思是同以往只要党、政权和军队合法地位相比,现在中共要参加政府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这是符合且至少也是没有超出美英主张的、它们可以接受的民主原则,中共“为着大局,可能还要忍耐一点”,即不要提出更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如提出改组国民政府。《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主张及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 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23—324页。另参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2页。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雅尔塔会议结束三天后积极地评价说,估计美、英、苏之间“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战后“也是能够团结的”。毛泽东:《时局问题及其他》, 1945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只要美苏关系不破裂、不对抗,中共只是要求改组和有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盟国就应该是可以容忍的。

毛泽东这个谈话包含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认知,以及中共领导人将要实行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预期的归宿。这揭示了中共中央这个时期对外政策的一些基本特点。中共领导人是在为国内政治,主要是从处理国共关系来思考和处理对外关系的。他们至少最初并没有打算采取与大国对抗的姿态以及在它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外为中国政治改革另辟道路。特别是他们仍然相信,大国合作仍将是战后世界政治的主流,这是天下大势。中共的政策将“顺之者昌”,争取得到大国的支持,至少不能招致它们的反对。这些就是中共战后对外政策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