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语言“铺路”[1]

——序“‘一带一路’上的语言系列丛书”

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提出与东盟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通、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体系，东接亚太，西进欧陆，沿途连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版图覆盖65+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接近全球的1/3。这些数据预示着，“一带一路”已不是一国一地之事，而是有关世界的大构想。

“一带一路”的语言地位

“近平倡议”不到两年，已成国内共识，并得国际广泛呼应。有关“一带一路”的会议、文论、工程，几乎日有所新，且有人开始关注“一带一路”的语言问题。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语言问题的提出，表明“一带一路”事业已从宏观构想、意义认识进入如何起步实施的缜密思考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实现这五通，当需语言互通。

政策用语言表述。要深入了解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对策，协商制定区域合作的规划与措施，并使这些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参与。道路连通更需语言连通。道路是有形之路，语言是无形之路。共同规划道路、共同修建道路、共同使用道路，需先修建语言之路。语言之路不通不畅，道路规划和道路修建、使用的各种技术与服务，也都实难通畅。至于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更是离不开语言服务，更需要语言支撑。

“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利益互惠，责任互肩，民心相通或比其他“四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而计，“一带一路”65+个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就近50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的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来种或者200来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

实现“五通”，必得语言沟通。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故而“一带一路”的规划，必须重视语言规划。

其一，研究“一带一路”的语言状况。摸清底细，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编辑列国语言志，编纂单语词典、多语词典及各种专业词典，编写教科书及普及用书。

其二，培育“一带一路”的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的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一些大语种上，而能使用“一带一路”上“表情通心”的语言人才则十分缺乏，甚至连应有的教育资源也十分匮乏。据说我国目前顶多只能开设20门这类语种的教育？！

而且，现在的语言人才概念正在发生变化，真正合用的是“语言+X”型复合人才。其中的X，要么是另外一种或几种语言，要么是专业知识与技能。这样的人才培养周期长、要求高，不能一蹴而就。在培养方略上，可先语言后专业，但更应发展专业人才的语言能力。应开展语言普查，或在人口普查中加入语言内容，建立国家语言人才库和语言人才市场，广罗社会语言人才，甚至包括国外的语言人才。努力实现语言人才的“培养、储备、足用”的理想机制。

其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的文化习惯。要有计划地研究相关国家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出版相关书刊，以便当事者遵守这些政策，尊重这些习惯。

其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都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一带一路”建设中，要重视搭建共用的语言技术平台，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全力发展语言技术，打造语言产业，共享语言红利。

其五，社会语言服务。通过语言智库和语言服务单位，向各国的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及家庭、个人等，提供各种语言服务，包括语言规划、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技术支撑等。语言服务，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且更多地依靠民间力量；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且更多尝试有偿服务；要人工与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双翼齐飞，且更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应适时组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团，把社会需求与语言服务对接起来。

“一带一路”的语言理念

“一带一路”既是命运共同体，其基本理念就应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

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要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习惯，要特别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比如“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该如何译？“‘一带一路’战略”（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的提法和译法是否稳妥？

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中，要注意词语的得体使用。比如“小语种、非通用语种”和“汉语推广、中国崛起、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

此外，已见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都在“抢占制高点”。其实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真是值得仔细思考。

如此看来，应当尽快启动“‘一带一路’术语研究”项目，制定有关术语使用与翻译原则，提供具体翻译词表，拟订“忌讳词表”或“不建议使用词表”，及时为社会提供语言咨询服务。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时冲动，不是权宜之计，也不只是一个动人的口号；不是短期可建成，也不仅仅是中国的自我之利。因此，需要热情，更需要扎实持久地推进，需要更多的参与者，需要参与者都能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欲达此宏志，必须有科学的语言规划。“一带一路”，语言铺路。

[1]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大家手笔》专栏。近悉，王辉“得风气之先”，正致力主编“‘一带一路’上的语言系列丛书”，首卷《“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已交付出版，其他各卷将陆续编成。这套丛书，能够满足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需要，与我的“‘一带一路’，语言‘铺路’”的观念也颇相合。恰巧王辉索序，说“‘一带一路’，语言‘铺路’”非常契合这套丛书，想将这篇文章作为丛书的总序，我非常高兴，特志于此，并希望这套丛书编写顺利，早日发挥“铺路”作用。